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得春，字雨田，1869年(清同治八年)生于奉天海城县的一个贫苦农家，其父姜文海兼做瓦匠。1877年春，八岁的姜得春入本村私塾启蒙，父母节衣缩食供他读书。姜得春一边学习，一边帮助家里种地。姜机敏聪颖，勤奋好学，在学业上长进很快，不仅那些启蒙课本能背诵如流，而且“四书”、“五经”亦能熟读。后因父亲病故而辍学，回家务农。

1886年，姜得春离乡从商，入海城县郭之桢经营的“益泰当”为学徒。他受尽了东家、掌柜、师傅的种种管束，熬过三年多的徒工生涯，才当上领取薪金的伙计。姜熟练地掌握了“生意经”，成为店里伙计中的佼佼者，博得东家的好感，被提拔当上了“益泰当”的二掌柜(相当于副经理)。

1894年，姜得春被调到郭家在本城开设的粮店“复泰号”任二掌柜。适甲午中日战争发生，辽南横遭战乱之苦，粮号生意不景气，但姜里外折冲，“临难临财均无所苟”^[1]，故而受到店东的器重。未几，掌柜出缺，他遂继其任。粮号日益兴隆，姜得春经商有方也随之远近闻名。

1906年，海城县商会创建，姜得春被推为总理(会长)，知县管凤和“伟其才，深器之”^[2]，彼此过从甚密。1907年，管升任新民知府，由于清理银行事务力不从心，遂调姜得春赴新民总其事。不久，姜又被推为新民商会会长。他主持商会，筹集地方资金，资助地方办学和巡防警察之补贴开支等用项。其时张作霖任巡防营管带驻防新民，为扩充势力招兵买马，筹措银饷，每每向商会借款，而且长期拖欠不还。不久，张作霖升充巡防营统领，率队移防郑家屯时，姜得春于欢送队伍面前拦住张作霖的马头向其讨债，使张颇为难堪。张作霖毕竟老于世故，软硬兼施，终于脱身。辛亥武昌首义后，东北革命党人策动奉天独立，东三省总督赵尔巽急调张作霖巡防营入卫奉天城(今沈阳市)，翌年被提升为第二十七师师长。姜得春专程去奉天找张作霖再次追索欠款，对张说：“你当师长了，你欠新民商会的钱还了吧!”^[3]姜得春这两次不寻常的举动，给张作霖留下了“性亢爽，有胆有识”^[4]的深刻印象。

1913年初，管凤和离新民府他调，姜得春重返家乡海城，复任该县商会会长。因经济窘迫，手提精制小木箱到本城“庆余当”，自恃声望高，想做信誉当(不管箱中装何物，不得开箱验看)，但未成交。姜顿觉难堪，遂发誓一旦时来运转，定叫“庆余当”姓姜。为谋生计，姜得春在城内开了专卖虾米皮的店铺。不久，又与人合资开了“公合当”，他被举为经理，生意蒸蒸日上。

1916年4月，张作霖取得奉天军政大权，以整顿金融为急务，一面发行官制“奉票”，一面勒收私帖，但受到日本人的干扰破坏，市面金融紊乱。张作霖私人的兴业银行客户挤兑严重，而副经理刘鸣岐等人更是暗中投机倒把。张作霖为了稳定金融，巩固自己的统治，把刘等五人抓起来杀头示众，又关押了一批嫌疑分子，金融挤兑风潮才稍有平息。在考虑兴业银行经理人选时，张作霖想起了姜得春。他对兴业银行董事孙百斛说：“姜雨田在我当官时敢要钱，这个人好，要管钱一定能管好。”^[5]于是派人去找姜。姜得春不了解张作霖的意图，联想到当年逼债的往事，深怕张作霖伺机报复，未敢立即应命。张二次派人去请，姜得春才硬着头皮去省城。张作霖任命姜为兴业银行总稽核，并对他说：“你大胆地干，我给你做主，不要害怕，你把在新民大街上拉我马缰绳的勇气拿出来。”^[6]姜得春深为感动，从此即由商界步入金融界。

姜得春上任后，秉承张作霖的旨意，将兴业银行先行停业整顿，然后迅速开业。该行原发行的纸币业已失去信誉，他便发行新币，请官府担保信用。从1917年4月起，他又将民股由官府收买，将兴业银行转为官办，发行不兑换券200万元(即4厘债券，每元票券贴息4厘)，用提高利率的办法，使银行的信誉很快恢复。姜对兴业银行的恢复和发展有突出贡献，遂由总稽核提升为会办、代理总办。1920年，他还与陈林格等人发起组织地方储蓄公会，并被选为名誉会长。

在金融界大显身手的同时，姜得春又在海城先后开了“庆余当”和“庆余得”、“庆余泉”等商店和酒厂。他不忘故里，从经营布匹的商号“庆余得”开张之日起就许愿：只要此号在，每年冬天要做棉衣200套施舍无衣者。此外，姜还在海城县城修建一处幼稚园，并在家乡西梁窝开粥厂恤贫及捐资兴办小学等，嘉惠乡里。每次返籍，他都微服简从，安步当车，且常去看望年长与贫弱者。

1920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张作霖援直倒皖，得以控制热河、察哈尔、绥远特区。张有意让姜得春将奉票通行到这些地区。姜认为这样做不妥，因为战局莫测，一旦奉军退回东北，就要殃及当地百姓，所以一拖再拖，最终没有发行。

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张作霖败北退守关外，决心整军经武，治理财政，以利再战，于1923年10月把奉天官银号、兴业银行和东三省银行合并，使长春以南地区的货币统一，由东三省官银号一家发行，以奉票为收付本位币;长春以北地区则以哈大洋为本位币。姜得春被聘为帅府财政顾问，兼任合并后的官银号会办，驻长春分号。同年，姜获得张作霖特颁的二等大绶嘉禾章一枚。

1924年秋，张作霖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取得胜利，接收了天津边业银行，委姜得春任总经理。经过三个多月的筹备、整顿，于1925年4月10日正式开业。该银行属张家私人银行，除在天津设总行外，还在关内外各重要城市设有分行。其组织机构采用总裁制，以彭贤挂名总裁遥领，不负业务具体责任，银行职员分别由彭贤、姜得春和协理梁文彬三人推荐，姜推荐的有前兴业银行股长郭集珍。郭在三行合并后，曾被姜提升为官银号长春分号经理。

1925年11月，姜得春在奉天致电天津边业银行，命将库存钞票200万元及现洋30万元，随京奉火车运往奉天，派出纳股职员随车押运。当火车驶抵滦州车站时，郭松龄反奉兵变已发生，钱款被就地扣留。郭松龄派其军需处长鲁穆庭及参议谭家骏等将该款运回天津，现洋被郭军用光，钞票由于津行事前接到姜得春不予兑换的电令，得以保存。郭松龄失败后，鲁穆庭等只得将这批钞票原封运回奉天。

经过郭松龄兵变的打击，张作霖的力量受挫，被迫“暂息”东北，以待时机。天津一度为冯玉祥的国民军占领，边业银行总行存放着大量资金，不够稳妥可靠，于是张作霖1926年初决定将奉天分行改为总行，天津总行变为分行，仍以姜得春为总经理。

1928年4月，国民革命军继续北伐，在北京统治两年之久的张作霖于6月败退出关，途经皇姑屯时遭日本人暗算，被炸身亡。张学良继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后，积极振兴实业，奋发图强。姜得春深恐一朝天子一朝臣，主动向张学良提出辞呈。张不允，并半开玩笑似地说：“姜大爷，你现在发财了，要回家抱儿子去了!”^[7]姜不再推却，继续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地在边业银行工作。1929年5月，姜得春病故于沈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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