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维乔，字竹庄，别号因是子，1873年1月30日(清同治十二年正月初二)出生于江苏武进县城的一个贫苦家庭。父蒋树德，“年十三弃书习工”^[1]，一人做工赡养全家九口，生活艰难拮据。

蒋维乔七岁入私塾就读，十六岁因病辍学，在家自学，并教两个弟弟读书，二十岁中秀才。二十一岁时，他在自学中偶然接触到上海江南制造局编译的西方科学书籍，使他“眼界一新”，于是对天文、算学、舆地、物理、化学等书籍“没头没脑乱看一阵，有看得懂的，也有不甚懂的”^[2]。这时，他不但抛弃了八股文，而且连以往比较喜爱的词章也不大注意了。此后，他曾两次赴南京参加乡试，均未中举。

1895年6月，蒋维乔在岁试中名列第三，入南菁书院肄业。次年春，他又考入刚创办的常州致用精舍。南菁书院设在江阴，是当时江苏的最高学府，专门研究经史、词章等。致用精舍则是甲午战争后，由原常州龙城书院经过改良后的一所书院，学科分经古、致用二门，其中致用包括算学、舆地、时务、策论等课程。蒋维乔在二十三岁至二十九岁的六年中，同时攻读两院课程，按月参加考试，为他的古文及“新学”打下了较深的基础。

1901年，南菁书院改为江苏全省南菁高等学堂，开设理化、测绘、英文、日文、体操五门课。新聘的理化教习钟观光于授课之余，在学生中积极宣传资产阶级革命思想。蒋维乔“心醉其说”，“思想乃为之剧变”^[3]。时值蔡元培等在上海组织中国教育会进行革命活动，蒋经钟介绍，参加了中国教育会。1902年9月，因总教习丁立钧生病回乡，南菁高等学堂于无形中停顿。蒋遂随钟到上海，结识了蔡元培，并参加了中国教育会在张园举行的演说活动。不久，他返回家乡武进，与何海樵等人组织了“以变法与兴学为宗旨”的常州藏书阅报所，每周演说，“以期开通风气”^[4]。此年冬，蒋维乔等人又组织了体育传习所，“提倡尚武精神”，并由他任队长，于第二年春节初一开操，训练后上街游行，“以动社会观感”。这是常州前所未有的举动，致使“人人惊异”，遭守旧者“大肆讥评”^[5]。

1903年2月，蒋维乔应蔡元培之聘，到沪担任爱国学社义务教员，与章炳麟分别讲授国文。不久，又转任爱国女学义务教员。他于授课之余，为中国教育会的宣传阵地——《苏报》翻译日本新闻，“月得译资十六元，供生活之费”^[6]。在中国教育会当年春季大会上，蒋维乔被选为监察。同年5月，爱国学社积极配合中国留日学生的行动，组织拒俄义勇队(旋改名军国民教育会)，进行军事训练，蒋任分队教练。6月，“苏报案”发生，爱国学社被解散。蔡元培避往青岛前，将爱国女学委托给蒋维乔。8月，蒋与钟观光召集在沪的中国教育会会员十余人开会，决定继续开办爱国女学，由钟任经理，蒋任事务，从而为中国教育会保存了唯一的秘密联络站。次年7月，他们又将爱国女学交回蔡元培办理，蒋仍任该校义务教员。1909年10月蒋接任该校校长。

“苏报案”发生后，蒋维乔抱着“救国之本还在教育”^[7]，应从编辑教科书着手的宗旨，在恢复爱国女学的同时，进商务印书馆从事小学教科书的编辑工作，前后长达十年之久。蒋维乔与张元济、高凤谦、庄俞三人，以日本人长尾槙太郎、小谷重为顾问，“团坐一桌，互相讨论”，“每成一课，必至无可指摘，始为定稿”^[8]。半年后编成《最新初小国文教科书》第一册，销路大畅;接着继续编成十册，风行全国。自此，我国自编“教科书之形式方备”^[9]。嗣后，蒋还编辑出版了《简明初小中国历史教科书》等多种。

蒋维乔在编辑教科书的同时，始终亲自任教，“以增加经验，扩展思想”，并将“所有心得发挥于教科书”^[10]。当时全国缺乏小学教员，蒋维乔于1905年6月发起并主持开办了商务印书馆的小学师范讲习所，先后为全国各地培训了三届师范学生。其后，他还主持了商务印书馆开办的尚公小学、商业补习学校、工人夜校等。他于1910年编著的《学校管理法》一书，被清政府学部誉为“颇多经验有得之作”^[11]。

辛亥革命后，蒋维乔经蔡元培介绍，于1912年1月初加入了由章炳麟发起并任会长的“中华民国联合会”。此时，孙中山正在南京组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委任蔡元培为教育总长。蒋应蔡之邀同去南京，任教育部秘书长。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自1月14日成立，至3月7日解散，前后不满三个月，蒋协助蔡制定教育部法令，草拟大中小学学制，“上至一切公事，下至琐屑庶务，无一不问”，“日夜操劳，以致二目红肿”^[12]。蒋起草的《中华民国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十四条，于1月19日颁行，明文规定“学堂改称学校”、“初小男女同学”、“小学废止读经科”等^[13]。

南北和议达成协议后，临时政府迁设北京，蔡元培仍任教育总长，蒋维乔随蔡于5月初北上，任教育部参事，审议学校法令及学校规程。7月初，他提议教育部召集全国教育界著名人士举行临时教育会议，议决要案23件，使在南京教育部时草拟的大中小学学制系统等方案，得以陆续公布施行。

1913年10月，熊希龄内阁组成，汪大燮任教育总长，蒋维乔与之意见不合，遂辞职南归，仍入商务印书馆“主持(编辑)中学及师范学校教科书”^[14]。这时，袁世凯为了复辟帝制，连续发布鼓吹尊孔读经的命令和条例。同年底，蒋维乔以“无始”的笔名，在《教育杂志》上连续发表了《教育大政方针私议》、《硬教育与软教育》两篇论文，抨击新内阁教育部篡改民国元年颁行的教育宗旨，指出所谓“尊崇孔学为道德教育之本”的说法，“不过饰一孔学之假面具，以上下相蒙耳”^[15]。同时他还揭露了当时社会上有人以“硬教育”为幌子，企图恢复小学读经。他大声疾呼：“‘硬教育’欲施诸小学则万不能行!”^[16]

1914年8月，蒋维乔根据他长期坚持练气功、治疾病的体会，撰成《因是子静坐法》一书。该书出版后，畅销各地，到1927年6月重版达21次之多。1917年1月，蒋维乔与黄炎培等五人组成教育考察团，前往日本、菲律宾考察，历时两月。回国后，在京、津、沪、宁四地演说考察结果，并由蒋总其成，汇编为《考察日本菲律宾教育纪实》一书出版。9月，蒋北上任教育部参事，“掌管教育法令工作”^[17]。自此时起，蒋维乔沉溺于佛学研究之中。他不但阅读佛经，请居士讲佛学，而且“依照佛法，实行修持”，以至“觉得世间一切学问，均不及佛学高深”^[18]。1918年3月，蒋还建议蔡元培主政的北京大学在哲学系开设“唯识”课，为我国大学有佛学课之始。1921年10月，教育部任命蒋维乔为江西教育厅厅长，蒋不就，辞职而归，旋又北上任教育部编审员。

1922年7月，在“苏人治苏”的风潮下，由黄炎培等人推举，蒋维乔出任江苏教育厅厅长。他在任三年，排除了各派系议员的种种纠缠，先后视察了全省几十所学校，对江苏省教育作了一些整顿。1925年初，“齐卢战争”重启，段祺瑞政府以附齐嫌疑的罪名，将南京所有官吏一概免职，蒋维乔也于2月被解职。他在离任前夕，与黄炎培、江苏财政厅长曾孟朴将江苏省的屠宰税和卷烟税从财政厅中拨出，组织了江苏省教育经费管理处，使江苏教育经费收支独立。

与蒋维乔被解职的同时，南京东南大学发生了“易长”风潮。该校原任校长郭秉文被解职后去欧洲，全校师生罢课、游行，群起反对新校长胡敦复，风潮半年不息。7月，蒋维乔就任东南大学校长。在军阀混战、经费拮据的情况下，他按照“行政决于教务会议，教学决于教授会议，财政公开”^[19]三条原则，奔波于宁、沪二地^[20]，将东南大学维持了两年。其间曾于1926年4月偕南京校长参观团赴日本考察教育一月。

1927年3月，北伐军攻占南京后，蒋维乔离开东南大学，到上海定居。自此“息影沪上，不问外事”^[21]，每年春秋二季外出游山，后将历年所写的游记整理成《因是子游记》一书出版。

1929年9月，蒋维乔应上海光华大学之聘，任哲学系教授。其后历任该校中文系教授、中文系主任、教务长兼文学院院长等职达20年之久。他的许多学术专著多完成于此时，计有《中国佛教史》、《佛教浅测》、《佛学概论》、《佛学纲要》、《中国近三百年哲学史》等，并与杨大膺合编《中国哲学史纲要》、《宋明理学纲要》。

自1938年8月起，蒋维乔又兼任上海正风文学院(1940年改名诚明文学院)院长;1941年7月起，他受黄炎培委托，兼任上海鸿英图书馆副馆长、馆长、名誉馆长等职;1946年9月兼任上海人文月刊社社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蒋维乔以特邀代表身份出席了苏南人民代表大会，被选为主席团主席及常任副主席。嗣后，他曾两次赴香港疗养，1958年3月16日病逝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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