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锡滋，名大福，原籍湖北黄陂，其祖上迁居重庆，1883年5月4日(清光绪九年三月二十八日)生。父亲黄道南，二伯黄道和无子，黄锡滋兼祧两房。黄道和经营匹头，家资富有。

黄锡滋幼入私塾，曾学国画。1895年黄道和去世，黄锡滋获遗产十多万银两。他将钱财先存放在岳父杨文光的商号生息，后自营商业，但颇有亏损。1911年他开设商号，以陈丽生为掌柜，集正副股本三万六千两，并从二人名字中各取一字，名为天锡生。嗣后扩充业务，以天锡生为母号，几年间陆续开设了天锡永、天锡公、天锡福、天厚祥、福兴玉等子号，经营匹头、棉纱、油糖、山货等。天锡生、福兴玉后以运销川盐为主，是重庆“四大盐商”中的两家。

1915年，黄锡滋的岳父家杨氏兄弟开办聚兴诚银行，黄锡滋投资，并任监察。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我国民族工业抬头。生丝外销增长，黄锡滋集资买进天福丝厂，又设立天诚丝厂，从商业资本逐渐移向工业资本，谋取更多的利润。

黄锡滋的“天字号”做的是上下货，当时靠川江水运。为了掌握交通工具，实现自购、自运、自销，他投资三十万两从事航运事业，创设了福记航业部。为要保证轮船燃料的自给，1921年他又投资开办了三才生煤矿。1924年起，复相继开办复兴钱庄、裕泰钱庄，还投资于三元祥钱庄，以便周转资金，调动头寸。

黄锡滋的经营活动，遍及工矿、航运、金融和商业，获利甚丰。天锡生、福兴玉一向经销楚岸，1927年春宁汉分裂，淮盐不能运鄂，盐价暴涨，天锡生、福兴玉运去的川盐，赚到银元四十多万，为其后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有力的基础。

30年代初，资本主义世界发生经济危机，黄锡滋的“天字号”亦受到影响。特别是日本蚕丝的冲击，川丝一落千丈。黄锡滋被迫关闭了天福、天诚两家丝厂。兼以四川军阀恣意加提盐税，阻碍了川盐外销，使天锡生、福兴玉处于困境，1931年至1932年赔出近百万元。黄锡滋被迫先后结束了天锡生和福兴玉，并收束了“天字号”各店。尔后，他全力从事于航运和煤矿的经营。

早在1907年，黄锡滋便已投资川江轮船公司。1920年他创办的福记航业部，初购一艘旧轮“嘉定号”，行驶川江上游的叙泸一线;旋即卖去旧轮，以五十多万两银子先后购买“福源”、“福来”、“福同”三轮，航行川江下游，获利丰厚，到1928年底盈利达三十一万多两。他为了对付军人强派兵差，1929年6月改组福记航业部独资经营，挂上“法商”名义的聚福洋行。该行表面上由法商吉利洋行投资三分之一，以法国人沙礼出任法方经理，声称是“中法合资”的公司;实则黄锡滋与吉利洋行暗签“密约”，订明中法合资是假的，只由聚福每年送给挂旗费三万两，并付给沙礼等人若干钱。遇有军人干扰或其他事件，由法国人出面交涉，小则由沙礼出面处理，大则把法国领事搬出来应付，动辄以“要惹动外交”相恫吓。聚福凭借外人势力庇护，十多年中，船未搭过兵差，也不完纳捐税，获取了难得的厚利。至抗战初期，聚福积累现金已逾三百万元。1939年，巴黎吉利洋行总行派吕丹来华，矢口否认“密约”，强要虚设的三分之一股权。黄锡滋生怕揭穿聚福的内幕，只好委曲求全，几经磋商，接受法商补交十三万元股本，而被夺去十倍于其投资的利权。

黄锡滋经营的三才生煤矿，在重庆江北静观场代家沟，1925年正式出煤。但一直是以土法开采，设备简陋，而且受地址邻接、同属一股炭脉的天府煤矿的排挤，无多大开展。

黄锡滋经商近三十年，拥有企业十几家，资金积累到四五百万银元，成了重庆的一大富商。他精通生意，工于心计，善于选择有才干的人负责经营各个企业，每逢年终结算，在家宴请众伙友，总以盈利最多者居首席，以盈利少或无盈利的陪末座。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全面入侵我国，黄锡滋赞助抗日。1938年9月，他献寒衣捐资二万元，获得国民政府银质奖章和“见义勇为”的匾额。1940年5月8日，黄锡滋因病在重庆去世，终年五十七岁。

黄明安是黄锡滋的长子，1907年11月20日(清光绪三十三年十月十五日)生。十岁入学，1927年夏入上海圣约翰青年中学，因惧遭绑票，不久回重庆。先入聚兴诚银行做练习生，约半年转入天锡生商号监督内账。1931年天锡生结束后，黄明安在父亲资助下办怡怡公司，开怡丰钱庄。1934年春，他随舅父杨粲三赴欧美考察实业。抗战初起，黄明安经营复华漂鬃公司，任董事长。1940年投资开办光华制革厂。是年其父去世，黄明安拟通过改组三才生煤矿，加以整顿。鉴于运输上以往仰仗天府煤矿代运受卡，亦拟自筑铁路以解决运煤的困难。后申请购买铁轨受阻，未能实现。复欲与天府煤矿合并，亦未达成协议。适逢孔祥熙控制的中国兴业公司矿业部急于抓矿，黄明安为获得官僚资本的“保护”，同中国兴业公司达成协议，于1940年4月底签订合约，正式成立三才生煤矿股份有限公司，黄明安以常务董事兼任协理。

三才生改组之后，进行了一系列扩充、改建，产量有所提高，但运输更不能适应。1941年3月，乃开工兴建代黄铁路，翌年5月筑成。但设计欠周，管理不善，通车之后，仍未完全摆脱依靠天府煤矿代运的局面。

其时法币不断贬值，又由于兴修铁路所费不赀，三才生改组不久，资金即陷于困境，不得不一再增资，四处贷款。初改组时，额定资本法币二百万元，原三才生与中国兴业公司各占一半，1941年春增为总额四百万元，1942年再增为八百万元，都各按原股额比例增加。但资金仍有困难，乃由黄明安签字承兑，向各商业银行贷款，到1943年下半年，信贷高达两三千万，债台越筑越高。在此危机下，黄明安走通了孔祥熙的门路，再演一场增资改组的把戏。孔祥熙派陈行为董事长，徐堪、郭景琨为常务董事，改组了三才生的董事会，定股本总额为二千万元，以原股本(八百万元)升值百分之五十，为一千二百万元，其余八百万都是假名虚股，以便应付场面。当年12月，三才生即编造一套虚假表报，申请贷款。孔祥熙批交四联总处，不到一月，就获得六千万元长期低利贷款。孔样熙还亲到天府煤矿视察，要两矿“很好合作”。但天府总经理孙越崎属经济部系统，不买孔祥熙的账。三才生得到这一大笔贷款后，照理应易于转圜，但1944年开始，法币贬值越发加快，大后方整个工业陷于停滞状态，而煤的限价又影响生产，三才生仍然难以支撑，月月亏累，到下半年已成瘫痪状态。黄明安无可奈何，从当年9月起，将三才生委托董事陈叔敬全权负责，利用陈叔敬和天府煤矿董事长卢作孚的关系，去和天府商洽合并。天府乃清偿其债务，把三才生合并过去。黄明安经营三才生陪蚀二三百万银元的巨款，受到惨重的损失。

1945年复兴钱庄改为复兴义银行，黄明安任董事长。重庆解放前夕，他又任强华实业公司代总经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黄明安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强华公司与华中、合众两家轮船公司于1953年合并组成川江轮船公司，实行公私合营，黄明安被任命为副经理;1955年任长江航运管理局重庆分局副局长。他参加了民主建国会，当选为第四、五、六届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担任重庆市工商业联合会委员。他业余喜好书法，工于摄影。

1968年3月11日黄明安在重庆病逝。

参考文献

• 黄瑾莹:《从“法商”聚福洋行到强华公司的经过》,中国民主建国会重庆委员会等编《重庆工商史料选辑》第1辑,1962年版。
• 黄明安:《三才生煤矿投靠官僚资本的经过》,中国民主建国会重庆委员会等编《重庆工商史料选辑》第2辑,196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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