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光慈，原名儒恒，学名宜恒，自号侠生(侠僧)，笔名蒋光赤，此外还有蒋铁生、华希里、华维素、魏克特、李铁郎、陈情等。1901年9月11日(清光绪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九日)生于安徽霍邱，祖籍安徽六安。父亲蒋从甫当过学徒，后来开了一家小杂货店和米行。

蒋光慈天资聪颖，七岁入塾，十二岁能赋诗填词，有“神童”之称。1914年，进河南固始县立志成小学读书，成绩优异。1916年，他参加了由国文教师詹谷堂组织的读书会，开始阅读进步书刊。此外，蒋还爱读游侠小说，因受影响，有时好打抱不平。

1916年夏，蒋光慈考取河南省立固始中学，但不到半载，因反对学校对待贫富学生不平等，与校长冲突，被开除学籍。翌年夏，经朋友介绍到芜湖省立第五中学读书。他在五中学习四年，品学兼优，受到校长刘希平和国文教师高语罕的好评。在校期间，一度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曾在1918年参加秘密组织“安社”(安即“安那其”的简称，是无政府主义的译音)，并出版油印刊物《自由之花》。

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爆发，身任五中学生会副会长的蒋光慈，立即组织同学投入斗争。5月7日，芜湖学生联合会成立，他被选为副会长，参与起草宣言，谴责曹汝霖等卖国贼，反对北洋政府镇压示威学生，表示与京、沪、宁、皖各校一致行动。他带头参加抵制日货的活动，建议在墨写的传单上插鸡毛，称之“鸡毛报”，每当罢市之前及时传送至各商店，警告商人。商会会长汤善福对学生所提禁止日货的要求置若罔闻，激起众怒，曾被学生代表殴伤。当时他还时常写作白话文和新诗，给《皖江日报》等刊物投稿。他又加入河南曹靖华等人组织的青年学会，并在会刊《青年》上发表文章。

蒋光慈同情俄国十月革命，他经常出入进步书店芜湖科学图书社，阅读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介绍十月革命的著作，为他尔后接受马克思主义打下基础。1920年春，得五中教师蔡晓舟的推荐，和吴葆萼同赴上海，通过陈独秀、陈望道、李汉俊等人的关系，入上海外国语学社专攻俄语。该社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为选拔和培养优秀青年赴苏俄学习而举办的一所革命学校。先后来这里学习的有刘少奇、任弼时等二十余人，他们不仅学俄语，还阅读《共产党宣言》等著作，并经常参加群众运动和社会调查。同年8月，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上海成立，蒋光慈被批准为团员。

1921年夏，蒋被选派和刘少奇等去苏俄，进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其时，瞿秋白以《北京晨报》记者身份驻莫斯科，曾为东方大学中国班担任翻译，他们接触日多，友谊日笃。1922年，蒋光慈读了瞿的《赤潮集》有感，遂作《西来意》一诗相唱和，诗中把革命的苏俄比作当年的印度，把自己和瞿秋白比作取经的唐僧，希望在俄国“得到一点真经，回转家乡做牧师”^[1]。蒋处处上进，于同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3年“二七”惨案时，蒋曾写《钢刀与肉头》的诗，痛斥军阀吴佩孚。不久，蒋还创作《中国劳动歌》，以“打破帝国主义的压迫，恢复中华民族的自主”;“推翻贪暴凶残的军阀，解放劳苦同胞的锁扣”;“我们高举鲜艳的红旗，努力向那社会革命走;这是我们自身的事情，快啊，快啊，快动手”^[2]，去激励罢工工人。同年又为从法国转到苏联学习的同学萧三、陈延年等当翻译。1924年夏，蒋光慈由苏回国。

留苏期间蒋光慈创作了很多富有革命朝气的诗，后辑成《新梦》一书出版，使不少青年读者受到鼓舞，“迈上了革命的第一步”^[3]。同时，他还著译有《经济形式与社会关系之变迁》、《唯物史观对于社会历史发展的解释》、《列宁主义之民族问题的原理》等文，登载于《新青年》等杂志上。尤其是1924年8月发表的《无产阶级革命与文化》一文，比较早地阐述了马列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一定地位。

蒋光慈回国后，受党的派遣到故乡从事建党工作，创建了皖西第一个党小组，随后去沪，在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任教，与瞿秋白、恽代英等共事。1925年4月，又受党组织派遣至北方，给冯玉祥处的苏联顾问当翻译，并一度任冯部张家口军官学校教员。但是，蒋对军事教育不感兴趣，亦“不愿做一个政治家，或做一个出风头的时髦客”，一心想要成为一个“东方诗人”，一心想“圆成文学家的梦”^[4]。他过分强调自己的爱好，常为不能专心从事写作而苦恼;同年10月，他甚至没有得到党组织允许就返回上海，继续在上海大学工作。

蒋在北上之前曾参加创造社的活动;又与沈泽民等人以春雷文学社名义，在《民国日报》副刊上出文学专号，刊登有《我们是无产者》等诗歌，还在该报上发表《现代中国社会与革命文学》的论文。“五卅惨案”发生时，他正在北方，得到消息后，马上作了《血花的爆裂》一诗，声讨帝国主义、哀悼革命烈士，号召广大群众起来“为中华民族的大暴动”^[5]。他这一时期的诗，多半都是忧国忧民之作，后来大部分收在诗集《哀中国》里。

当时，蒋光慈还创作了若干篇描写工农和其他革命分子的斗争生活，颇有启蒙作用的小说。1926年1月出版的第一部中篇小说《少年飘泊者》，书中的主人公汪中，出身佃农家庭，几经周折，最后走向革命，“为广大青年指出了一条奔向光明的路”^[6]。由于受到读者的欢迎，此书七年之内重版了十五次。此后他又用十个月的时间完成八个短篇，后以《鸭绿江上》的书名印行。

同年秋，蒋同女友宋若瑜结合，不久宋因肺病去世，他十分悲痛。为纪念亡妻，于翌年将他俩的通信集，即《纪念碑》一书出版。

1926年冬到1927年春，上海工人举行三次武装起义。蒋与起义的领导者瞿秋白、赵世炎等很接近，按照瞿的授意，只用了半月的工夫便写出了带有报告文学性质的小说《短裤党》，热情歌颂这一斗争。出版后被敌人指为赤化的宣传品。此时蒋光慈已经看出伪装革命的蒋介石的狰狞面目，表示：“当此社会斗争最剧烈的时候，我且把我的一支秃笔当做我的武器，在后边跟着短裤党一道儿前进!”^[7]

不久，“四一二”政变发生，上海大学遭到查封，蒋光慈抱着美好的希望奔赴武汉，不料武汉的汪精卫也于“七一五”公开反共，他又返回上海。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下，仍然坚持革命的文艺方向，创作并编辑了《野祭》、《菊芬》(又名《汉江潮》)、《最后的微笑》和《俄罗斯文学》(下卷为瞿秋白原稿)等书籍，交创造社出版部或现代书局出版。并与钱杏邨、杨村人、孟超等积极筹备《太阳月刊》。

《太阳月刊》于1928年1月问世，是共产党所领导的一个革命文学阵地，蒋光慈任该刊主编。他在“卷头语”中宣称：“向太阳，向着光明走!”“我们要战胜一切，我们要征服一切，我们要开辟新的园土，我们要栽种新的花木。”^[8]接连在该刊上发表《现代文学及社会生活》、《关于革命文学》等评论以及小说、译文等。为便于杂志的出版和发行，他们还成立了太阳社和春野书店。在国民党反动当局高压之下，《太阳月刊》只出了七号即被迫停刊，不久春野书店也不得不关门。此后二年，蒋先后参加编辑出版有《时代文艺》、《新流月报》、《海风周报》、《拓荒者》等进步刊物。

但是，由于对中国社会和文艺界的情况缺乏充分的了解，以及受国内外“左”倾思潮和路线的影响，此时蒋光慈和太阳社的成员曾一度与创造社发生过争论，并否认鲁迅在革命文艺战线上的地位和作用。蒋这段时间作品的思想主流是好的，但存在某些悲观情绪。1929年4月写成的长篇小说《丽莎的哀怨》有较多的消极成分，出版后受到党内同志的批评。对此他感到苦闷，加上身体多病，故于8月去日本东京疗养。

蒋在日本迅速完成了另一长篇小说《冲出云围的月亮》的创作，翻译了苏联小说《一周间》。他这一时期的日记，后来印成《异邦与故国》一书出版。他还同冯宪章、楼建南(适夷)等组成太阳社东京支部(支社)。与日本进步文学评论家藏原惟人常相往来。此时蒋集中钻研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思想上获得较大的提高。由于怀念祖国，同年11月底回到上海。

这时国内阶级斗争十分尖锐，为了加强文艺界的统一战线，打破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党曾派蒋光慈负责联系田汉的南国社，又被指定为“左联”筹备小组成员之一。1930年3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正式成立，蒋当选为候补常委，同鲁迅、夏衍一起参与“左联”的领导工作。不久，因抵制党内“左”倾盲动主义受到责备并被开除党籍(其党籍后已恢复)。

同年11月，蒋光慈最后也是最优秀的长篇小说《咆哮了的土地》脱稿。这部小说以土地革命为背景，通过张进德、李杰等典型人物的塑造，生动地描绘了农民在党的领导下反抗地主、组织农会、举行暴动、建立革命根据地的现实，比较完整而深刻地反映了当时“广大农村中剧烈的阶级矛盾和斗争”^[9]，是他创作道路更趋成熟的标志。该书已打好书版，未及印行即被查禁，后由朋友改名《田野的风》出版。蒋的其他著作也多被列为禁书。由于敌人的追捕，弄得他到处转移，生活极为困难。

1931年6月，蒋光慈病重化名陈资川住院，同年8月31日，因肺病和肠结核去世，终年三十岁(墓碑刻的是蒋资川)。他短短的一生中，不仅对革命文学理论作出了贡献，而且努力运用革命观点从事创作，“开拓了中国文艺运动最先的路”^[10]。他的著作共有一百多万字(不包括翻译)，解放后出版有《蒋光慈选集》(开明书店)、《蒋光赤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蒋光慈诗文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等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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