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慕松，广东梅县人，光绪十年(1884年)生。早年肄业于汕头岭东同文学堂。后入广东武备学堂，毕业后选派去日本留学。先后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和炮工学院。在日本期间加入中国同盟会。回国后，任广东黄埔陆军小学教官、校长。
 1911年武昌起义后，任广东民军军参谋长。民国成立后，被孙中山任命为大总统府军咨府(后改参谋本部)第五局局长。1913年担任国防考察委员，曾赴蒙古、新疆实地考察，回京后，任陆军测量总局局长。
 1918年冬，赴英国留学，并在德、法两国考察，历时两年。回国后，任中俄界务公署参议兼中俄会议专门委员，并兼交通部路线审查会主任。1925年5月任军务善后委员会委员。同年南下广州任粤军总司令部编审委员会委员长兼黄埔陆军军官学校高级班副主任。1927年6月7日至7月29日代理陆军大学校长。同年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师师长，率部参加北伐战争。1929年8月任参谋本部测量总局局长。1930年再度代理陆军大学校长。不久被派往英国出席万国航空会议、第四届万国测量家联合会会议、第三届万国航空摄影测量会议，并作为中国代表团专门委员出席国际军缩会议。1931年12月26日任参谋本部参谋次长。同年12月当选中国国民党第四届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并被推选为中央海外党务委员。1932年9月26日任参谋本部第一厅厅长。
 1933年4月12日，新疆发生驱逐金树仁的政变，盛世才取代金树仁走上新疆政治舞台。1933年4月24日，金树仁在新疆塔城通电下野，翌日汪精卫发表关于新疆问题的谈话，称中央决定派大员入新宣慰及调查政变真相，人选即予发表。南京政府初定派马良去新疆宣慰，马良以年高推辞。4月28日，汪精卫又与蒋介石商定，派军事委员会参谋部次长黄慕松入新宣慰。
 5月2日，汪精卫主持召开行政院第九十九次会议，除通过黄慕松为新疆宣慰使入新宣慰外，还照准金树仁辞去本兼各职，要新疆各委员、厅长等会同维持省政府事务，并明示中央正在慎选贤能。3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发布安抚新疆民众书，汪精卫也给新疆省府委员、厅长去电，均称中央在决定人选以妥善治理新疆，让新疆方面维持秩序，静候中央办理。
 黄慕松接到任命后，先赴赣向蒋介石请示机宜，回京后又晋见汪精卫，据他对记者称，宣慰方针蒋介石与中央意见完全一致。随后又精心挑选了各类宣慰人选(包括党务、民政、军事、教育、宗教、交通运输等方面的人员，计有参议团成员10名、军官团成员10名、秘书书记3名，副官4名、军医1名、随从侍卫20名、随带官佐30名、士兵20名)、申请宣慰经费(因宣慰使随员众多，所需经费达326，200元，到6月1日宣慰经费还在商讨中)等^[1]，开始准备赴新宣慰。
 蒋介石表面上对盛世才说，黄慕松去新疆“纯属宣慰性质，绝无他意”，但实际上由于蒋介石对盛世才有戒心^[2]，根本不愿让盛世才主政新疆，派黄慕松宣慰新疆是准备由黄取代盛的地位。
 黄慕松宣慰新疆的内容庞杂，如制止新疆内乱，改革金树仁留下的“一切不良政治”，逐步推广教育、复兴农村、发展交通建设、整顿金融、兴办实业等。黄慕松以中央大员的身份宣慰新疆，利用这一有利形势，首先拉拢争取了一批军事力量。迪化有刚从东北经苏联退来的抗日联军约五千人，他们不愿久居新疆，也不愿卷入新疆内战，黄慕松首先争取劝说他们，结果苏炳文部郑润成旅“愿直隶中央”，东北军其他各部也以参加内战牺牲无益，“愿得中央编制名义始正”，供中央驱使。盛世才手中总共才有近万人军队，黄慕松一下争取到占半数的东北军愿意归附，无异从根本上动摇了盛世才的统治根基。张培元也是黄慕松争取的另一支重要军事力量。张培元是金树仁旧部，有兵五千八百多人，金树仁下野时曾保荐他为省主席兼边防督办，结果盛世才先捞取临时督办名义，张培元心中非常不满。黄慕松利用张、盛矛盾拉拢张培元，张培元最后表示受中央驱策。
 其次黄慕松还注意扩大中央政府在全疆的影响。当时盛世才实际控制的不过是迪化周围数县和塔城一带，南疆及阿山全境则不在盛的控制下，黄慕松“用政治手腕派员分途宣慰，以期早就收抚”，各族民众“感中央一视同仁之至意，已有心悦诚服之倾向”。
 再次，新疆部分军政官员也为黄慕松拉拢利用。临时主席刘文龙因盛违背军民分治诺言，处处独断专行，对盛世才不满，向黄氏靠拢;督办行营参谋长陈中、省府秘书长陶明樾、航空队长李笑天是策动新疆政变的功臣，但因没谋到满意职位，弃盛世才归附黄氏，成为黄慕松的智囊人物。
 最后，削弱盛世才的军权，这也是最令盛世才不能容忍的。黄慕松一到新疆就提出改督办制为军事委员会制。他的主张一开始即被盛世才婉言拒绝，但他不改初衷，干脆背着盛世才与陈中商量改制的具体办法，拟将张培元、马仲英等人委为军事委员会，以盛为委员长。但张培元、马仲英是实力派首领，他们或拥兵自重，或与盛世才兵戎相向，盛世才怎能指挥动他们。一旦盛世才被架空变成光杆司令，新疆最高军事权力自然会从盛向黄的手中转移，因为只有黄慕松可以中央大员的身份号令诸将。
 黄慕松的一切举措均在于控制新疆政权，这使已攫取新疆临时督办权位的盛世才非常不满，认识到自己的危机之后，1934年6月26日，盛世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动政变，将陈中、陶明樾、李笑天冠以图谋推翻现政权罪名枪决，并软禁黄慕松，以此警告南京政府和亲南京政府势力。
 黄慕松对此猝不及防，他在失去自由的情况下急电蒋、汪：“新疆逼处强邻，情形复杂，隐患四伏，非定重心，难期安靖。查临时督办盛世才、临时主席刘文龙，辛苦维持，业经数月，拟请中央即予真除，庶名位既正，责任更专，有裨时局，殊非浅鲜，伏乞鉴核，迅赐发表，以定人心。倘蒙谕允，则承宣化，既有中央之地方长官负责，而慕松宣慰亦易进化，伏乞签核示遵。”^[3]刘文龙、盛世才也于政变次日致电南京政府说：陶明樾等人乘前方军事形势紧张之际，煽动后方军士谋反，秘举黄慕松为新省主席，另组所谓军事委员会，“黄使亦不无妄受陶明樾等蛊惑之嫌”，请中央加派关心边局的大员陈立夫、刘光、彭昭贤、张凤九来新疆调查事变真相。新疆维持委员会、东北民众救国军及各社会团体也根据盛世才的授意，电请中央任命刘、盛。盛世才的用意很清楚，扣押黄慕松为人质，逼迫中央任命他为新疆边防督办。
 南京政府为顾及中央颜面，积极营救黄慕松。7月5日，行政院急电黄慕松，“令即日回京报告真相”。6日，汪精卫召见新疆省府驻京办事处处长张凤九、新疆党务特派员宫碧澄，询问新疆情况，拟派宫碧澄去新疆调查事变真相。7日，蒋介石、汪精卫联名致电刘文龙、盛世才说：“你们维持秩序，巩固后方，中央良深嘉慰，黄宣慰使也屡电称扬，不遗余力。黄慕松宣慰任务已完，中央日前去电促其回京报告，务望你们体谅此意，共济时艰，是所至盼。”10日，汪精卫在总理纪念周上谈到这个问题时说：政府为什么不早些发表刘文龙为新疆省主席、盛世才为新疆边防督办?因为新疆还有几件根本的善后工作要切实去做。对刘文龙、盛世才，政府不一定说不要他，也不一定说要他，关键要看这几件事是否肯做、是否能做。这几件事即外交统一于中央、军事统一于中央、民族要平等宗教要自由。这是中央政府对新疆善后工作的三大原则，刘文龙、盛世才能够奉行这些原则，我们便把新疆交给他们，否则即交给别人^[4]。13日，张凤九也向报界透露蒋介石对新疆问题的意见：“中央对于边疆官吏之任命，但求苟能捍卫国土，绝对服从中央，爱护人民，巩固地方治安者，自可付托。”蒋、汪明确地向盛世才传递去信息：中央可以接受他的条件，但要他明白宣示效忠中央。
 盛世才对南京的意图心领神会，7月19日，刘文龙、盛世才联名致电中央说：“外面流言，报端登载，遂对于黄使不免稍有误会，随经切实调查，皆系陶、陈、李煽动人心之一种阴谋，与黄使绝不相涉。黄使衔命来新，宣布中央德意，安慰新疆人民，到后人心大定，边局就安……黄使宣慰功劳，固非浅鲜，而我中央威信所被，亦足证明新省孤悬塞外，地瘠民贫，平时尚非仰赖中央维持，不能自立。况值此地方糜烂，几及全疆，尤非得援助于中央，必致无所措手。文龙、世才性非至愚，当能晓此，我中央如何彻底筹划，巩固边局，职等誓当竭诚遵从，以尽天职，此物此志，敢质天日。”
 至此南京政府与盛世才达成妥协。7月17日黄慕松电中央宣慰使署驻京办事处，准备飞机接他东归。20日，黄慕松乘欧亚航空公司飞机离新。8月1日，行政院第一一八次会议通过刘文龙为新疆省主席、盛世才为边防督办、张培元为伊犁屯垦使兼陆军新编第八师师长的任命。
 黄慕松离新后，由于他多年从事国防、边界方面的考察和谈判工作，又几次出使我国的边疆地区，积累了不少处理边疆民族事务的经验。因此，国民政府将出使西藏的重任又交给了他。
 1934年4月26日，黄慕松一行从南京乘专机飞抵成都，开始了他的使藏行程。5月21日，黄慕松到达康定，在这里备齐了所需的“乌拉”(即差役)后继续西行。6月26日到达川藏边界的德格，当地的驻军和汉藏同胞为黄慕松举行了热烈的欢迎大会。两天后，黄慕松渡过了金沙江，进入西藏境内。
 7月1日，黄慕松到达川藏交通枢纽——江达。黄慕松向当地军民传达了国民政府关于“五族共和”的精神及保护佛教、让藏民安居乐业的政策，反复申明西藏只有依靠中央才能生存和汉藏民族团结起来抵御外侮的道理。此后从昌都至拉萨，黄慕松每到一处，都受到了当地僧俗民众的欢迎，黄慕松则抓住每一个机会宣传国民政府的对藏政策。
 8月23日，黄慕松一行在经过艰难跋涉后到达了拉萨。黄慕松一行沿途宣传国民政府的对藏政策，扩大了中央政府在西藏的影响力，消除了部分藏族同胞心中的疑虑和误解，增强了藏族人民对中央政府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沿途人民向黄慕松“诉苦及盼中央派人治理藏地之请求，无日无之，无地无之”，便是例证。
 1934年11月1日上午九时，致祭第十三世达赖大师的典礼在拉萨布达拉宫举行。黄慕松代表中央政府致祭。黄慕松代表国民政府赴藏举行第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册封与致祭典礼，表明了中国政府对西藏拥有无可置疑的主权。
 黄慕松是中华民国成立后中央派往西藏的最高官员。他在西藏三个月，完成了出使西藏的各项任务。1934年11月28日，黄慕松在大雪封山中离开了拉萨，途经印度、尼泊尔、菲律宾等国，于1935年2月返回南京述职。一个月后，黄慕松被国民政府任命为蒙藏委员会委员长，负责处理对藏的事务。
 1934年4月4日，黄慕松晋升中将，同年被选为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1936年7月29日任广东省政府主席兼委员。1937年3月20日黄慕松在广东去世，4月12日被国民政府追赠为上将。

参考文献

•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政治(五),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 宫碧澄:《国民党在新疆的活动点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新疆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新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 [美]齐锡生著,杨云若、萧延中译:《中国的军阀政治(1916-1928)》,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 王恩溶:《张培元事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新疆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新疆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 陈沣:《张培元、马仲英联合反盛失败经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新疆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新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等编:《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6),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版。

本文地址： https://www.yishiweijian.com/minguorenwu/2022112107.html

文章来源：主编

版权声明：除非特别标注，否则均为本站原创文章，转载时请以链接形式注明文章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