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鸿昌，原名恒立，别号世五。1895年10月18日(清光绪二十一年九月初一)生于河南扶沟吕潭镇一户贫苦农家。其父吉茂松，别号筠亭，曾在该镇开过茶馆，为人豪爽，急公好义。这给吉鸿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吉鸿昌六岁时母亲去世，家境更加困难，他除了在茶馆里帮着做生意，每逢农忙季节还随家人下地干活。由于交不起学费，吉鸿昌只能在当地私塾旁听了两年。他从小勤劳勇敢，憨厚胆大，深获镇上穷孩子们的喜欢和推崇。
 1910年春，年仅十五岁的吉鸿昌到扶沟城“福庆楼”首饰店学徒，后因熔化银料时拒绝掺假，遭店主训斥愤而弃职。1911年前往周家口(今商水县城)“增盛合”杂货行当学徒，后因不堪忍受非人的学徒生活，1913年8月愤然前往郾城招兵站，投入冯玉祥所率领的左路备补军第二团当兵。
 1914年，吉鸿昌随冯玉祥所率警卫军左翼第一旅追剿白朗起义军。同年9月，该部驻防西安，冯玉祥成立模范连，吉被选入该连当兵。由于吉鸿昌聪颖勇敢，胆识过人，曾有“吉大胆”的绰号。
 1917年7月，冯玉祥部第十六混成旅驻防河北廊坊。在讨伐张勋“辫子军”得胜后，冯成立了一支手枪队。吉鸿昌被调到手枪队，并提升为排长。次年6月升任连长。吉鸿昌为人忠厚，遇事机敏，临阵勇猛。1921年5月吉随军入陕，参加攻克西安的战斗，因功晋升为营长。同年8月，第十六混成旅扩编为陆军第十一师，吉鸿昌营改隶李鸣钟旅孙良诚团。
 1922年4月，第一次直奉之战爆发，吉鸿昌随军参加对奉作战，迫使奉军退出关外。10月，冯玉祥出任北京政府陆军检阅使，率部进驻南苑，一面练兵，一面扩充实力。1924年10月，冯趁第二次直奉战争处于胶着状态，发动北京政变，直系败北，随后冯部改为“国民军”，吉营驻防西苑。年底吉营随补充第四旅调驻绥远归绥(今属呼和浩特)，翌年春吉被任命绥远都统署副官处长，5月任绥远都统署警务处长兼骑兵团长。
 1926年6月，冯部刘郁芬第二师在兰州告急，吉鸿昌奉命将绥远都统署手枪团及各地警察队组编为第十二师第三十六旅，担任旅长;并率部星夜驰援，吉相继打败了甘肃土顽张兆钾和孔繁锦等部，稳定了甘肃省的局面。同年9月17日，冯玉祥在五原誓师，组成国民联军，响应北伐。10月，吉鸿昌奉命率部从兰州出发急进陕西，肃清了三原、咸阳地区的土顽军阀，又经四十多天艰苦作战，击溃镇嵩军，于11月27日使被围困达八个月之久的西安城解围。1927年4月，国民联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冯玉祥任命吉鸿昌为该集团军第二军第十九师师长，进驻潼关。5月中旬，吉部受命东出潼关参加北伐，直指洛阳。吉派人前往说服守军让出，从而轻取洛阳，继克巩县。7月3日深夜趁敌军无戒备抢渡黄河成功，又换成奉军服装巧取新乡。吉部捷报频传，冯玉祥闻讯后复电嘉奖该部并誉为“铁军”。从此第十九师成为公认的西北军王牌部队。不久豫东发生战争，吉部奉命开赴许昌攻打北军马及第部，继赴漯河攻打靳云鄂部，所向披靡，河南局势暂告稳定，解除了北伐进军的后顾之忧。
 1927年“四一二”蒋介石叛变革命，不久冯部第二集团军也开始“清党”，吉鸿昌对此虽然痛惜不已，但因尚未认清革命的方向，只是终日彷徨，心灰意冷，苦思无路可走。1928年吉对“济南惨案”发生后蒋介石采取不准抵抗绕道北伐的屈辱行径颇感悲愤，曾暂离部队回乡省亲。归队后不久，冯玉祥整编部队，吉因与上司孙良诚不和，第十九师被编散，他被调到北平陆军大学特训班“深造”。同年冬，吉鸿昌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三十师师长。1929年春，吉鸿昌奉命率部进驻宁夏，击溃了来犯的“马家军”，稳定了宁夏的局面。同年5月，吉鸿昌升任第十军军长。原宁夏省主席、西北军第七军军长门致中不安于位，被迫辞职;7月，吉继任宁夏省主席。吉对宁夏有一套改革开发的主张，并反对再打内战。因此引起了西北军老将鹿钟麟、宋哲元、孙良诚、刘郁芬等人的误解和疑忌。
 1929年10月，蒋冯之战开始，吉鸿昌奉命从宁夏前往增援。随后于1930年3月9日，在代总司令鹿钟麟召开的一次军事会议上，吉被视为搞“独立王国”者，被扣留在潼关司令部，将予严惩。正巧冯玉祥3月10日从山西赶回潼关，吉才幸免于难。冯旋将第十军整编为第十一师，派吉鸿昌仍任师长，率部开往豫东作战。蒋、冯、阎中原会战，尽管吉鸿昌率部连连获胜，重创蒋军;但其他部队不能紧密配合作战，加之蒋介石的收买、分化瓦解，冯、阎反蒋联军被搞得四分五裂。9月18日，张学良通电拥蒋，东北军大举入关，冯、阎终告失败。冯玉祥的西北军全线崩溃，所部分别被蒋介石收编。蒋深知吉鸿昌是西北军的闯将，所部素称劲旅，便极力笼络他;同年9月，蒋委任吉鸿昌为二十二路军总指挥，兼任第三十军军长，下辖三个师，一个特务旅，指定该部开往淮阳进行整编。
 1930年11月，蒋介石发动了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次围攻，命令吉鸿昌率部移驻潢川，进攻光山、商城、麻城、固始一带的红色区域。苏区红军经过四个月的艰苦奋战，歼敌一万三千余人，粉碎了蒋介石的第一次围攻。1931年1月3日，吉鸿昌部的第三十师在商城二道河西南的四顾堆地区作战，被红军歼灭一个团。吉鸿昌经此惨败，以及与中共地下工作者交往中，思想颇受震动;从此他按兵不动，不再主动与红军打仗。期间，吉鸿昌托病离开部队到上海，与中共中央军委取得联系，在中共地下党负责人帮助下，吉渐渐悟出了革命道理。回到潢川后，通过联系，吉曾多次乔装进入苏区实地考察，目睹苏区劳动人民的实况及与红军负责人的会见长谈，思想上发生了更深一层的转变。回部队后，吉鸿昌开始寻找自己的出路，考虑部队起义参加红军的可能性;3月1日，吉鸿昌挥笔书写了“国将不国，尔速醒悟。睡狮猛醒，领导民众”十六个大字，令人镌刻在光山县县衙门前的一对石狮背上，以表达自己的心情。
 蒋介石发觉吉鸿昌的思想变化极为惊恐，星夜派郑州行营参议冷欣飞赴信阳监视吉鸿昌，并任命冷欣为吉部的高级参议。随同冷欣前来的特工人员则在吉部加紧活动，并用重金拉拢收买军官。3月中旬，蒋又策动了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围攻，总兵力由9个师增加到11个师。吉鸿昌以种种借口推诿不出兵，迫不得已才带着些“洋枪”、“洋面”，虚张声势出发攻打苏区。每当与红军相遇，空打一阵枪，沿途留下枪支、弹药、粮食，然后迅速离去。到了5月，红军已经胜利地粉碎了国民党的第二次“围剿”，这更加速了吉鸿昌投奔红军的决心，他决定率部起义，用自己的行动赎“剿共”之过。由于吉部三十一师师长张印湘的告密，军官被特务收买;随后蒋介石指派吉鸿昌的老上级李鸣钟赶到潢川，并力劝吉鸿昌出国考察，从而瓦解了起义队伍。吉鸿昌看到起义无望，蒋介石又派重兵逼近，9月被迫离开部队，前往上海准备出国。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吉鸿昌在沪闻讯立即致电蒋介石，请求准予北上抗日，以抒国难，但遭蒋介石的拒绝，在特务和说客的软硬兼施的劝说下，只好于9月23日偕妻胡洪霞被迫登上美轮“塔夫脱总统号”，由上海起程出洋。
 吉鸿昌在海外游历了五个月之久，先后到了日本、加拿大、美国、英国、比利时、德国等十多个国家进行考察，多次接待记者并发表抗日演讲，此行他极想趁机去苏联参观，却因国民党政府的阻挠未能成行。蒋介石怕吉鸿昌回国后闹事，一面答应继续给予资助，一面对吉加强监视，阻拦他回国，想让吉鸿昌羁留海外，消磨其爱国意志。对此吉颇为愤慨，曾赋诗一首：“渴饮美龄血，饥餐介石头。归来报命日，恢复我神州。”
 1932年1月29日，吉鸿昌与夫人密商后，摆脱特务跟踪，只身搭乘英轮由马赛启程返回上海。
 淞沪事变后，吉鸿昌暂住上海，在与上海中共地下组织取得联系后，表达了坚决抗日的决心。随即来到天津，并很快与中共华北政治保卫局接上关系。为了开展反蒋抗日斗争，他经常奔走于平、津两地，同时抓紧整理出国观感。同年5月，由北平东方学社出版了吉鸿昌著述的《环球视察记》。不久，吉鸿昌由津赴沪，参加了东北抗日救亡后援会工作，并与宋庆龄等爱国人士广泛接触。8月，吉鸿昌冒险从上海潜往湖北宋埠，组织发动旧部起义，但旧部军官迟疑不决或避不相见，有的已被特务收买进行破坏阻挠。吉只得仓促率一个团起义，可是早已陷入蒋介石布置的包围之中，当突出重围到达苏区时人员已所剩无几。起义失败后，吉鸿昌受到国民党政府的通缉。1932年秋，吉加入中国共产党。9月间，吉鸿昌由沪至泰山，敦促冯玉祥下山与共产党合作抗日。一个月后，冯玉祥移居张家口，积极准备起兵抗日。吉鸿昌回到天津后继续联络旧部官兵，进行抗日反蒋活动。
 1933年1月3日，日本侵略军攻陷山海关，又向热河进犯。由于蒋介石采取不抵抗政策，3月4日，日寇不费一枪一弹占领承德，并继续向华北进犯，长城抗战爆发。3月25日，吉鸿昌抵张家口，在土尔沟“爱吾庐”与冯玉祥促膝长谈。冯决定由吉鸿昌编一个军。中共华北特委则派出吴化之任吉部的政治部主任，帮助组军。5月26日清晨，张家口全城戒严，“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宣告成立，冯玉祥任总司令，佟麟阁任同盟军第一军军长，吉鸿昌任同盟军第二军军长。同日，抗日同盟军接管了察哈尔省政府，新组成的察哈尔省政府委任吉鸿昌为省垣警备司令兼警察处长、公安局长。
 6月15日，在张家口土尔沟新村召开了抗日同盟军第一次军民代表大会。到会代表61人，会议由冯玉祥主持，中共党员吉鸿昌、宣侠父、张慕陶等参加了五天的会议，吉鸿昌等11人被选为军事委员会常委。
 6月20日，冯玉祥任命吉鸿昌为抗日同盟军北路前敌总指挥，吉率部北进，一连克复康保、宝昌、沽源等察东地区，军威大振。7月5日，吉在沽源附近的大柳树村召开抗日同盟军前线主要将领会议，根据多伦及其周围地区的敌情报告，决定兵分三路进攻日伪军。鏖战五昼夜，12日吉鸿昌暗遣副官刘亨香、马国栋等率领精兵四十余人乔装入城。入夜，吉亲率各部，袒臂冲锋，里应外合，光复了失守七十二天之多伦。多伦光复，震动中外，全国各地爱国抗日团体和知名爱国人士纷纷致电祝贺，但遭到国民党蒋介石与汪精卫之流的反对。7月28日，蒋、汪在庐山会议上向抗日同盟军发出最后通牒式的四项意见，并电令何应钦调重兵围剿抗日同盟军，并对同盟军所在区域实行全面封锁。8月4日，冯玉祥被迫下野，并派邱小宁、佟麟阁与宋哲元等在沙城协商接交办法，同盟军面临被分化肢解的局面。8月16日，吉鸿昌、方振武召集所部将领在老君堂开会，作出了整编队伍的决定，“民众抗日同盟军”改称“抗日讨蒋军”。24日，吉鸿昌出席中共河北“前委”在张北县二泉井村召开的军事会议，并组成了柯庆施、张慕陶、宣侠父、吉鸿昌等七人的军委常务委员会。26日同盟军五师、十一师、骑兵三师、手枪队和二师的一部分共三千余人由驻地西进商都，吉鸿昌担任军事总指挥。由于国民党军队的围堵，同盟军又改为东进，9月9日到达独石口与方振武部会合。两支部队仍分左、右路军，预定在昌平北部集结，提出的战斗口号是：“打进北平过中秋。”9月20日，方振武部攻占怀柔，断后的吉鸿昌也浴血奋战杀进长城，与方部会合。9月23日，抗日军进占顺义县境内的牛栏山，26日攻占距离北平62里的高丽营，并与国民党军队进行炮战，北平当晚全城戒严。10月以后，吉部转战于顺义、大小汤山。由于日、伪、蒋的三方夹击，四面围堵，同盟军伤亡惨重。吉鸿昌和方振武眼看突围无望，不忍心与同战斗的抗日弟兄遭受无谓的牺牲，为了保存抗日力量，别谋抗日出路，遂于10月16日，应国民党第三十二军军长商震和北平慈善团体代表之约，吉、方两将军亲往商震驻地(顺义县附近的马家营)谈判和平解决办法。随后吉、方被押解北平，当车行至河北时天已擦黑，吉鸿昌施计掩护方振武逃脱。吉舍生忘死、先人后己、磊落大方的胸怀和抗日决心感动了押运人员，也得以中途获释。抗日同盟军掀起的轰轰烈烈的抗日运动虽然失败了，但他们敢于从日本侵略者手中夺回失地的勇气，大大鼓舞了全中国人民的抗日信心。
 吉鸿昌摆脱险境后，化装成庄户人于11月辗转回到天津法租界家中隐居。1934年1月，吉鸿昌与共产党员宣侠父建立了联系。吉在其副官牛建中陪同下秘密前往上海，见到了中共中央军委特科组织的王世英同志，向组织汇报了察哈尔抗日斗争的经过，听取了党的指示，又肩负着新的使命返回天津。3月初，南汉宸夫妇到津，吉鸿昌和南汉宸、宣侠父等广泛联络反蒋抗日力量，暗中筹集资金，购买武器，制定了中原暴动计划。在此期间，柯庆施、陈伯达和朱其文夫妇都在天津和吉鸿昌建立了联系。5月，吉鸿昌与南汉宸等在天津成立了包括冯玉祥、李济深、方振武、任应歧等各派反蒋抗日力量代表在内的“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吉鸿昌被选为“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南汉宸兼任秘书长。为了进行抗日宣传，吉鸿昌在自己家里设置了简易印刷所，创办出版了《民族战旗》刊物，向全国各地邮寄，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后来被敌人发现后，被迫停刊。
 吉鸿昌频繁积极的反蒋抗日活动，引起了敌人的密切注意，蒋介石派出复兴社的特务加强对吉的监视，还打进“同盟”组织内部窃取情报，进行破坏活动。吉鸿昌转移了印刷所，改变了联络地点和方法。是年八九月间，吉派往安徽进行发动武装抗日工作的同志被捕，暴露了吉鸿昌在津工作的情况，引起了敌人的极大惊恐。蒋介石严令国民党北平军分会不惜一切手段，除掉吉鸿昌。面临险境，吉鸿昌首先让南汉宸等先行撤离，自己坚守岗位。10月初，根据工作需要，吉鸿昌的家从天津法租界霞飞路搬迁到英租界牛津别墅3号居住。11月9日，吉鸿昌与任应歧等借打牌为名，在法租界国民大饭店秘密开会，国民党特务跟踪而至，突然闯进45号房间开枪行刺，误将会谈代表王化南打死，吉鸿昌亦身负枪伤，随后吉被天津法租界工部局巡捕以嫌疑犯拘捕。消息传出后，天津地下党组织和爱国知名人士曾多方营救未果。11月14日，吉鸿昌、任应岐等被引渡给国民党天津市公安局，在天津蔡家花园陆军监狱囚禁了九天。22日，吉鸿昌等又被国民党军警押解到北平军分会军法处审理。吉鸿昌在法庭上大义凛然，用抗日必反蒋的事实骂得审判长张口结舌，审理草草收场，按上一个“危害民国罪”。1934年11月24日，蒋介石密电，令北平军分会将吉鸿昌“就地枪决”。临刑前，吉鸿昌从容执笔，给夫人和亲属留下了最后的遗嘱。在刑场上，他以手代笔，以地作纸写下了浩然正气的诗章：

 恨不抗日死，
 留作今日羞。
 国破尚如此，
 我何惜此头!

参考文献

• 中共天津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吉鸿昌将军》(吉鸿昌将军牺牲五十周年纪念辑),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版。
• 穆欣:《吉鸿昌将军》,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第2版。
• 吉瑞芝、郑慈云:《华夏忠魂——吉鸿昌传记》,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版。
• 《天津党史资料通讯》,1984年5月版。
• 《周口党史通讯》第4期,198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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