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郛，原名绍麟，字膺白，1880年3月8日(清光绪六年正月二十八日)生于浙江绍兴百官镇。黄氏先代经商致富，后渐衰落。他父亲黄文治是个候补县官。黄幼年时随父母住杭州。六岁父殁，依靠母亲维持家计，进塾读书。1896年考取秀才，补钱塘县学生。1904年春入浙江武备学堂。不久，黄受清政府选派赴日本留学，入东京振武学校。1905年秋加入同盟会。1907年在振武学校与蒋介石、张群相结识。次年转学入日本陆军测量局地形科。1910年毕业后归国，投入清廷军谘府任职。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陈其美在上海策划响应，黄郛赶往参加。上海光复之初局势混乱，黄郛提出迅速成立沪军都督府并推陈其美为都督的主张，受到了采纳。11月4日，陈其美就任沪军都督，黄郛任参谋长。他们立即招募兵员，编练了一师陆军，称为沪军第二师(后改为陆军第二十三师)，由黄郛兼任师长。这时沪、浙、苏、宁、镇、粤各军联合谋攻南京，陈、黄对此役有所策应。蒋介石也在这时从日本回国，投入斗争，陈、黄委他任沪军第二师第五团团长。基于共同的情趣和政治立场，陈、黄、蒋三人互相结托，订为“盟兄弟”。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派黄郛兼任兵站总监，准备北伐。其后南北和议告成，孙中山解职，袁世凯继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沪军都督府撤销，并入江苏，黄郛改任江苏都督府参谋长。这时原准备北伐的各路民军多停留在津浦铁路沿线。黄郛被指派负责处理津浦路南段各军的善后工作。他首先主动解散了自己的陆军第二十三师，又依次遣散了其他部队，数月之内将沪宁地区各路民军全部解散。这恰好适应了袁世凯的需要。1913年4月，“宋案”发生，黄郛在北京得电，回到上海。当时革命党人分为“武力反袁”与“法律解决”两派，黄郛认为“国家不堪有内战”，不主张武力解决。但是，袁世凯已准备好对南方的进攻。7月，国民党人在江西湖口和南京等地发动了反袁起义。这时陈其美在上海仓促起事，黄郛也参加了。他们向江南制造局进攻，结果失败，遂相偕逃往日本。稍后黄郛经南洋去美国。

1916年护国之役起，黄郛由美国返回上海，对浙江反袁军事有所策划。此役结束后，黄郛即移家天津，直到1921年。

黄郛住天津期间，声称“闭户读书，潜心研究”，并标榜“不加入任何团体，不附和任何主义”，曾写成《欧战之教训与中国之将来》、《战后之世界》两书出版。但这期间他和一些北洋政客来往不断，密切注视着时局的发展。1918年10月，徐世昌上台后，英美政府曾提出南北议和的“劝告”。当时欧战即将结束，中国国内确也出现了要求和平的呼声。黄郛这时一度与张耀曾、张绍曾等以“促进南北统一”为名，搞“和平运动”。与此同时，他还接受了徐世昌的嘱托，代徐起草了《战后中国》一书。1921年初，他以考察战后经济为名出国游历。到美国时，恰值美国总统将发起召开“华盛顿会议”。黄郛事先发表了有关会议问题的论文，被北洋政府聘为中国代表团的顾问。会后，于1922年初经欧洲回到北京。

1922年9月，黄郛受内阁总理王宠惠任命为督办全国财政会议事。1923年2月，黄郛入张绍曾内阁，署理外交总长。当时，法国公使傅乐猷(A.J.de Fleuriau)到北京政府财政、外交两部交涉，无理要求中国政府以金法郎偿付庚子赔款。经过激烈争议，北京政府被迫让步，授意黄郛于2月10日签署文件，接受法方要求。消息传出，舆论哗然，黄郛被迫辞职。同年9月，他出任高凌霨代理摄政内阁教育总长，次年9月颜惠庆内阁复职，黄郛继续担任教育总长。在此期间，冯玉祥任陆军检阅使率部驻扎北京南苑，经张绍曾的推荐，常邀黄郛到该部为将士讲授军事学，兼“解释国际及国家大势”^[1]。黄、冯二人从此联系日多，往返频繁，彼此引为知己，逐渐在政治上互相结托。黄利用职务之便为冯探听政界消息^[2]。

第一次直奉战争结束后，直系军阀控制了北京政府的全部大权。他们沿用前任军阀的办法，推行“武力统一”政策，加紧对广大工农群众的压榨和屠杀，搞得民心丧尽。黄郛乘机鼓动受曹锟、吴佩孚排挤的冯玉祥推倒曹、吴的统治。

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后，1924年10月上旬，两军在山海关争夺激烈，伤亡惨重。吴佩孚于10月11日亲赴山海关督战。冯玉祥被任命为第三路军总司令，率军出古北口，挺进平泉，会攻热河奉军。冯离京前，已同黄郛密议推倒曹、吴政权问题，并留密电码一册给黄，互通情报。10月中旬，吴佩孚率领的一路军在山海关前线失利，下令把拱卫京畿的嫡系部队第三师开赴前方。这就造成北京城兵力空虚，为冯部起事提供一个好时机。黄郛综观全局，当机立断，于1924年10月18日特发密电告冯：“吾侪立志救国，端在此时。”冯接电后也认为时机确已成熟，于是立即决定，于19日晚班师返京，令第二十二旅旅长鹿钟麟率部先行。

黄郛在京，处境危险，孤身出城，于10月22日深夜赶至密云县高丽营与冯玉祥会晤，共同商议发动政变的最后部署，确定了方针步骤，黄郛立即代冯草拟主和通电。

10月23日，回师北京的鹿钟麟部拘禁大总统曹锟，冯部控制整个北京。随后奉系军队也乘机大举入关，直系吴佩孚率残部自塘沽登船南逃。24日，冯玉祥、胡景翼、孙岳等在北苑召开军事会议，议决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并请段祺瑞出山维持大局，另外还商议组织摄政内阁诸事。内阁的人选也初步商定。10月31日，摄政内阁成立，黄郛任代总理，兼交通、教育两部总长，王正廷为外交兼财政总长，李书城、杜锡珪、张耀曾、王永江、王乃斌、李烈钧分别任陆军、海军、司法、内务、商务、参谋各部总长。张作霖不承认摄政内阁，故奉系阁员未到任，由次长薛笃弼、刘治洲(属冯系)分别代理内务和农商两部。李烈钧当时正在南方，得电后乘船北上(至途中摄政内阁已告终结)。11月2日，曹锟被迫宣告退位，将大总统印信移交国务院，由黄郛摄行总统职务。

鉴于当时北京局势混乱，少数保皇党人乘机活动，还有清帝将复辟的谣传。冯玉祥提出将中国的末代皇帝溥仪驱逐出宫的主张。11月4日，黄郛主持摄政内阁会议决定修正清室优待条件五条^[3]。11月5日，警备总司令鹿钟麟等向清室宣布了这些条件，限令立即实施，溥仪等不得不于当日移居什刹海醇王府。国务院拟将故宫一律开放，充当国立图书馆、博物院之用。

摄政内阁是过渡性临时的政治机构，任期长短，要视局势的发展而定。冯玉祥的倒直及其革命倾向，沉重地打击了北洋军阀的统治，深为北洋各实力派所忌，各外国势力也不断向其施加压力。黄郛为首的摄政内阁尤其不为奉系首领张作霖所认可。11月24日，段祺瑞再次出山，任北京政府临时执政，摄政内阁被迫总辞职(11月25日告终)。黄郛下野后在北京香山和天津租界寓居两年，继续观察政局的变化。

1926年夏，北洋军阀已处于四分五裂、分崩离析的境地，而南方革命势力则蓬勃发展。在国共两党合作协力推动下，北伐战争胜利展开。

为了适应形势的变化，蒋介石除了约集在南方政权中任职的张静江、陈果夫、戴季陶等到南昌密谋外，急切地延揽在北方任职或隐居的密友和盟兄弟来与自己共事。他召来了留学日本时的同学张群，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总参议，主持南昌行营的事务。接着致函在天津蛰居的黄郛，邀他火速南下共谋大计。1926年12月18日蒋派张群持亲笔信赴津，催促黄郛起驾，“共底于成”^[4]。当黄郛了解到革命营垒中的分化和蒋的意图后，于1927年1月初偕夫人沈亦云离津南下。他途经上海时，与中国银行副总裁张嘉璈等商谈了资助蒋介石的问题。

黄郛到达南昌后，成了蒋介石的上宾。他与蒋介石、张静江等人，在设于旧江西督署的总司令部和牯岭岩旅馆行辕内连日反复密谋策划，终于确定了一个背离三大政策，发动反共政变的行动纲要。其主要内容是黄郛建议而经蒋介石采纳的要点是：(一)“必须离俄清党”，放弃“联俄容共政策”;(二)在外交上首先谋求同日本、英国的“谅解”;(三)力争早日克复京、沪;(四)采取步骤联络北方冯玉祥、阎锡山，形成“中心力量”^[5]。继而，黄郛受蒋指派，潜往武汉、上海等地与日本、英国外交代表联络，并纠集力量，为迎蒋入沪做准备。他还北上会见冯玉祥、阎锡山，拉拢冯、阎附蒋反共。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黄郛于7月被任为上海特别市市长。8月，蒋以退为进，宣布下野，黄与蒋同进退，宣布辞职。他利用自己与日本的密切关系，在日蒋之间牵线，替蒋介石出访日本做了准备。

1928年1月，蒋介石宣告复职。2月6日，蒋介石即推荐黄郛出任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黄郛秉承蒋的意旨，推行对外国势力屈辱妥协的外交方针。他就职伊始，就着手与美国公使马慕瑞(J.V.A. MacMurray)、英国公使蓝浦生(Miles W.Lampson)谈判关于解决上年3月英美兵舰炮轰南京的事件。3月30日首先与美国公使签订解决南京事件的协定，将该事件的起因归咎于“共产党的煽动”，向美方“深表歉意”，答应由南京政府“赔偿损失”和“惩办凶首”。这个协定居然认为美国军舰炮轰南京是“保护美侨生命”^[6]，而对中国人民的严重伤亡和财产损失置之不理。随后，黄郛继续同英、法、日等国达成类似的协定。同年5月国民党军“北伐”途中，日本军队炮轰济南，制造“五三”惨案时，黄郛与蒋介石都在济南。蒋下令撤军，黄郛陪同蒋介石逃出济南，任凭日军继续在济南逞凶，并将济南及胶济路占领。日军的罪行激起中国各阶层人民的强烈反对，黄郛为逃避舆论指责，不得不赶快引咎辞职，跑到浙江莫干山，过起“读书学佛”的生活来。

黄郛退居莫干山，又一次声称不问政治，实则和国民党政客们来往频繁，他和张群的关系更为密切。人们把他和张群、杨永泰、熊式辉等为首的一帮政客称为“新政学系”。他山居期间(到1933年)，接连发生了“九一八”、“一二八”事变，中国处于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之下，民族危机日趋严重。1932年6月，黄郛到上海倡议组织“新中国建设学会”，声称研讨“学术救国方案”，发行《复兴月刊》，鼓吹“广义的国防中心建设计划”，为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打掩护。他和张群等人都是与日本帝国主义分子有着广泛的关系，并被看做是“日本通”的人物。因此，他虽居山，蒋介石并没有忘了他。1933年春，日军乘蒋介石热衷于反共内战的时机，打进山海关，占领热河，越过长城各口，4月底逼近通州，平津震动。蒋介石在火烧眉毛的时候，仍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5月初蒋介石设立“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起用黄郛为委员长，令他北上负责对日交涉停战问题。黄郛带着殷同、袁良、殷汝耕、李择一等一批亲日分子于5月14日北上就职，车至天津近郊时，一爱国青年向他投了一弹，几乎丧命。

5月22日，黄郛与日本驻北平使馆代办中山进行密谈，达成了妥协性的原则方案。随后，又令熊斌与日本关东军代表冈村宁次在塘沽继续会谈，于5月31日，双方签订了“塘沽协定”。根据这项协定，国民党政府实际上承认了日军占领长城及山海关以北地区的合法化，并把长城以南的察北、冀东二十余县划为“非武装地带”，使整个华北门户洞开，平津有随时被日军侵占的危险。此后，华北与伪满洲国之间的交通和邮电一度处于封锁状态，日方强烈要求解决北平、沈阳间的通车问题及恢复关内外的通信。1934年，黄郛又秉承蒋介石的旨意，派代表与日方谈判，先后于5月和12月达成关于通车通邮的协议，在事实上承认了伪满洲国的存在。1935年，黄郛在上海同日军侵华头目土肥原晤谈，双方达成口头协议，应允满洲问题等待时机以和平方式解决，南京政府要取缔反日言论和行动等。

黄郛在华北主持对日交涉所推行的屈辱外交，受到人民群众和社会舆论的强烈谴责。1935年春，他以“身心劳瘁，旧病复发”为由，向蒋、汪辞职未准，遂将政务整理委员长一职交时任总参议的王克敏代理，本人返回莫干山养病。1936年8月，黄患病至上海治疗。病危之际，仍吹捧蒋介石“忠贞为国”，要人们“一致信任”、“全力协赞”。12月6日，黄郛因肝癌病死于上海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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