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荣，字锦镛，是旧上海显赫一时的“三大亨”之首^[1]，1868年12月14日(清同治七年十一月初一)生于苏州。黄家祖籍浙江余姚，父黄炳泉原是余姚县衙门里一名颇有点名气的“捕快”。清同治年间被请到苏州破案，就此在苏州府任“捕快头”^[2]，并娶当地邹氏女为妻。黄金荣为邹氏所生，乳名和尚，因脸上有几粒大麻子，人们呼之为“麻皮金荣”。
 黄金荣幼时受父母溺爱，不爱读书。1873年黄家迁居上海南市，在三牌楼开设了小茶楼。不久其父去世，靠寡母帮人洗衣维持生活。稍长，混迹于地痞流氓、盗匪赌棍之间，手中稍有点钱就聚赌、抽鸦片或狎妓胡闹。后来竟结伙抢劫他在那儿学艺的城隍庙萃华堂裱画店，因此被店主开除。黄金荣乃通过他父亲生前的老相识徐安宝的关系，在上海县衙里谋到了一名差役、捕快的职务，其后于1892年在法租界巡捕房里当上一名华捕。他的主要活动地点是郑家木桥附近的“聚宝茶楼”，每天上午他坐在固定的座位上，泡上一壶茶，交线索、通情报、讲斤头的就纷至沓来。他通过码头上、租界里的大大小小流氓侦察、追索“案犯”，为租界当局效劳。同时也在这茶楼里策划走私、绑票等勾当，以聚敛钱财。
 经过一段时期的活动后，黄金荣的“才干”渐为租界当局所赏识，称赞他是“租界治安的长城”。有一次法国驻沪总领事馆书记樊尔谛带着他的妻子樊菊丽到太湖游玩，被横行太湖的土匪绑走。法租界当局要黄金荣设法营救，他与杜月笙等计议后，派与太湖匪首有联系的高鑫宝前去“拜山”。结果匪首“太保阿书”和“猪猡阿美”分文不取，交出一对法国“肉票”^[3]。
 黄金荣进法租界巡捕房后，由华捕、包探、探目、督察员直升到法租界警务处中唯一的华人督察长，与法捕房总巡费沃礼(Etienne Fiori)及公董局总办魏尔第(Henry Auguste Wilden)关系密切，深得法租界当局的倚重。法国东亚全权大臣安南总督为表彰他的功绩，三次授予他头等和二等金质、银质宝星^[4]。法捕房里的许多高级华籍职员如总翻译金苗泉、严志超，刑事督察长金九妹，政治部督察长程子卿，探长李耀龙等都是他的门生。法租界巡捕房是他在上海称霸一方的支柱。
 1927年黄金荣退休后，法租界当局继续聘他为警务处顾问。
 30年代的上海，是买卖军火、收集情报、采办舶来品、运销鸦片的主要水陆码头，以致北洋官僚、各地军阀、响马匪帮或多或少都和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这“三大亨”有交往，黄金荣等也为他们在上海的起居安全提供方便。1917年7月，因“辅助护军使署办理重要事宜”颇为出力，经松沪护军使卢永祥呈请，北洋政府陆军部给黄金荣颁发二等银质奖章^[5];黎元洪在总统任内也曾授他陆军步兵上校侍从武官的头衔^[6]。有一次福建督理周荫人的参谋长杨知侯的六箱字画、瓷器等古董运抵上海码头时全部被窃，松沪护军使何丰林请黄金荣协助追索，黄金荣限其手下人六小时破案，结果仅用三小时就将原物如数追还^[7]。1923年，黎元洪被迫退总统职位后，曾南下活动，到上海时作为黄金荣的客人“驻跸”三个月。黄派杜月笙及其“小八股党”^[8]保驾，使这位前总统十分感激，特别制作了十个纯金奖牌，分发有关人员以示感谢。
 1924年9月“齐卢战争”后，统治上海的军阀更迭频繁，但不管谁家当权，黄金荣等都是军阀们竞相结交的对象。更有一些人想借黄金荣的“牌头”广开财路或得到某种便利和保护，争相爬黄的山头。蒋介石早年在上海做股票经纪人时，经虞洽卿介绍就曾拜黄金荣为师^[9]。蒋介石后来以北伐军总司令的身份回到上海，位高权重，黄很知趣地主动把拜师名帖退还给蒋介石。
 黄金荣凭借自己的地位和权势，在租界当局的默许下，指挥他的流氓徒众给上海烟土商押运鸦片，从中获得巨利。后来黄金荣和杜月笙、张啸林等联合潮州帮烟土商，办起专营鸦片的“三鑫公司”，上海当地百姓称它为“黑货公司”。在法租界捕房的武装警卫下，包办法租界的烟土经销。其后松沪护军使何丰林和军警头目俞叶封也相继入股，总资本约二百七十万银元^[10]。为运输鸦片组织了飞龙汽车队，甚至发展到动用何丰林管辖下的高昌庙海军兵舰，担任烟土运输^[11]。在军阀、租界当局和军警一体保护一下，三鑫公司的“事业”日趋“兴旺”，为黄金荣聚集了大量财富。当时法国驻扎上海法租界的一营军士，约五百多名的全部生活费用，也全由“三鑫公司”负责供给^[12]。“三鑫公司”的赢利到底有多少，谁也说不清。仅当了两年经理的范回春就盖了洋房住宅，在嘉定买进千亩良田，戴上全上海最大的10克拉钻戒。
 黄金荣聚财的另一途径是开赌局。早在1917年以前，他就和门生开设了新吉利赌台，后来发展到合股开设五六个大赌台，豢养五百余名年轻力壮的流氓当“抱台脚”，保护赌场。黄金荣除每月从各赌台分得盈余红利外，每个赌台每天要孝敬他一百元。另外，黄家数以百计的仆佣，不用黄金荣支薪，一律到赌台去拿“俸禄”。此外，他又先后开设日新浴室、逍遥浴室、大观园浴室、大利春酒家、荣记大舞台、黄金大戏院、共舞台剧场、大世界游乐场等。黄金荣对这些游乐场的经营颇为霸道，如1921年共舞台演出连台京剧《莲花公主》，当演到《天宫盗宝》一幕，调换布景，舞台灯暗时，有一新昌五金店职工唐长根用手电筒对台上照了几下被黄金荣看见，便指使手下人把唐拉到账房间痛打一顿，尚不解气，还以捣乱场内秩序的罪名，送到嵩山路巡捕房罚款并拘押三天^[13]。1924年间，黄金荣扩充共舞台的场地，仅以二担米钱的“搬场费”，强要邻近的一家五金杂货店在半月内迁出。店主叶庆祥不同意，黄金荣即破口大骂叶不识抬举，不出三天叶被捕房抓走。最后叶妻到“黄公馆”哭求“请罪”，答允迁出店堂给共舞台，叶庆祥方才获释。
 黄金荣的“桃李门墙”遍及上海各个角落和行业。军人、政客、律师、巡捕、报人、商贾、戏子、舞女、侍役、车夫和地痞流氓，拜香入黄门的数以千计，甚至有人估计有两万多人^[14]。但黄金荣早先并未正式加入清帮和洪帮。按照帮规，局外人用帮会名义纳名帖收徒弟是要受到严厉惩戒的。曾有人去函责问他为何冒充清帮“大”字辈张镜湖的门人，“博致虚名”。但他凭借在上海流氓群中的声势，并没有因此招致太大的麻烦。黄金荣迟至退休之时，才托杜月笙硬要张镜湖接受他的名帖和两万元的贽敬^[15]。他这个“倥子”终于弄假成真，成了清帮“通”字辈的人^[16]。
 1927年3月底，蒋介石在发动“四一二”政变前夕，先后派杨虎、陈群、王柏龄带着秘密使命化装潜入“黄公馆”，和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会晤，密商反共清党事宜，这时黄金荣虽已退休在家，仍把为蒋介石效力看成是“成龙修凤，得道升天”的大好机会，一再表示，“全力协助，义无反顾”。他们当即着手组织“中华共进会”^[17]，以网罗党羽，同时委托洋行买办购置枪支弹药。黄金荣还“慷慨”地把他的“公馆”作为匿藏军火的仓库。4月11日晚，他们以有要事相商为借口，将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骗到杜月笙住所，毒打后带到枫林桥附近加以杀害。当夜黄、杜、张和杨虎、陈群、王柏龄在刘、关、张桃园结义图前祭告天地，喝酒结义。4月12日凌晨，在攻打上海工人纠察队各据点时，黄金荣等还亲临阵地督战。第二十六军则假借调解“纠纷”，骗缴了工人纠察队的枪械。黄金荣还伙同杜月笙、张啸林联合印发十万份“警告男女工人书”;并在沪上各报发表所谓“真电”，对共产党大肆污蔑，颠倒是非，说“共产党流行病，势将传染于大江之南，不早歼灭，蔓草难图，噬脐莫及”^[18]。为了表彰黄金荣等的反共殊勋，蒋介石委任黄金荣和杜月笙、张啸林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的少将参议，随后什么军事委员会参议、行政院参议的头衔也接踵而来^[19]，从而成了“地方政要”、“党国新贵”。
 对追随蒋介石清党反共有功的黄金荣，法租界当局倍加优待，同意他在租界内继续开设赌场。就在“四一二”政变以后不久，黄金荣、张啸林、杜月笙在福煦路(今延安中路)181号开设了上海最大最豪华的赌场。场中轮盘赌台、牌九麻将、梭哈摇缸、烟榻酒肴一应俱全，并有女招待在旁侍奉巾栉，挑土烧烟。这个销金窟开张以后，车水马龙，赌客云集，为黄金荣提供了又一个聚财的新来源。
 黄金荣上述种种“营业”和产业，加上上海源成里、钧培里数十幢里弄房产，苏州唯宁乡下的数百亩良田，成了家产巨万的大富翁。1931年，他在上海南郊漕河泾耗资三百五十万银元，建造了占地六十余亩楼台亭阁布局有致的黄家花园^[20]，落成时蒋介石还特意手书“文行忠信”的刻石碑相赠。黄金荣从此深居简出，声言归隐退休，不过问外务，事实上他暗地指挥、坐地分赃的老行当，从未放弃过。
 成了大闻人的黄金荣也经常办些“善事”，如早在齐卢战争期间，他就领衔联名发起“江浙善后义赈会”;相隔一年发起组织“联义善会”;1926年1月，又发起重建被火烧毁的上海城隍庙，同时还创办“上海乞丐收容所”。每年寒冬岁末，他总要散发一批“施米票”、“施米钱”和“度年钱”，他自夸“拯救了许多无法过年的穷人”。他的另一个“善举”就是常年散发贴有黄本人图像的“十滴水”^[21]。
 黄金荣常对他的门生说：事情不要做绝，光棍不打九九，留个余地为好。他一方面为法租界当局效劳，另一方面也接近革命党人，曾捐款给孙中山一千元并答应对此后来沪的孙中山的同志和朋友给予照顾。上海“一二八”事变时，为救济遣送难民，黄金荣等参加发起义演助赈筹款六万元。上海“八一三”抗战爆发后，他一度把“大世界游乐场”借出作为难民收容所，也允许“上海救济协会”设在“大世界”里。
 1938年夏，上海租界已成了“孤岛”，日本侵华海军驻沪武官府特派海军少将佐藤到黄家，邀请黄金荣筹备组织上海的汉奸政府，他托病不见，借口年老多病没文化而加以拒绝。黄常以岳飞传教育心腹说：“土地是中国的，日本人虽然打进来，占据上海，但它不能把上海搬到日本去，我能得势窜上去，同蒋介石有关系，他好我也好。现在他在重庆，我只能帮他，不能同日本人打交道，遗臭万年，应当为子孙后代着想。”^[22]但佐藤再一次来访时，两人达成两条秘密协议：其一，黄金荣尽力支持汉奸政府，派遣徒众党羽参加汉奸组织;其二，黄金荣为日本侵略军运销烟土，充作军饷^[23]。八仙桥、龙门路钧培里黄家门，从此经常停着悬挂日本将级军旗的小汽车，一批黄门弟子也开始参加汉奸组织。
 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伪政府，黄金荣派龚天健赶赴南京，代表他参加“盛典”。汪精卫做寿时黄金荣又派龚天健送去《长眉罗汉寿佛图》一幅，以示祝贺。1943年春，陈群就任汪伪政府江苏省省长时，黄金荣亲自率领若干门生，乘坐专车赶往苏州捧场。江苏省的一些汉奸机构里都有一些黄门弟子，如吴县县长沈靖华、江阴县长韦长镇、松江县长杨士杰、无锡县保安队长周阿富等。当了伪官的门人，每月都向黄孝敬厚礼。
 除此以外，黄金荣在汪伪的“和平军”中也有很大影响。黄金荣的拜把兄弟太湖惯匪徐林诚任“和平军”第一集团军第二军军长，徒弟郝鹏举任淮海省保安司令，过房儿子陶雪生任淞沪铁道护路团司令。驻扎在苏北一带，专门对付新四军的一些“和平军”的将领，如集团军司令李长江、军长颜秀吾、三十六师师长田铁夫、二十八师师长丁聚堂等，都是黄金荣的门下。在法租界巡捕房时的得意门生巡捕领班鲁锦臣，日伪统治时期是“和平军”三十六师驻沪办事处处长，负责采办军用物资装备伪军。
 黄金荣与日伪显要过从密切，汪伪政府的社会部长丁默邨、工商部长梅思平都是黄家的常客。1944年上海糖业公会从台湾私运大宗食糖来沪，被汪伪财政部税警团查获，以偷税逃卖论处。糖业公会会长史雨春托黄金荣设法疏通，黄金荣派人向财政部长周佛海说情，结果人员释放货物发还，糖业公会送给黄金荣二十根金条，以为酬谢^[24]。一些汉奸说：麻皮金荣在“南京政府”里虽然没有公开头衔，但他的权力不下于周佛海呢!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翌年2月蒋介石首次到达光复后的上海，黄金荣又以当地绅耆的身份受到蒋介石亲自接见。
 黄金荣到晚年热衷于佛事，上海市区、近郊乃至苏杭一带的寺庙庵堂里，经常能看到“弟子黄金荣敬奉”的匾额。1946年，他发起修建上海西郊龙华古寺。派人到山西五台山、浙江普陀山等佛门圣地进香布施，每年清明节则亲自领着一群人到郊县各庙宇，烧“十庙八寺”香。
 1946年2月23日黄金荣组织起“荣社”，由其大徒弟邱子善、儿子黄源涛、外甥邹政之等分别担任理事、监事，并企图在杭州、苏州、南京、无锡等地设立分社，但由于人民解放战争节节胜利，其计划未能实现。上海解放后，“荣社”被勒令停止活动。
 中国共产党十分注意帮会工作，解放战争时期专门成立帮会工作委员会，刘少奇、周恩来、陈毅等亲自过问并有具体指示。通过传条子、带口信等方式先做黄金荣的工作，又经过章士钊夫人代表共产党专程看望他、动员他：只要拥护共产党，不再和人民为敌，共产党一定都能按“既往不咎”的政策办事，希望他留在上海，不要轻举妄动^[25]。他终于下决心不出走香港、台湾。与此同时，他还在国民党政府逃离上海前的大屠杀中掩护了一批中共地下党员，根据他掌握的材料把国民党在上海的一些财产造了报表连同四百多名帮会头目的名单交给中共上海地下党，以示支持上海的解放。而大儿媳李志清掌管家庭内务，暗暗地将黄金荣的动产和企业中的资金变换成黄金、美钞连同地产证、企业执照等一并卷逃到香港等地购屋买房，致使解放后黄金荣只好借债度日。
 解放初，黄金荣在上海仍有潜在势力，有些门徒也没完全停止危害社会的破坏活动。当时有人主张对黄金荣实行专政。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则对黄金荣进行历史的分析，特别是考虑到他解放前夕的表现，认为以不作为专政对象为好。事后派人向黄讲明政策晓以利害;只要他不干涉行政事务，不再包庇徒子徒孙破坏社会治安，人民政府可以对他宽大处理。黄金荣表示同意，并于1951年5月20日在《文汇报》上发表了《黄金荣自白书》，公开检讨自己的罪恶并号召徒子徒孙不要自绝于人民。“自白书”的发表引起很大反响，那些徒子徒孙大部分开始收敛起来，不敢再横行霸道了。
 1953年，黄金荣又亲自到军管会向粟裕等作进一步坦白交代。粟裕肯定了他主动交代问题的态度并要求他今后严格遵守人民政府的政策、法令，将功赎罪，重新做人。
 1953年6月20日，黄金荣偶受风寒发高烧，治疗无效，死于自己的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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