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远庸，原名为基，字远庸，笔名远生，江西九江人，1884年(清光绪十年)出生在一个书香之家。父黄儒藻，在科举上很不得志，屡试不第。其母为名门闺秀，知书识字，习礼明诗。黄远庸多靠母亲教育。黄于1900年举秀才，1902年为家人促迫，应乡试中举人。1904年中进士，同榜的有蒲殿俊、谭延闿、汤化龙等。次年，黄远庸进入日本中央大学学习法律。留学期间，他刻苦钻研，勤奋学习;课余学日文、英文，也很留心时事。

1909年秋，黄远庸学成归国，邮传部尚书汪大燮派他在参议厅行走，任员外郎，兼编译局纂修官。此时，他的同乡李盛铎也从欧洲归来，与他同住一处，彼此经常在一起交谈。李见他擅长文学，文笔犀利，就对他说：“吾见欧士之谙近世掌故者，多为新闻撰述家，以君之方闻博涉，必为名记者。”^[1]黄远庸听后颇为动心，乃想改行当新闻记者，工余时间常给报刊写稿。

1911年5月，清政府组成以庆亲王奕劻为总理大臣的“皇族内阁”。6月，各省谘议局联合对“皇族内阁”进行猛烈抨击，同时，决议成立“宪友会”，声明尊重君主立宪政体。黄远庸参与“宪友会”的政治活动，被选为代表，往见“皇族内阁”总理大臣奕劻和协理大臣那桐，与他们协商草拟宪法的事情。

辛亥革命后，黄远庸决心“不做官，不做议员”，在北京开业做律师，并任上海《申报》、《时报》驻北京特约通讯员。他广为交游，自达官贵人以至政客、艺人，莫不结交。这些人实际上是他的新闻来源供给者，常常向他提供一些不可多得的资料。他写的通讯条理清楚，判断明确，有分析，有评论。“行文流畅多趣，开印象派纪事之风，极为读者所喜”^[2]，有人誉之为“报界之奇才”，中国报纸之有通讯，是从黄远庸开始的。

1912年8月，袁世凯伙同黎元洪杀害了湖北军政府军务司副司长张振武和湖北将校团团长方维。对这件震惊一时的政治谋杀案，黄远庸接二连三地写报道，把事情的经过和原委一一披露。其后，宋教仁案、中日交涉、大借款等等，他无不详尽报道。他为了揭露袁世凯，写过《遁甲术专门之袁总统》、《袁世凯此后徘徊之径路》等，说袁“受任未及期年，而大权一一在握”，“自以阅历深，气魄伟，平生历史宏富复杂，举世无二，除左右驰驱效死力者外，皆以竖子视之，而不悟今日潮流之不可抗，其左右亦无敢进言者”。他还暗示袁世凯妄图称帝，并逆料其终必归于失败。说袁世凯“不审大局之将不可救”，“特恐其所为，无利于国，并无利于身也”。

民国初年，政党林立。各党为扩张党势，专以利禄诱人入党。黄远庸目睹政党现状，愤慨之极，乃于1913年登报声明：“自今以往，余之名字誓与一般党会断绝连贯的关系。”^[3]他虽然表示不偏不倚，好像很超脱的样子，但他的政治态度，仍离不开共和党的观点。他在政治上主张改良，反对使用革命暴力，力求稳健、保守，以免开罪袁世凯。

1915年8月，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活动猖獗一时，杨度等人组织“筹安会”，公开鼓吹帝制，为袁张目。袁的美国顾问古德诺在北京《亚细亚日报》发表文章，为复辟帝制大造舆论。袁的亲信爪牙为了虚张声势，想找些社会名流为袁支撑门面，由总统府内史夏寿田出面，要黄远庸撰文赞成帝制。黄大为恐惧，他“不欲为，不敢不为”^[4]，一连七八天拖延不写，而夏寿田天天来信催促，最后被迫写了一篇不痛不痒的文章来敷衍搪塞。袁看了不满意，叫人示意黄另写一篇。黄看推脱不了，又怕招来横祸，于9月3日遁走上海。

黄远庸到上海后，在《时报》上向袁的御用喉舌《亚细亚日报》发表声明：“远以国体问题与贵报主义不合，故于贵报未曾出版之先，即已在京沪各报声明脱离关系。”^[5]这是他表示与鼓吹帝制者划清界限，也是公开宣布与袁世凯决裂，对袁的帝制活动，无疑是个打击。

黄远庸在上海逗留不久，就东渡日本，又转去美国旧金山游历。1915年12月27日，旧金山康梁宪政党宴请黄远庸于都坂街上海楼菜馆，忽有二人闯入，将黄刺死，“事后无人知刺客为何许人”^[6]，但无疑是政治暗杀。他生平的著作，由友人林志钧汇集成册，编辑《远生遗著》共四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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