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心如，名宝恕，字心如，以字行，1890年(清光绪十六年)11月生于四川绵阳。祖籍陕西城固县，祖辈世代做官。父亲康寿桐历任四川彭山、梓潼、什邡等县知事。

康心如幼年接受传统教育，十一二岁起，父亲就让他阅读新书新报。他的长兄康心孚因钦佩维新变法的康有为和梁启超，时常向他讲述康、梁的事迹，介绍《清议报》和《新民丛报》给他看。康心如不仅仔细阅读这些报刊，就连谈话和作文都模仿《新民丛报》的语调。1906年康心如到成都入中学堂，这时康心孚留学日本，已摆脱康、梁影响，参加同盟会从事革命活动，经常给他寄《民报》、《浙江潮》和《中国秘史》等书报。是年，康心孚从日本回国探亲，又向他介绍革命派和立宪派的论战，谓中国要自强，非推翻清政府不可。康心如受其长兄的影响，不再读《新民丛报》，转而热心阅读《民报》和《国粹学报》，思想开始倾向革命。1907年，康心孚从日本寄回《民报》、《革命军》、《黄帝魂》及《三十三年落花梦》等宣传革命的书报，叫他推销。康心如就退学在成都鼓楼北街开办了一家书铺，取名“粹记书庄”，后又于重庆设了分庄。在宣传革命思想及秘密联络革命党人方面，起过一定作用。

1911年春，康心如离开四川前往上海，经康心孚介绍加入了同盟会。不久去日本，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专科。他在课余编辑杂志，宣传革命思想，参与革命活动。同年夏，因父亲病故回成都奔丧。不久，武昌起义爆发，11月27日，成都宣告独立，成立大汉四川军政府。12月初，康心如前往重庆联络蜀军政府，途中听说成都巡防军在赵尔丰等支持下哗变抢劫，即又折回成都准备反赵。旋兵变由各路同志军及大汉四川军政府平定，他便在成都留下。

1912年1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宋教仁、章太炎派康心如和同盟会员李哲夫、饶伯泰等，在成都筹设中华民国联合会四川分会。次年春，康等以此为基础创办了《公论日报》，同时又与友人汪象孙、李澄波及胞弟康心之等，在成都创刊《国民公报》，宣传新合并成立的国民党主张。不久，他被《公论日报》派任京、沪特派访员，是为四川报界第一个专电访员。他在上海先后任民立图书公司、进步书局及上海浚川源银行经理，“二次革命”失败后，为了继续进行反袁斗争，康心如接受其长兄建议，于1913年12月在上海创办《雅言》半月刊。初先刊载学术性文章以取得邮递行销内地的许可，出至11期刊登了四川张铮写的一篇抨击袁世凯擅改《约法》、“违宪叛国”的文章，《雅言》便被迫停刊。

1915年春，袁世凯为了收买革命党人及其舆论工具，托人函邀康心如来北京，欲利用他将于右任骗来北京。康到北京后虚与委蛇，随即很快回到上海。12月，他在于右任指导下，约集张季鸾、曾通一、朱镜宇等创办了《民信日报》，自任经理，公开进行反袁斗争。袁世凯败亡后，1916年8月该报迁往北京继续出刊，康心如也随之到了北京，并在北洋政府侨务局任佥事，同时给上海《新闻报》投寄特约通讯，又任重庆《新蜀报》访员。是年9月，政学会张耀曾、谷钟秀在北京发刊《中华新报》，康心如应邀任经理兼编辑，此报成为政学会在旧国会复会后的一个言论阵地。1918年9月，《中华新报》转载北京新闻社所发通讯稿《呜呼!三大借款》一文，揭露段祺瑞政府签订卖国的满蒙五路大借款，报社被北京京师警察厅封闭，康心如和张季鸾一起被捕。康心如被关了将近一年，才被正式判处拘役二十日，缓期三年而释放。

康心如经过此次挫折，又因康心孚于1919年病逝，家庭重担落在他的肩上，便产生了“不做官，不入党，不办报”的所谓超政治思想，决心弃文经商，寻求发财致富之道。1921年，他为重庆大盐商邓芝如奔走，与美商上海美丰银行总理雷文(F.J.Raven)协议，创办四川美丰银行，资本额25万银元，美股占52%，华股占48%，于次年4月在重庆正式开业，经营商业银行的一切业务，并发行兑换券(通称“美丰券”)。邓芝如借12000元给康心如作股本，康担任协理。开业后，初因搬用美国银行的经营方式，业绩惨淡。1923年春，康向雷文建议采用北京中外合营银行的经营方法，加以改革整顿，营业大有起色。同时，康大力扩大美丰券的发行，由重庆几家钱庄代销，大获厚利。美丰券发行额最高时达150万元，超过资本额5倍。

1926年万县“九五”惨案发生后，四川反帝爱国运动如火如荼，外国商人纷纷离开重庆，雷文调走了美丰银行的大量资金。眼见四川美丰银行行将垮台，康心如乃请四川军阀刘湘出面，筹集银元13万元将全部美股买下，又由重庆盐商认股5万元。次年3月，四川美丰银行改组完成，康任总经理。

从此，康心如紧紧依靠刘湘的庇护，发展美丰银行。经川康边务督办公署和督办四川军务善后事宜公署会衔布告，美丰券受到特别保护，在刘湘军威所达之处通行无阻。四川美丰银行几年间，扩充分支机构达34处，并参与申汇和公债的投机买卖，大获其利。1935年8月，在重庆建成价值50万元的美丰大楼。抗战前夕，美丰银行资本额扩充至300万元，较创办时增长了11倍。同时，康心如尽力支持刘湘的“枪杆子与洋钱合作”政策，参加二十一军的各种金融活动，积极支持经营各种地方债券。他曾任二十一军顾问兼财政设计委员会委员、二十一军整理重庆金融库券基金保管委员会副主席以及四川地方银行理事、地方银行发行准备库委员等职。

随着四川美丰银行的迅速发展，康心如在抗战前已成为四川金融和工商业界的显赫人物。美丰银行资本先后投资重庆电力公司、民生实业公司、天府煤矿公司、渝新纱厂、重庆国货公司等企业，康担任这些企业的董事或常务董事。1931年9月他任重庆银行公会常务委员，1937年秋任该会主席，并任重庆银行、钱业联合同业公会联合公库常委。

康心如在经营银行和工商业的同时，并没有完全像他说的那样“不办报”，而仍然兼及新闻事业。“九一八”事变后，他与其弟康心之在重庆复刊《国民公报》，先后聘杜协民、姜公伟分任正副总经理。该报日销一万份，为当时重庆工商、金融界的民营报纸。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8年8月国民政府迁至重庆，重庆顿时成了全国战时的政治、经济中心。康心如以其拥有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利用他与当时重庆市市长贺国光及一些国民党元老的旧交关系，于翌年10月当上了重庆市临时参议会议长，并和国民党大官密切往还，十分得势。

康心如根据战时交通梗阻、货币贬值的情况，组设“丰”字号子公司扩展业务。从1939年起，陆续开设了德丰、华丰、宝丰、新丰、群丰、兆丰等公司，分别经营进出口、房地产及农产品贸易，并扩大对工矿、交通、金融、保险等业的投资。在抗日战争时期，所营企业多达八九十家，形成美丰银行资本系统。

抗日战争胜利后，康心如为了谋取美丰银行的进一步发展，积极开拓市场，在长江南北各大中城市扩充分支机构达45处。他还前往美国、加拿大考察银行业务。由于蒋介石发动了全面内战，民生凋敝，百业萧条，金融紊乱，社会经济日趋崩溃。美丰银行在官僚资本的压迫下迭遭挫折，每况愈下。1948年8月，国民党政府发行“金圆券”，借此收去美丰存金三千多两。同时，军阀退股，特务敲诈，明抢暗夺，使美丰损失惨重。次年7月，康心如虽大做银元存放、汇兑，企图挽回损失，但仍遭失败，美丰摇摇欲坠。重庆解放前夕，在康心如面前摆有三条路：一去香港，二去美国，三留重庆。他鉴于背离祖国寄人篱下之苦，乃决心留在重庆。

重庆解放后，康心如继续经营美丰银行。他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财经委员会委员，被选为重庆市第一、二届人大代表、市人民政府委员。还任四川省和重庆市政协委员、全国工商联执行委员、重庆市工商联副主任委员、中国民主建国会重庆市副主任委员。1955年任公私合营重庆投资公司经理。

1969年11月16日，康心如病逝于北京。

参考文献

• 康心如:《我与报》(未刊稿)。
• 康心如:《忆心孚兄》(未刊稿)。
• 《重庆第三届第九次工商联扩大联席会议汇刊》,第44—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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