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朝宗，号雨丞，民初改字为宇澄，安徽旌德人。1861年9月15日(清咸丰十一年八月二十二日)生于六安西乡麻埠镇(今属金寨县)。父江绍荣，有二子，江朝宗居长。他幼年入塾启蒙，聪慧灵巧，十二岁时能写一手秀丽端庄的楷书，为乡人称赞。1874年，家中不幸遭灾，生活立时窘困，江乃弃学经商，入麻埠镇继勋典当学徒。

继勋典当为台湾巡抚刘铭传家产，委托旌德人吕宓堂总管其事。江朝宗手勤嘴甜，又写得一手好字，受到吕的夸奖，私下口允有机会将提拔江。但以后多次升迁加薪江朝宗均落空，他愤懑不已。其时刘铭传的巡捕蒋福奉命归乡为刘办理一桩家务。江遂萌远志，疏通关系，向蒋福投上门生拜帖，并随蒋一道去了台湾。经引见后，江便留在刘铭传的签押房当一名书办。台湾各州县地方官员视江朝宗为巡抚乡亲，多有巴结，江受贿中饱甚巨。1889年，他为获取某县重贿，竟透露一件机密案例，为刘铭传侦知，立即捕江入狱，欲加重判。适逢慈禧“撤帘归政”，对地方高官显宦“懿旨施恩”，加封刘铭传太子少保衔。蒋福趁刘欢庆之时为江说情，刘乃挥手下令把江逐出台湾^[1]。

江朝宗回大陆后，投奔在天津做官的族亲江希曾，经举荐，为绿营一高姓参将充当帖写，月银十两。江为人乖巧，善于察言观色，投人所好，深得高的信任，视为心腹。高有独女，有招江入赘之意，但闻江在家乡已有妻室，拟作罢;江探知高意，即假造家书一封，谎称发妻丁氏突然病亡，哀伤大恸。不久，江入赘参将府。高视若其子，连年为江捐输至五品衔。1902年高病死，所有遗产财物尽归江继承^[2]。

1903年，江朝宗“衣锦还乡”拜祖。在家乡他又巴结刘铭传第三子、直隶总督袁世凯的妹夫刘春甫，讨得刘亲笔给袁的荐函一封。江返津持荐函见袁，果然生效，被袁口允委为署理正定府，只待挂牌上任。不料正定府为徐世昌所荐另一人占取，江无奈，只得以道员分发直隶候补，闲居天津。

1908年11月，光绪帝、慈禧太后相继死去，宣统继位。摄政王载沣监国，为剥夺袁世凯兵权，逼令他返乡“养病”。江朝宗见袁大势已去，遂转而投靠为清廷重用的旗人将军铁良，并献策约束在近畿的袁氏旧部。江博得铁良青睐，被奏请委为近畿督练公所稽查处督理。不久，江又被委兼管紫禁城宿卫营务处。他入值掖庭，对清室亲贵多方夤缘，趋迎备至，极尽谄媚之态。1910年入值宿卫营撤销，江调升为陕西省汉中镇正二品总兵。

1911年辛亥武昌起义爆发，陕西宣告独立，江朝宗逃回北京，受到再次出任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的冷遇。江攀袁不上，即寻机巴结袁的亲信民政部侍郎赵秉钧，成为赵的座上客。清帝退位，袁世凯取得民国大总统职位。其时，禁卫军虽为袁的亲信冯国璋掌握，但步军统领权仍控制在满族将领乌珍手中，对此袁不放心，拟在自己的部属中物色一名军官，取代乌珍。但这一职务不为袁部师旅长们所看重，时任国务总理兼内务总长的赵秉钧即向袁推荐江朝宗，袁允可，但表示骤然撤免乌珍军权，恐引起意外，江去步军统领衙门只能委以参谋官之职。江不敢旁骛，领命上任。他一上任，即倚仗袁、赵势力，颐指气使，处处刁难乌珍，致使乌珍原有的精神分裂症加重，一日醉酒猝死。从此江继任步军统领，握京城治安大权，一切唯袁命是从。

1912年8月24日，孙中山抵达北京，与袁世凯会商内政问题，期间曾见载沣。袁对孙中山会见载沣疑忌重重，指派江朝宗“随同保护”，并在他们会晤时“陪同在座”。江详加禀报，使袁对孙在京的活动了如指掌^[3]。

1913年3月，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在上海遇刺身亡。不久，“宋案”真相大白，全国舆论哗然，孙中山在上海发动武装讨袁的“二次革命”。此时江朝宗在袁的授意下，派人盯梢、抓捕反袁的国民党人，从而得到袁的馈送达10万元之巨。同时，他还趁机对清室贵族中一批富有者，采用恐吓欺骗的手段，名为“保护”，实为夺取他们的珍宝财富。日积月累，江成为京中一大暴发富翁。

在全国舆论压力下，因“宋案”事被迫辞去总理的赵秉钧，为镇压“二次革命”再次出山，任步军统领兼管京师巡警，江朝宗改任该衙门翼长，表示愿听从赵的指挥。实际上，赵并未躬行任事，一切大权仍操诸江手。

1915年，袁世凯阴谋称帝，江朝宗任“大典筹备处”委员，并被册封为“二等男”。其时，政事堂机要局长张一麐在袁面前说过“民国既建成，再复帝制，虑有未妥”的话，引起袁的不悦，遂命江警告张“勿持反对帝制论调”，要他“识大体，勿作书生之争”^[4]。随后，江又向袁密告张不满劝告的举动，袁即下令免去张的机要局长职务。为了稳住清室亲贵，江在袁的授意下，亲自进宫充当说客，向载涛和总管内务府大臣世续转达袁有意将其第三女淑祯婚配逊帝溥仪的愿望。当时虽然“太妃们心里不愿意，可是也不得不从”^[5]。因不久袁死，此事不了了之。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总统，段祺瑞任国务总理，不久发生“府院之争”，黎于1917年5月下令免去段的总理职务，引起“督军团”通电抗议，表示要以武力威胁黎元洪。黎特派王士珍为京津一带警备总司令，江朝宗、陈光远为副司令;同时召张勋率兵入京“调停”。但张勋抵天津后，提出以解散国会为入京之先决条件。黎被迫同意，但国务总理伍廷芳坚意辞职不署此令;江朝宗受命去劝伍，亦无济于事。黎一筹莫展，江朝宗乘机自荐。黎下令江代理国务总理，江遂以总理的名义副署解散国会令。他还下令北京军警在东西车站各处“严加搜查，不准放走众议院正副议长吴景濂、王正廷出京”^[6]。江朝宗出任代总理后，舆论强烈反对。一些国会议员指出江不是国务员怎能代理总理之职。6月14日张勋入京。次日江即与王士珍、张勋联名致函徐世昌、段祺瑞，表示拥护李经羲组阁。25日李经羲出任总理，江朝宗当了14天代总理即告卸任。

张勋入京后，于7月1日挟逊帝溥仪复辟，黎元洪逃入日本使馆避难。江朝宗见风转舵，转而顺从张勋，并参加张召集的复辟会议。段祺瑞在马厂誓师，宣布讨伐张勋，江又摇身一变，与警察总监吴炳湘派人去天津暗中与段联络，表白自己本“不赞成复辟，不过为了北京治安，不能不与张勋虚与委蛇”^[7]等等。江还下令关闭城门，不许张勋败兵进城。7月14日，段祺瑞入京后重握大权，江的步军统领一职被免去，后来被段授予“迪威将军”的称号，以示戏谑^[8]。江自惭不安，闭门蛰居。

1918年10月，徐世昌出任北京政府总统，邀钱能训组阁并兼内务总长。江朝宗百无聊赖，企望再入官场，遂投钱门请委。适安徽、绥远等地鼠疫蔓延，钱便委江为防疫督办。江不嫌位卑，立即赴任，乃趁机大开报销，中饱私囊，受到舆论的抨击。1919年6月，钱能训辞去国务总理，江也随之被免职。他虽四处钻营，但终因劣迹昭著，未能再入政坛，只当上三个月北京安徽会馆馆长。

1920年直皖战争中皖系败北，一时安徽形势混乱。江朝宗组织在京的一批皖籍官僚政客成立“皖事促进会”，出任会长，并以促进会名义具呈政府，举江主皖，未成;又吁请许世英主皖，许为答谢江的力荐，委江子泽春为安徽省造币厂厂长，使江发了一笔横财。

1932年初，寓居北平的吴佩孚倡办“救世新教会”，自任教统，江朝宗积极参与活动，被吴邀聘为副教统。他们表面上扶乩唪经，而暗地里却在纠集北洋直系势力，趁时局动荡之际，借“抗日”之名，妄图东山再起，但此举受到蒋介石的指责，未能得逞。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日军入侵华北，北平沦陷。江朝宗出任北平“维持会”会长兼“特别市”市长。他得意忘形，附庸风雅，为许多大小商家题写店号门匾，落款处特加盖“曾秉国钧”印章，以示自己曾担任过国务总理而自命不凡。但他并无号召力，被嘲讽为“三定京师江宇老”，所以在同年12月13日以王克敏为“委员长”的伪华北临时政府成立后，江便被免去“特别市长”职，北平“维持会”也随之宣告解散，仅有一个伪政府委员的空头衔。江愤懑不已，在去职前夕，私自下一道命令，将全市商捐一律取消，企图从财政上给王的“临时政府”制造障碍。对此，王克敏报告日军部，拟追究江的责任，后经诸奸为江缓颊，并向商会追回原令，才把事情平息下来。

此后，华北伪政权多次更迭，江朝宗只是一名挂名“委员”，未得再过问政事。后日军驻北平司令官河边正三聘他为军部顾问官，江感激涕零，积极筹办“华北经济对策协议会”，任副会长，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效劳。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江朝宗以汉奸罪被捕，家产充公没收。是年冬，江病死狱中^[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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