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侃，初名绪綝，谱名乔馨，又称乔鼐，字梅君，改名侃，字季刚，笔名有运甓、不佞、盛唐山民等，晚年号量守居士。1886年4月3日(清光绪十二年二月二十九日)生于四川成都，祖籍浙江秀水(今嘉兴)，后迁江西洪州(今修水)，明末清初移居湖北蕲州(今蕲春)。父黄云鹄，字翔云，咸丰年间进士，著名国学家，历任四川成都知府、盐茶道、按察使等，晚年为江宁(南京)尊经、湖北两湖、江汉、经心各书院山长，有数种著作问世。

黄侃幼承庭训，又得江叔海等名师指点，以其早慧被誉为“神童”。五岁随父返归蕲春，旋入家塾，学习勤奋，六岁能诗，九岁读完“四书”“五经”，以后继续攻读文史。十四岁阅王夫之的《黄书》，始知《春秋》大义，遂产生排满思想。1901年十五岁时考取秀才，1903年再入武昌文普通学堂，与宋教仁、田桐、董必武等同学，经宋教仁介绍还与在两湖书院学习的黄兴相识。时黄侃等经常在同学间传播推翻清室主张，并因多次讥讽学监被开除学籍。他以故人之子求见湖广总督张之洞，张重其才，用官费资遣他留学日本。

1905年，黄侃入日本早稻田大学读书，适宋教仁也亡命日本，两人继续进行革命活动，并加入同盟会。1906年，章太炎主持《民报》时，黄侃作为《民报》撰稿人之一，先后在《民报》上发表了《专一之驱满主义》、《哀贫民》、《论立宪党人与中国国民道德前途之关系》诸文，被章誉为“天下奇才”^[1]。1907年，黄侃曾撰《讨满洲檄》，以军政府名义发表，并拜章太炎为师，学小学、经说，且赋诗相唱和。时章太炎在《民报》社开办国学讲习会，黄侃前往听讲，并与刘师培有往来。1908年春，黄侃因母病危归国，章太炎将所著《新方言》相赠，勉其在学术上进一步发扬光大。黄侃在家为母守孝时仍不断笔耕，写成《春秋名字解诂补谊》等文。同年11月，为躲避清吏搜捕，黄侃再次奔赴日本，随章太炎从事革命及研究工作，促章太炎创作《文始》一书。黄侃请苏曼殊代绘梦谒母坟图，章太炎撰跋文予以品评。

1910年冬，黄侃应湖北革命党人之请返鄂共谋起事，他认为时机尚不成熟，建议挚友发刊报纸进行宣传，自己则回家乡发动群众。黄侃走遍蕲春周围八县，借深山古刹讲演民族民主革命道理，听者达数万人次，最终组成孝义会。当时他还参与革命团体共进会和文学社的活动，文学社社章就是由他与温楚珩审定的。

1911年春，河南布政使江叔海邀黄侃赴豫做幕客，并任豫河中学堂国文教员，不数月，因公开在课堂上鼓动革命被解职。同年7月，黄侃离豫回蕲，途经汉口，曾与《大江报》社长詹大悲议论国事，并撰《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一文。该文作为《大江报》时评刊出，引起极大反响，清吏将《大江报》查封，把詹大悲等判刑。10月武昌首义后，汉口克复，詹大悲出狱被推为汉口军政分府主任，黄侃也参与分府工作。清军冯国璋部围攻汉口，黄侃随黄兴等视察前线军事，见革命军力量不足，速返蕲春集结义师以捣敌背。孝义会成员两三千人纷纷响应，尚未成军，由于当地土劣告密，清田家镇总兵派兵前来镇压，黄侃辗转逃避上海。

1912年民国建立，但军阀势力仍根深蒂固，而同盟会渐形涣散，内乱危机实不可免，面对当前局势，黄侃感到茫然。1913年3月，黄侃与宋教仁再次见面于湖北，临别赠诗与宋，内有“嗟余遘幽忧，逍遥从所届”^[2]的话。同年8月，章太炎在北京被袁世凯软禁，黄侃两次前往探视，还致函教育总长加以营救。由章太炎的遭遇联想到自己的前程，他更坚定了离开政界、继承父师之业、以学报国的决心。12月，直隶都督赵秉钧强挽黄侃任秘书长，他无奈应允，但赴津两月便辞职南旋。这前后黄侃在上海反复精研《说文》、《尔雅》、《广韵》诸书，综合前人成果，既重视师说，又有独创见解，提出了古声十九钮(类)、古韵二十八部的论断，从而建立了自己的传统语音学(即文献语言学)体系，为阅读古籍开辟了门径，在近代语言学史上占有一定地位。

1914年秋，黄侃应北大校长蔡元培之聘，讲授词章及中国文学史诸课，多编有讲义，后来出版的《文心雕龙札记》即其中之一。授课之外，继续从事文字、声韵、训诂学研究。课余常带门生孙世扬、曾缄等遍游京郊，一起吟诗唱和。1915年上半年，章太炎被移禁北京东城钱粮胡同某凶宅，黄侃曾迁入此宅相陪，共同切磋学问，但很快被警方逐出。同年秋，筹安会“六君子”之一刘师培召黄侃等开会，劝其拥戴袁世凯称帝，黄侃不顾故友情面，毅然加以拒绝。不过黄侃并不因人废学，他很佩服刘师培的经学成就，于1917年引荐刘师培到北大任教，稍后又同他发起编辑《国故月刊》，当刘师培病重之际更对刘执弟子之礼，以获取刘师培“三礼”等家传绝学。时新文化运动兴起，北大教师陈独秀、胡适等反孔学，反读经，提倡白话文;黄侃争之无济于事，加上爱徒孙世扬因缺课被除名，慈母田氏思乡心切，故于1919年接受湖北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武汉大学前身)聘请返鄂。

此后七年，黄侃除有两月应山西大学之聘去太原外，均居武昌、汉口，任教于高等师范学校和中华大学，讲授《说文》、《尔雅》、声韵三略说及《尚书》、文选、宋词等课，讲解精辟透彻，有新意，很受学生欢迎。这期间他结合教学对语言及经学有进一步研究，文字学方面的成绩尤为突出，曾发表《与人论治小学书》、《毛诗正韵评》等文。他为人正直，仍不参与政事，但关心国家民众命运。1921年中共一大召开之前，董必武以北大暑假旅行团名义托他帮忙在上海找住房，他即致函好友时在法租界博文女学任校长的黄学梅，得以借用校舍数间，解决了代表住宿问题，客观上起了掩护革命活动的作用。1925年孙中山逝世，黄侃感慨万千，写下挽联：“洪以甲子灭，公以乙丑殂，六十年间成败异;生袭中山称，死傍孝陵葬，一匡天下古今同。”^[3]大革命时期进步学生李俊民被湖北军阀逮捕，黄侃亲至省长萧耀南处营救，使李得释。

1926年8月，北伐军进入湖北，武汉震动，学校停课，黄侃举家迁汉口。同年9月，应北京师范大学之聘，任教北师大，还兼授中国大学、民国大学课。翌年7月，长子早卒，他感伤至极。又因与同事吴承仕等不和，于9月赴奉天(今沈阳)，暂充东北大学教师。一度与曾运乾等探讨语言学问题，心情稍安，但对东北的寒冷气候不太适应。

1928年初，黄侃接受第四中山大学(后改称中央大学，即今南京大学)之邀，至南京任该校中文系教授。在职八年，先后开设声韵学、经学概论、礼学略说、三礼通论、训诂学讲词、唐七言诗式等课，并主办国学特别研究班，亲拟包罗多方面内容的讲目，可惜因过早离开人世而未能完全实现。他不仅重视教书，尤注意育人，常根据诸生特点具体指导攻读方向与书目，多次书联赠言给弟子，对他们的为人处世等均加关心。

在第四中山大学期间，黄侃以更大力量投入研究工作，有计划地系统研读有关古典文献，为将来著书积累资料。《经典释文》、《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资治通鉴》、《史通》、《太平御览》、《汉书》、《宋书》、《南齐书》、《南唐书》、《魏书》、《明通鉴》、《清史稿》、《春秋繁露》、《樊南文集》、《癸巳类稿》、《唐文粹》、《桐江集》等，无不一一批点，“有所得，辄笺识其端，朱墨重沓，或涂剥至不可识”^[4]。他读书总是从头读到尾，绝不杀书头(他讥讽那些读书不能终卷或跳跃式地选读部分句段的现象谓杀书头)。有的一读再读，以至十数遍，《说文》、《尔雅》、《广韵》则随时翻检，殆不能记遍数，有的参阅各家注疏，辗转比对，务求甚解。《清史稿》竟读二年之久，《黄侃手批白文十三经》历经初校、重批、改订，标有九十四种符号，前后共用十余载时间，终于1930年完毕，解放后其子通过董必武呈送给毛主席，后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发行。同期他还发表或撰有《日知录校记》、《中国文学概谈》、《略论汉书纲领》、《汉唐玄学论》等令人称道的文章。

黄侃晚年侧重训诂学研究，不仅钻研古代训诂学书籍，逐一概述与品评;还对训诂的定义、作用、范围、方式、方法等理论问题进行深入探讨。他指出训诂就是用语言解释语言;训诂即文法;有互训、义界(界说)、推因等方式，而互训、义界均为不完全之训诂，“完全之训诂，必义与声皆相应”^[5]，即于形、音、义都给予注意;应明了本有之训诂(本义)，也要知道后起之训诂(引申义);并要分清独立之训诂与隶属之训诂，即说字之训诂与解经之训诂的不同，小学家说字往往把一切义包括无遗，经学家解文则只取字义的一部分，也就是说训诂不单为解经，还适用于文史等诸多方面，实有打破经学对小学束缚的思想。同时他又以大量训诂实例使一些深奥难懂的古代文献得以理解，救活了不少有价值的史料。总之黄侃承前启后，贡献非凡，被推崇为“新训诂学的开拓者”^[6]。

在对待甲骨文、金文的态度上，黄侃与他的老师章太炎不同，章太炎完全加以否定，黄侃承认金、甲“断缺之余，亦有瑰宝”^[7]，主张进行研究，也劝弟子治文字学时拿金、甲作参考，但对当时从事甲骨文、金文工作的人多所非议。他曾搜集、看过一些有关金、甲的材料，同《说文》作了对照，由于对金、甲重视不够，又因材料未备，没有深入下去。

初到南京，黄侃的心情比较舒畅。时中大人才济济，中文系主任汪东是他的好友，此外他与知名教授陈伯弢、王晓湘、王伯沆、胡小石、汪辟疆等来往频繁。他们结成上巳诗社，每遇春秋佳日，即聚集北湖、青溪、钟山、栖霞、牛首诸地，饮酒欢歌，赋诗联句，相互唱和，尽性游乐。如此三年，由于各迁新居，距离较远，特别因为国难，社事乃止。当时南京政要中有黄侃不少熟人，他均疏而远之，唯独居正受软禁时，他屡次探访，后居正东山再起，出掌司法院，他竟不复往，以避攀附之嫌。不久汪东的弟弟(中共党员)被徐州驻军司令刘峙逮捕，求黄侃营救，黄侃致函居正，得居正之助，汪弟才幸免于难。

黄侃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早有警惕，还在济南惨案时即作《勉国人歌》，激励人们的爱国热情。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三天，他又无比愤慨地写了《闻警》一首绝句，发出“早知国将亡，不谓身真遇。辽海云万重，无翼难飞赴”^[8]的正义呼声。1932年“一二八”淞沪之战爆发，黄侃一度避战北平(今北京)，逢农历春节，他极为沉痛，即兴创作两首七律，中有“杀节凋年惨惨过，惟将泪涕对关河”，“失巢伫吊依林燕，聚糁先怜在沼鱼”^[9]数语，可见其“时时以国家民族为念”^[10]。在北平曾组织兴芒社，从事讲学活动。同年夏重返南京，而忧郁的心态依然如故。

黄侃对时局过于悲观，精神上长期受到压抑，生活习惯不良，常熬夜少眠，纵酒无度，性情古怪，好斗气，爱骂人，有疯子之称。这样久而久之身体不堪承受，致患胃病，自1933年起胃痛时作。

1935年9月下旬，传华北有改编教科书之说，黄侃大愤，又受凉，胃病发作。此后胃痛不止，有时终夜难寐，但他仍坚持授课和钻研学问。同年10月6日农历重阳，上午他按常规挈子女甥婿到鸡鸣寺豁蒙楼小坐，并赋诗：“秋气侵怀兴不豪，兹辰倍欲却登高。应将丛菊沾双泪，漫藉清樽慰二毛。西下阳乌偏灼灼，南来朔雁转嗷嗷。神方不救群生厄，独佩萸囊空自劳。”^[11]突觉胃痛剧烈，急返寓卧床，晚饭照旧饮酒，入夜因胃穿孔吐血如注，医治无效，于10月8日去世。弥留之际还一再向家人询问河北近况，并叹曰：“岂国事果真不可为乎?”^[12]

黄侃述而不作，不轻易著书，章太炎屡促他从事写作，他答以“年五十当著以纸笔矣”^[13]。他所遗留文字甚多，除前述各篇外，仅《说文》、《尔雅》、《广韵》批语就达七十余万言，另有文稿百余篇、诗词一千四百余首、日记十余册，及散见报纸杂志者不计其数，但较完整、系统、成熟、具代表性的著作却很少。他临终前五日曾言：“余生前必不刻书，如有著述，身后门人为我成之。”^[14]1936年中央大学文艺副刊特辟纪念专号刊载黄侃授课讲义及影响较深广的文稿十九种，1964年由中华书局编为《黄侃论学杂著》出版。他的侄儿黄焯、子念田、女念容、婿潘重规均留心收集整理其遗篇，陆续辑成《说文笺识四种》、《尔雅音训》、《广韵校录》、《文字声韵训诂笔记》、《古韵谱稿》、《音学九种》、《文选评点》、《黄侃论学杂著续编》、《量守庐群书笺识》、《量守居士遗墨》、《黄季刚先生遗书》、《黄季刚先生手写日记》、《量守庐词钞》、《黄季刚诗文钞》等，绝大部分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湖北人民出版社、武汉大学出版社、台北石门图书公司、台北学生书局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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