靳云鹏，字翼青，1877年(清光绪三年)出生于山东邹县，后因久居济宁，落籍该地。父早亡，靳有两弟(云鹗、云鹤)及三个姊妹，皆依靠母邱氏卖煎饼为生，靳氏兄弟幼时也上街叫卖。邱氏曾在富户潘家帮佣，当过后来成为北洋要人潘复的乳母。

1895年，袁世凯在小站主持训练新建陆军，靳云鹏应募入营当兵，不久升至排长，1898年4月被选入附设炮队随营武备学堂第一期学习。该学堂监督为段祺瑞，同学有曲同丰、傅良佐、吴光新、张树元、马良等人，靳毕业后留任教习。1902年任北洋军政司(后改为北洋督练公所)参谋处提调，参谋处总办为段祺瑞，靳与段朝夕相处，关系渐密。

1909年，云贵总督李经羲请段祺瑞推荐军事人才，段举荐靳云鹏，靳遂赴昆明任第十九镇总参议。靳不断将云南边情向袁世凯、段祺瑞密报。1911年武昌起义后，10月30日夜蔡锷、李根源等在昆明举兵发难。靳云鹏随第十九镇统制钟麟同抗拒革命，在昆明五华山战败，靳化装轿夫逃出，经越南北返，投奔段祺瑞。此时段任第二军军统，在湖北镇压革命，保荐靳赴京向袁世凯面陈滇中局势，并特电袁称：“靳能生还，不禁狂喜。已令上谒崇阶，面陈一切。钧处如无驱策，千乞饬赴前敌。”^[1]靳返鄂后，受段重用，参与机要。

1913年春，靳云鹏经段祺瑞保荐，任北洋军第五师师长。8月代理、9月署理山东都督，1914年6月晋升将军。靳在鲁秉承袁、段旨意，镇压革命力量，并搜括资财，在济宁、济南等地广置田宅。他与人合资在济南开设鲁丰纱厂，在临清设分厂，共有纱绽三万余枚;又在济宁等地开办电灯厂、面粉厂等企业。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趁机扩张在华势力，强占胶东，提出种种无理要求，山东首当其冲，靳大多依顺日本的要求。袁世凯帝制自为，靳参加十四省将军联名电请袁“登基”，袁授以伯爵。同时，靳对鲁地反袁民军势力也虚与委蛇。1916年3月初，袁称帝败局已定，靳在冯国璋策动下，与江西李纯、浙江朱瑞、湖南汤芗铭一起，拟联名各省通电迫袁取消帝制，密电征求各地将军意见。直隶将军朱家宝接电后，向袁告密。3月22日袁被迫宣布取消帝制，但仍想保住总统职位。各地反袁怒潮继续高涨，鲁境反袁民军力量逐渐逼近济南，靳在强大压力之下，4月29日通电劝袁辞职。5月29日袁佯召靳入京议事，突然将其撤职，派察哈尔都统张怀芝继任山东将军。靳虽丢官，却博得“反对帝制”的虚名。

袁世凯暴卒后，黎元洪继任总统。段祺瑞控制政府大权，靳云鹏受段重用，任参战陆军办公处主任、边防军教练处长等职，忠实执行段祺瑞“武力统一全国”的政策，被段倚之为股肱，与徐树铮、曲同丰、傅良佐成为段手下四大金刚，靳居之首。府、院之争兴起后，段与靳等密谋对策;1917年7月，在讨伐复辟之役中段自任总司令，靳任总参议，打垮了张勋。段祺瑞重掌政权后，借参战之名扩建“边防军”(即“参战军”)，靳与徐树铮同主其事，但靳与徐之间的矛盾也由此开始。徐年少气盛，常仗势凌人，靳曾多次负气请假，表示消极对抗。段从中调和无效，转而利用靳是曹锟的把兄弟、与张作霖是儿女亲家，与冯国璋是老同学、老同事等各方面的关系，派他至各处联络，借以减少靳、徐之间的摩擦。11月被北京政府派往日本，为观操大员，由曲同丰等人随行。

1918年靳云鹏任参战督办公署的参谋长。其时，日本为干涉十月革命后的苏俄，并图谋侵占我东北边境，以防德、奥为名，要求与北京政府“合作”。经章宗祥按段祺瑞的旨意，多次与日方密谈后，5月靳会同徐树铮、曲同丰等人，衔段命代表北京政府与日方签订了《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中日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允许日军在对外作战期间驻兵我国，并向日方供应军需物资等;后又签订《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实施上必要之详细协定》。这三个卖国协定遭到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

在北洋军阀内部，段祺瑞为首的皖系与冯国璋为首的直系矛盾日益尖锐。9月，皖系以冯代理总统期满为由，指使安福国会选举徐世昌为大总统，段亦于10月辞去国务总理职务。徐上台后，标榜“偃武修文”，以“文治总统”自命，主张南北停战议和，与段(在幕后操纵)扩充实力准备内战的政策相左。靳云鹏因妒忌段宠信主战的徐树铮，转而倾向徐世昌，于1919年初被任命为钱能训内阁的陆军总长。徐世昌进一步谋将段的“参战军”置于靳云鹏主掌的陆军部管辖之下，遭到段和徐树铮的强硬抵制。在一次内阁会议上，靳云鹏替各军索讨欠饷，与段的另一亲信、财政部长龚心湛发生龃龉，在互讦中泄露了“参战军”军费的秘密来源，段闻讯大怒，对靳严厉训斥，靳与段的裂痕加深。6月段指使徐树铮倒阁，并进而逼靳退出内阁。靳暗中联络直、奉两系，谋组新阁。此时徐世昌采纳张志潭的献策：“利用徐(树铮)、靳仇嫉心理，以靳组阁，表面上推崇段(祺瑞)，由靳挟段以制徐，平衡势力，以巩固总统之地位。”^[2]9月24日靳云鹏代署国务总理。11月，在直、奉通电支持下，经众、参两院通过，靳正式受命组阁，并兼陆军总长。徐树铮阻挠靳云鹏组阁的企图失败。

靳云鹏上台后不甘寄人篱下，很想有所作为，站住脚跟。他借机撤换了山东督军张树元^[3]，还想撤换湖南督军张敬尧等人，以表示力图摆脱段祺瑞的羁縻而独树一帜。段的御用工具安福系曾拉靳加入，靳以“军人不入党”而拒之。但他对段仍不敢怠慢，表面上十分恭顺，而段则以老上司自居，段的属员常在行文上直书“奉督(段时任边防督办)谕交总理办理”，不将靳放在眼里。靳阁阁员中，已有皖系人物田文烈、陆徵祥、曾毓隽、朱深分掌内务、外交、交通、司法等部，但段尚不满足，又增李思浩掌财政。这些总长处处与靳为难，内阁会议往往因人数不足而流产。加以段的亲信从中挑拨，段动辄对靳训斥申饬，警告靳“不要挟外援以自重”^[4]，甚至暗中加以监视，使靳极为难堪，愤懑不平。

靳云鹏在段祺瑞的控制之下极力挣扎，力图自主政局。在南北和议问题上，他打算撇开上海和会，召集南北“名流”组成“和平联席会议”，直接达成协议，但因遭到段的反对而成画饼。在外交问题上，日本公使于1920年4月27日提出照会，胁迫北京政府直接交涉山东问题。靳内阁原拟予以回绝，但安福系阻挠，致被搁置。在财政问题上，由于列强外交使团声明在中国未统一前停止一切对华贷款，也使其面临困境。此时直奉与皖系矛盾日趋激化，靳在徐(世昌)段之间、直皖之间周旋，与段的关系进一步恶化，遭到安福系的激烈攻击。靳处境困难，遂于5月上旬辞职。

同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段祺瑞败北，引咎辞去边防督办等职，安福系也散了伙。8月，靳云鹏在直系曹锟支持和张作霖向徐世昌推荐下再度受命组阁。他根据事前与直、奉在天津的协议，先后办了取消安福国会、撤销“中日军事协定”和“参战军”、停止参战借款等几件大事，又提出了促进南北议和、裁兵、整饬纲纪、整理财政四点主张。但他主张的议和是南北军阀之间的议和，背地里却用饷械支持广西军阀陆荣廷反对孙中山。他打算勾结王占元、田中玉、陈树藩等地方势力，以形成独立于各系之外的军事力量。他派自己的亲信潘复打入财政部为次长，并想任用张弧、李士伟等人组成新的财政班底，以谋取代一贯控制北洋财政的交通系人物梁士诒、周自齐、叶恭绰等。1921年4月25日，靳邀集曹锟、张作霖及各省督军、护军使二十余人在天津开会，逼使财政总长周自齐辞职;5月14日又以内阁总辞职的方式重新组阁，将交通总长叶恭绰排挤出阁，因而与交通系结了怨恨。交通系人物向张作霖、徐世昌挑拨、攻击，离间靳与各派系的关系。

当初张作霖支持靳云鹏组阁，原是希望靳能为己用，但靳对张的企求多不能满足。直奉两系在分割地盘、任用疆吏等方面奉系常处劣势，张因而归罪于靳，逐渐萌念倒阁。靳云鹏与徐世昌的关系，也由于双方亲信为了争夺财税及人事等问题时生矛盾，而渐趋对立以至恶化。靳在奉系、徐世昌和交通系的三面围攻下内外交困，终于12月17日辞职下野。

靳云鹏下野后，寓居天津日租界，从事经济活动。他代表中方与日本大仓系财阀合办胶东鲁大矿业公司，出任理事长兼总经理，实际上他仅出面顶名，公司权益全被日方控制^[5]。同时他又担任济南鲁丰纱厂董事长职务。此时有人估计靳的私人财产约有两千万元^[6]。

1926年4月，张作霖、吴佩孚联合控制北京政权后，靳云鹏自恃与张为儿女亲家，其弟靳云鹗又系吴手下的一员大将，意图再次组阁，张亦有此意;但吴坚持要恢复颜惠庆摄政内阁，使靳的梦想成了泡影。12月，张作霖召集亲信商议组阁人选，曾内定靳为内阁总理。靳闻讯兴高采烈，连夜赶至北京，草拟就职宣言。但吴佩孚因靳云鹗心怀异志，以“贻误戎机”罪名而免去其军职，仍反对靳云鹏组阁。靳再度组阁不成，颓然返津，意志消沉，从此参加佛教徒的“居士林”活动，诵经念佛，并先后加入日方控制的“中日同道会”、“中华佛教会”等佛教团体^[7]。但是他并不安于古佛青灯下的生活。“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势力深入关内，华北局势日趋严重。1933年靳到南京与蒋介石密谈数次，回津后为蒋拟了一个以华北作为“中日经济合作”基地的方案，企图重新出山主持华北政局。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侵略军迅即占据平津，靳云鹏又活跃起来，他和下台闲居的徐世昌商量，又拟就一个“议和”方案，前提为承认伪满洲国，以换取日军撤出华北。结果日本帝国主义不同意，靳的梦想又一次落空。1945年抗战结束后，蒋介石到北平，曾派戴笠接靳到平，面询华北政局。但此时靳已年迈体衰，无能为力。1951年1月30日病死于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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