康有为，原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人。1858年3月19日(清咸丰八年二月初五)生在一个官僚地主家庭。康的曾祖做过福建按察使，祖父曾任连州训导，父亲康达初，为江西补用知县;他的一个从叔祖曾随左宗棠镇压太平军，官至广西布政使，一度护理广西巡抚。
 康有为自幼读书，十八岁起，受学于朱九江。朱强调“经世致用”，对康很有影响。后来，康有为逐渐对传统儒学发生怀疑，认为“言道当如庄荀，言治当如管韩”，并说“千年来文家颉颃作气势自负，实无有知道者”^[1]。1879年，他结识了在北京做翰林院编修的粤人张鼎华，从而得“知京朝风气，近时人才及各种新书……”^[2]。这一年，他开始读了一些西书，并初游香港，“始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3]。1882年，他到北京应顺天乡试不中，归途经上海，“大购西书以归”，“自是大讲西学，始尽释故见”^[4]。在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启发下，康有为看到中国处于列强环逼之下，“兵弱财穷”、“人情偷惰”^[5]，极感“忧愤迫切”，希望学习西方，赶紧变法图强。1888年，他二次到北京应乡试时，“发愤上书万言，极言时危，请及时变法”^[6]。这是他第一次上书，但没得上达，反被视为“狂生”而遭到攻击。
 上书失败后，康有为离京回乡，“专意著述”，为变法维新建立理论基础。他受到今文经学家廖平的影响，着手从统治阶级所崇奉的儒家“经典”中，寻求变法维新的“理论”根据。1891年，康有为在广州设万木草堂，开始讲学。来学者逐渐增多，著名弟子有陈千秋、梁启超、麦孟华等。这年，刊出了他的第一部代表作《新学伪经考》。
 1893年，康有为中举人。1895年春，他偕梁启超等入京会试，正好赶上清廷与日本媾和，即将签订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康有为得讯，十分激愤，即同梁启超等鼓动各省在京会试的举人一千三百多人，于5月2日联名上书，要求光绪帝拒和、迁都、变法。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公车上书”。从此，康有为作为资产阶级改革运动的领袖，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
 不久，会试发榜，康有为得中进士，授工部主事，但他没有到任，继续活动变法。5月末，他再次上书，提出“富国、养民、教士、练兵”^[7]等改革主张。这次上书，光绪帝看到了，表示“嘉许”。一个月后，他在第四次上书中，更提出“设议院以通下情”的建议。但此书又为守旧分子所阻止。书既不得上，他感到要变法，非先在上层制造舆论不可。8月，康有为创办《万国公报》(后改称《中外纪闻》)，命梁启超主笔，日印千余份，分送朝官。稍后，更创立强学会，组织维新派的力量。会务颇得光绪帝的老师翁同龢等人的支持，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等亦参与会事。10月，康有为离京去上海。11月，创上海强学会。他的弟子在次年初办起了《强学报》。但不久，北京强学会被劾解散，上海的强学会和《强学报》也因难于支撑而自行解散。
 1896年1月，康有为以母寿回广州，随即在万木草堂继续讲学。是年，写成《孔子改制考》，这本书和《新学伪经考》同是康有为建立维新理论的重要代表作。
 1897年11月，德帝国主义强占胶州湾。康有为看到外患日亟，赶忙到北京，再度上书，希望光绪帝能“因胶警之变，下发愤之诏……一意维新”^[8]。这时，他在京一面为胶事奔走，一面积极联络同党，结成“粤学会”、“知耻会”等团体，为变法救国造声势。受此影响，“蜀学会”、“闽学会”、“陕学会”(又称“关学会”)等相继出现于北京。这时全国各地的学会、学堂、报馆也纷纷设立，风气为之一变，维新运动渐入高潮。
 1898年1月，光绪帝谕总理衙门召见康有为。在问对中，康当面驳斥了荣禄所谓“祖宗之法不可变”的谬论。随后，他奉命上《统筹全局折》，指出，中国处于当时的形势下，非变法不可，“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9]。他要求光绪帝参照日本明治维新的经验，“大誓群臣，以定国是”^[10]，立即着手变法。4月间，康有为与梁启超等组织保国会，标榜“保国、保种、保教”。这时，顽固派乘机散播流言，说保国会“保中国不保大清”，攻击康有为，但攻击者受到光绪帝的申斥。当时的清廷官僚中分化为“帝党”与“后党”。后党即依附于西太后的一群顽固守旧的大官僚，他们得到帝俄的实力支持，其势力远较帝党为雄厚。帝党虽也有英、美为背景，但得到的仅是表面的“同情”，缺乏实力。他们中一部分人支持变法，含有引进维新派，壮大帝党力量，以与后党夺权的意图，与康有为的维新观点和主张并不完全一致。所以康有为所赖以推行变法的上层势力，是极为脆弱的。更不消说，他们是完全脱离群众的了。
 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发“定国是诏”，开始变法。16日，康有为受到召见，详陈变法要领。光绪帝本想重用康有为，但碍于“后党”阻挠，仅命“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后来，为推动变法进行，光绪帝提拔了维新派的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四人为军机章京，参与新政。光绪帝的意旨通过他们转给康有为，康有为的奏议也通过他们上达到光绪帝。
 康有为从1888年到1898年变法前夕，先后七次上书，在“百日维新”期间，又上了三十余道奏议。在这些上书和奏议中，他提出了一条在不根本改变现行帝制的条件下，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他指望用自上而下的改革办法来取得有限的民主权利;他幻想通过变法，使国家在列强面前取得平等独立的地位。这无疑表现了康有为及其所代表的维新派地主资产阶级和一部分知识分子，有一定的进取精神和爱国思想。但同时也反映出他们的脆弱：一方面，他们不敢反对帝国主义，不敢同卖国的顽固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另一方面，他们又十分害怕和反对人民群众的革命要求，这就注定了变法必然失败的命运。变法开始之日，也正是顽固派开始部署政变之时。在变法进行期间，顽固派多次发动反攻。在斗争最紧急的时刻，康有为等去向握有兵权而又曾一度同情维新运动的袁世凯求救，结果被袁世凯出卖。9月21日，西太后发动政变，囚禁光绪帝，逮捕维新派，废除新法，重行听政。28日，杀了谭嗣同等“六君子”，康有为被迫逃亡日本，变法完全失败了。
 戊戌变法前后，孙中山已在积极开展革命活动。戊戌变法失败为反清革命运动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
 康有为初到日本，正在日本从事革命活动的孙中山，热望和他联合起来进行反清革命。但他念念不忘他的“圣上知遇”之恩，拒绝孙中山建议，坚持改革立宪的主张，决心保皇。
 1899年3月，康有为离日本去加拿大。7月，他在加拿大的千岛地方组织“保皇会”，仍寄望于光绪帝重新掌政，推行变法。1900年，国内发生义和团运动，康有为与梁启超乘机鼓动唐才常、林圭等建“自立军”，搞勤王运动。唐、林在国内主持军事，康、梁在海外募款。但康有为未能以充分的募款接济国内军事。对此，保皇会内颇多不满，指责康有为中饱私囊。是年8月，唐才常等以事泄被杀，勤王运动失败。此后，康、梁等放弃了暴力的尝试。
 1902年，康有为发表《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能行革命书》，极力反对革命，并说什么，只要“皇上一复辟”就会“立予国民自由自主”^[11]。他的这种宣传受到革命派章炳麟等人的有力批驳(见章炳麟《驳康有为论革命书》)。
 是年，康有为在印度大吉岭完成了他的《大同书》。
 康有为和他的门徒在海外的头几年，奔走于北美、南亚和南洋各地，积极经营保皇会，并在多处集资办报，散布他那套“满汉不分，君民共治”的保皇主张，还颇能号召一部分人。1905年同盟会成立，革命潮流日趋高涨。革命派认为，只有从思想上大力摧毁改革派的宣传，才能把民主革命推向前进。是年11月，《民报》在东京出版，集中地宣传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的资产阶级革命纲领。当时正在日本主办《新民丛报》的梁启超便与《民报》展开论争。从而使前此数年在海外各地分散进行的两党的论战，这时集中于一个主战场，展开了激烈的大论战。
 1906年9月，摇摇欲坠的清政府下了一道所谓“预备立宪”的诏书。对此，康有为欢欣鼓舞，认为“预备立宪”是开始“扫除中国四千年之秕政”，“从今切近之急务，莫如讲宪政”^[12]。遂决定将他们的保皇会招牌换记，称为“宪政会”，继续其抵制革命和吁求实行宪政的政治活动。
 当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时，康有为在日本。他听到武昌起义的消息，“惴惴恐栗”^[13]，连写《救亡论》和《共和政体论》两篇文章，攻击革命，反对民主共和。他说：“积四千年君主之俗，欲一旦废之，甚非策也。”^[14]提出他的所谓“虚君共和”的主张，想以“旧朝旧君”，或用孔丘嫡裔充当“虚君”，以收拾政局。这当然是不可能实现的幻想。
 民国成立后，康有为以清室遗臣自居，念念不忘复辟清王朝。他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极力丑诋共和政体，诬之为祸乱的根源。1912年秋，他指使门徒陈焕章等在上海组织孔教会，大搞尊孔复辟活动。1913年2月，又命其弟子在上海出版《不忍》杂志，一意鼓吹复辟。是年11月，康有为从日本回国，被门徒拥戴，当上孔教会长。他把定孔教为国教作为孔教会活动的中心目标，企图以此敲开复辟之门。1913年8月，他的弟子陈焕章等联名上书国会，要求在宪法上明定孔教为国教。1916年9月，康有为亲自上书北洋政府，要求“以孔子为大教编入宪法”^[15]。
 康有为鼓吹孔教是直接与张勋的复辟阴谋活动相联系的。早在1913年春，他就与张勋沟通关系，密谋复辟，“因事泄，中道而废”^[16]。1916年6月，袁世凯死后不久，康有为即致信张勋说：“挟旧君即以安中国，将军其有意乎?”^[17]力劝张勋乘时搞复辟。
 1917年6月，张勋乘北洋政府大闹府院之争的混乱时机，假“调停”为名，率五千辫子兵进北京。紧接着，康有为化装入京，与张勋一道策划。7月1日，他们拉出溥仪“登基”，宣布清朝复辟。康有为受命为弼德院副院长。
 复辟失败后，康有为躲进美使馆藏身近半年之久。这期间，他写了一本《共和平议》，攻击辛亥革命，诋毁民主共和，咒骂“中国若仍行民主……终遂灭亡”^[18]。
 1917年12月，康有为离开美使馆。这时的康有为已丧失了任何政治活动的资本，但他却如同生活在梦幻里，野心不死。此后数年，他游散于国内各地，作为亡清的孤臣孽子，与许多反动军阀政客来往，对“猛志除孙”(即反对孙中山)的吴佩孚更是特意联络逢迎。时代越前进，康有为的思想越僵化，政治立场越反动。到了1924年初，他还在给溥仪的师傅庄士敦的信中梦呓般地讲他的一套复辟清室的计划。
 1927年3月21日，康有为抱着他那永远无法实现的复辟梦想病死于青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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