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亢虎，原名绍铨，江西弋阳人，原籍安徽旌德，1883年7月18日(清光绪九年六月十五日)生。祖父江澍昀，光绪三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父亲江德宣，光绪十二年进士，任工部主事。江亢虎十二岁时离开江西，到北京求学。1898年开始“研习西文与科学”^[1]。

1901年春，江亢虎中止北京东文学社的学习，东渡日本考察政治。半年后回国，被直隶总督袁世凯聘为北洋编译局总办和《北洋官报》总纂。为报袁世凯的知遇之恩，他随即上书袁，敷陈“经世之宏图，中兴之要略”，望其成为“全球万世之伟人”^[2]。不到一年，江亢虎东渡日本留学，1904年，因病辍学回国，任刑部主事、员外郎和京师大学堂日文教习。其间，他在袁世凯、端方的资助下，首开北京女学风气，先后创立三所女子传习所。1910年前后，初识汪精卫，自称这年3月曾涉嫌汪精卫等人谋炸摄政王载沣案^[3]。随后出国旅游，经日本而至欧洲各国。他看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在海外华侨和中国留学生中影响甚大，一路大讲无宗教、无国家、无家庭的所谓“三无主义”。7月，在比利时写成宣传无政府主义的《无家庭主义意见书》。次年春，其父病逝南京，虽然他当时正力倡“无家庭”，还是踏上了回国奔丧之路。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江亢虎由南京避居上海。11月5日，上海独立后仅仅两天，他自认欧美那种“政党政治”的时代即将来临，将两个多月前成立的“社会主义研究会”改组为中国社会党，并发表教育平等、遗产归公、专征地税、奖励劳动等八条党纲。江亢虎解释，这些纲领“多与三代井田、学校制度及孔子《礼运》所称道者先后一揆”^[4]。该党吸收党员漫无限制，“无论何人，不须介绍”，“皆得为党员”^[5]，而且来去自便，漫无约束。至于江亢虎本人，他曾说“鄙人自闻知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以来，见个人本位、社会本位两派极端之冲突，常妄思有以调和而折中之”^[6]。

江亢虎有感于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表示“赞同共和”^[7];但又以“社会主义家某君”名义在上海《天铎报》发表致武昌革命军公开信，攻击革命党人“多事以自扰”^[8]，因而激起革命派的愤慨。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以后，对江亢虎的中国社会党一度十分“赞成”，并令国务总理赵秉钧加以“保护”^[9]。江也利用中国社会党为袁服务，1912年夏，他到北京多次晋谒袁、赵，并秉承袁、赵旨意，“遍访各党各界，联络感情”^[10]。1913年7月，孙中山发动反袁破坏共和制度的“二次革命”，江亢虎一面通电全国，要求李烈钧等“四督罢兵回防，停止二次革命”^[11];一面奔走运动，联络各省商会、教育会，“为釜底抽薪之计”。^[12]

同年秋，袁世凯准备踢开一切政党、社团，大权独揽。他首先令中国社会党解散，以“假此立威，为解散一切党会之入手”^[13]。江亢虎当即遵命照办，随后离国去美。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任中国文化课讲师，并将家藏的八千多部图书捐赠该校。1917年夏，又回国为该校搜去中国地方志两千余部。

1920年夏，江亢虎回到中国。次年4月，去苏俄旅游。6月下旬，共产国际在莫斯科举行第三次代表大会，江初被大会资格审查委员会以“社会党代表名义”，确认为具有表决权的中国代表，但“出席二三日”后，即被中国共产党代表张太雷指控为中国政府的“侦探”，而被取消了资格^[14]。1922年8月，经欧洲回国。9月，在上海创办南方大学，自任校长。因忧虑“赤化东渐”，影响“人心世道”^[15]，发表《新俄游记》一书，攻击苏俄革命。与此同时，又从英国费边社那里拾来“资产公有”、“劳动报酬”、“教育普及”和“选民参政”、“职业代议”、“立法一权”等若干洋教条，拼凑成一个所谓“新社会主义”纲领，兜售于各派军阀之间，企图借此收“曲突徙薪”之功，抵消十月革命的影响。

1924年1月，孙中山在苏俄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改组国民党，与中共建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统一战线。江亢虎如坐针毡，一面上书孙中山，反对国民党接受苏俄援助;一面再三请托清室内务府大臣金梁“介见”溥仪，乞求这位清朝废帝站出来“救亡”^[16]。他认为“逊帝英明，前途有望，宜广求知识，博采舆情，用非常之才，以应非常之变”^[17]。6月15日，江再次组织中国社会党(次年1月，更名为中国新社会民主党)，作为他投靠北洋军阀的敲门砖。他反复向军阀们申述：“唯有及早施行社会主义，乃可防止过激思想之蔓延，并可减免社会革命之危险。”^[18]由于中国社会党对投靠北洋军阀毫不掩饰，因此，其《中国社会党复活宣言》发表后，即受到中国共产党机关报——《向导》及进步舆论界的抨击。

同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推翻曹锟、吴佩孚直系军阀统治。段祺瑞出任临时执政，决定召集御用善后会议。江亢虎马上代表中国社会党声明支持，并以所谓“有特殊之资望学术经验者”的资格出席了这一会议，成为段的制宪要员。1925年8月，他上年“请觐”溥仪的信函和同时期康有为、庄士敦(英人)等人与金梁的来往信函，被冯玉祥的清室善后委员会查获，并公布于世。南方大学认为他参与“甲子清室密谋复辟案件”，掀起驱江风潮。江依仗段祺瑞政府的支持，将反对他的教员及学生视为“赤化派”^[19]，强行平息了这一风潮。

南大驱江风潮虽然平息，但由于“甲子复辟案件”的牵连，江亢虎已声名狼藉;加上北洋军阀并不理睬他的什么“社会主义”，江不得不在“环顾国中，无可共事”的哀叹中，“退而讲学”^[20]，并离开北京，回到上海主持南大校务，但他仍不忘为北洋军阀效力。这年11月，国民党右派在北京西山举行反共分裂会议，江又代表“新社会民主党”发表宣言，声称“谨认”这些反共分子为“先辈友党”，并与他们“竭诚联络”，一致反共^[21]。1926年上半年，直奉军阀面对日益高涨的革命威胁，在日英帝国主义的策动下，谋求合力对付革命运动。江上书吴佩孚，建议他们“扩而充之，以图政学各界、朝野上下大联合之实现”，“然后赤祸庶几可免”^[22]。直到北伐战争的怒涛席卷大半个中国，江亢虎赖以生存的北洋军阀统治陷于土崩瓦解之时，他才不得不解散新社会民主党，于1927年夏前往美国。不久，去了加拿大，任加拿大大学中国文学院院长及汉学主任教授。

1928年秋，南京国民政府初步稳定下来，蒋介石出任国民政府主席。远在海外的江亢虎不再留恋北洋军阀，转而讴歌蒋介石是时代“俊杰”，“丰功骏烈，近古所稀”^[23]。此后，为巩固蒋的统治，他多次上书，建言献策。1930年7月，江“以海外旁观之身，念兴亡有责之义”，不远万里，向蒋提供“速立民宪”、以“免革命而促进化”的“根本大计”^[24]。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目睹日本对东三省的疯狂侵略，又在所谓“绝交”、“死守”的幌子下，向蒋献上一条“不宣战”、“不进攻”、以求苟安于一时的所谓“治标之策”^[25]。

1933年秋，江自美回国。1934年，蒋介石为配合他对中国工农红军各革命根据地的军事“围剿”，大力提倡所谓“新生活运动”。江发现蒋的“新生活运动，其实就是旧道德，不过换了一个新名字”^[26]。为配合蒋介石这一运动，江开始大做“旧道德”的文章。1934年12月至次年春，他在上海以《孔子的人生哲学》为题，举行每周一次的定期讲座，鼓吹忠君、孝悌、温良恭俭让等旧思想。倡言“现在君主虽不存在，应该忠于国家”^[27]，“革命不一定用武力”，“不一定要军队”^[28]，“与闻政治的方法很多。但应走温、良、恭、俭、让等正当的途径”^[29]。等等。1935年2月，江特地重刊旧作《善生十箴》，宣扬节欲、习劳等一套说教。他自己也穿起粗布长衫，住进清凉寺，实行斋戒，决心做蒋的“模范新生活运动员”。4月21日，由江亢虎发起，以保存文言、反对白话文和汉字改革为宗旨的“存文会”在上海文庙成立，江被选为该会干事，并主编《讲坛》月刊。

1936年11月，江亢虎针对当时世界盛行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两大对立思潮，特地发表《我们的出路》一文，认为“中道主义”才是“防止共产”和法西斯“独裁”的“正本清源之道”，“不但为中国之出路，实亦世界之出路”^[30]。江亢虎多年来一直认为废科举、兴学校的结果，导致社会“师道荡然无存”。为了“宏化育”，“矫时风”，必须恢复封建书院，提倡私人讲学。1937年6月，他刊出《亢庐讲学征收弟子通启》，要青年“自行束修”，以“最敬礼(依今例三鞠躬)”和“终身归仰”、“决不反戈”的忠心，拜他为师，以培养自己的忠实信徒和社会的所谓“善人”^[31]。

全面抗战爆发后，江亢虎避居香港。1939年9月，他接受从重庆抗日阵营叛逃至沪的汪精卫的邀请，由香港到达日军侵占的上海，参加所谓“中日共荣”、“和平建国”运动。10月，发表《双十节对时局宣言》，操着日本侵略者的腔调，表示要“以中国固有文化为中心，建设东亚新秩序”^[32]。同时，又一次打起中国社会党的旗号。之后，他为建立汪伪中央政府，奔走于南北伪政权和日汪之间。1940年3月29日，汪伪国民政府在南京开张，江亢虎出任伪考试院副院长兼铨叙部部长、代理院长(1940年7月)、院长(1942年3月)和伪国府委员(1944年11月)等职，总算实现了他半生奔走连做梦都想做官的宿愿。为掩盖叛国行径，他辩称投降日本并“非卖国而实爱国”^[33]。6月1日，江亢虎向汪伪提出旨在压榨人民的《新经济政策建议》，获准“发财政、工商、农矿三部参考”^[34]。9月3日，又献出两件“思想防共武器”，主张以佛教、道教、儒教为骨干的“固有的东方文化”和“不是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的“革新的社会主义”作为日汪“思想上共同防共之绝大武器”^[35]。10月，汪伪举行所谓“抡才大典”的高等考试，江受命为典试委员长。他“每早六时即起，夜十二时方睡，所有命题阅卷，大小事必躬亲”^[36]。1944年10月16日，为适应日本“大东亚共荣圈”的需要，他发表《国际的孔子与孔子的国际》，主张以“孔子做中心”，建立“孔子的国际”^[37]。

抗战胜利后，江亢虎潜藏南京清凉寺当和尚，后又逃往北京。1945年10月被军统局捕获。虽有舆论为其开脱叛国罪责，说他“附逆之举，心理上属多矛盾”^[38]，但1946年11月2日，还是被国民政府首都高等法院以“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之罪”，判处无期徒刑。对此判决，无论首都高等法院的检察官还是江亢虎本人均表示不服，检察官认为原判“漫谓被告不过赞同附和，与一般激烈分子不同，仅判无期徒刑，似有失出之嫌”，请求“撤销原判决，改判极刑”;而江本人即对他“历次辩诉有利各点”，法庭“不加调查，径予处断”，不平殊甚，而声请再审，“宣告无罪”。但高等法院和最高法院重审，均未采纳双方声请，而维持无期原判^[39]。

新中国成立后，江亢虎移押上海提篮桥监狱。经过学习和改造，不再坚持当年南京受审时拒不认罪的顽固态度，写下《十大罪状自白书》^[40]，1954年12月7日，病死狱中^[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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