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嗣瑗，字晴初(亦作琴初)，又字愔仲。贵州贵阳人。1869年(清同治八年)生。1903年(清光绪二十九年)癸卯科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后以候补道员身份出任天津北洋法政学堂总办。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胡嗣瑗以清朝遗老自居，他寓居天津租界，与陈宝琛、杨寿枏、陈曾寿、郭则沄等遗老组织“须社”，诗酒唱和，排遣时日的同时，也是以此等待复辟机会的到来。

1912年9月，冯国璋出任直隶都督。冯国璋虽然是袁世凯手下“北洋三杰”之一，但他依恋故主，具有强烈的复辟情结。他出任直隶都督，成为坐镇一方的诸侯后，先后将清朝遗老胡嗣瑗与保皇党骨干麦孟华、潘若海等延揽到自己幕府中，为他奔走四方，策划复辟活动。康有为后来写信给冯国璋说：“公自克汉阳，而功不得竟，乃心皇室，日谋复辟。吾门人麦孺博(孟华)、潘若海入公幕府以来，偕胡愔仲所日夕与公谋划者，复辟也。”^[1]

1913年春，盘踞山东兖州的辫子军统帅张勋在宗社党及清朝遗老的策动下，准备发动复辟行动。张勋在发动复辟前，曾派遗老温肃前往天津联络冯国璋。温肃到达天津后，胡嗣瑗介绍温肃晋见冯国璋，向冯传达宗社党首领、前恭亲王溥伟的意见以及张勋的行动计划，冯“允为赞助”^[2]。但张勋的行动计划很快被人告发，袁世凯立即采取措施制止了这次复辟行动，冯国璋在袁世凯施压下，也未敢公开表示响应。

1913年12月，冯国璋出任江苏都督(次年改为江苏将军)后，聘请胡嗣瑗为都督府咨议厅长，“冯事无大小，倚他如左右手”^[3]。

袁世凯在帝制自为的过程中，最放心不下的是张勋与冯国璋。其时，张勋以定武上将军、长江巡阅使名义坐镇徐州，拥兵数万;而冯国璋则以宣武上将军督理江苏军务，开府南京。徐州与南京同属江苏，两地相距不远，且张、冯两人宗旨相同，加之宗社党、保皇党、遗老的从中拉拢联络，形成张、冯联手反对洪宪帝制以及随时准备让宣统复辟的局面。

胡嗣瑗在南京整天唆使冯国璋拥护清朝复辟，一心想帝制自为的袁世凯对他恨之入骨，但袁世凯又不能对胡采取任何措施。最后想出了一个调虎离山的计策，于1915年3月任命胡嗣瑗为江苏金陵道尹，其目的是想将胡从冯国璋身边调开。但是，冯国璋离不开胡嗣瑗，对袁世凯的调令一直拒绝执行。袁世凯万般无奈之下，只好派阮忠枢南下“驱胡”。阮到南京后对冯国璋说：“胡嗣瑗既然已经调了金陵道尹，那么，你为什么不可以下个手令，开去他的本缺(指咨议厅长)呢?”冯国璋对此笑而不答。胡嗣瑗在阮忠枢来了以后，既不去就金陵道尹，也不再在江苏将军府露面。这时，冯国璋的副官长何绍贤对胡嗣瑗说：“总统调你做道尹，你不就，可是又不辞。现在阮内史长又来了，你要是再不走的话，如果有人加害于你，我们可保护不了你。”在何绍贤的威胁下，胡嗣瑗只好暂时潜往上海躲避一下。阮忠枢见驱胡目的达到，也就回北京复命去了。阮忠枢的这次“驱胡”闹剧反而坚定了冯国璋反“洪宪”的决心。

陈冷汰在《丁巳复辟记》中对胡嗣瑗在洪宪帝制中的作为有如下的记载：“辛亥国变以后，遗老旧臣，志图兴复者，有升公允(字吉甫)、刘公廷琛(字幼云)、沈公曾植(字子培)、王公乃徵(字病山)、胡君思敬(字漱唐)、陈君毅(字贻重)、温君肃(字毅夫)及伯兄曾寿(字仁先)等。六年以来，奔走筹划，未尝一日懈其志，而诸将中可与谋者，唯张勋一人。……当袁氏盛时，力足控制一切，诸人虽怀兴复之志，苦于无隙可乘。及称帝议起，其腹心爪牙颇有携贰，复辟之机，遂动于此矣。刘公幼云等既常往来于徐州，而胡君晴初在冯国璋幕，亦时以微辞动之，冯意颇为之移，其贰于袁氏，胡君盖有力焉。事为袁氏所闻，欲加害于胡君，胡遂出冯幕，迁居于沪，然犹时往冯住所也。袁氏既建号‘洪宪’，又为内外所逼，下令取消，威信全堕。胡君乘机以实行复辟，进言于冯，遂有劝袁退位之电。电中有顾全名义云云，实寓复辟之意。又亲笔致书于张勋及段祺瑞谋之。”^[4]

在袁世凯被迫宣布取消洪宪帝制后，胡嗣瑗奉冯国璋之命前往徐州，与张勋及其周围的复辟分子商讨宣统复辟大计。然而，冯国璋在受到日本顾问青木宣纯关于复辟时机不成熟的警告后，立即放弃拥戴宣统复辟的念头，于4月17日与江苏巡按使齐耀琳联名发表通电，提出调停时局大纲八条，主张袁世凯在取消帝制后继续担任大总统。冯国璋态度急变，让正热衷于清室复辟的胡嗣瑗感到突兀，于4月22日给冯国璋写了一封长信，要求冯不要失信。信中说：“前在宁披沥愚忠，谬陈大计，承公毅然决议，促即往联徐州，郭汾阳、李西平再造王室之功，将于公复见之。……窃维今日情势，袁断不能复保地位，我公亦岂能与革党相合? 革党本无实力，又岂能复盛以祸中国?如非复辟，安有救亡上策?此举既合天理人心之正，亦为天时人事所趋，早经洞鉴。瑗追随已久，窃闻高论，夙仰忠诚至矣。数年积愤，今日甫有获申之望，行将拨云雾而见青天，若以青木一言，即隳成谋，绝非我公本意。……鄙意事经议决，理无中止，且吉帅(升允字吉甫)款已到手，待公定议而后行，事关重大，务肯坚持前议办理。”^[5]4月26日，胡嗣瑗再次给冯国璋写信，要求他速联络张作霖与张勋等图谋复辟。

6月6日，袁世凯暴毙。复辟派兴奋异常，再次倾巢而出，游说手握重兵的张勋、冯国璋出来拥戴宣统复辟。胡思敬、商衍鎏等一批复辟分子纷纷相继来到南京，与冯国璋商讨复辟计划，冯欣然表示全力支持复辟。袁死后控制北京政府的段祺瑞在得到张、冯图谋复辟的情报后，立即派新任长江巡阅使倪嗣冲携带巨款至徐州、南京贿买张勋、冯国璋的部属，致使被复辟分子视为大好机会的丙辰复辟计划再度被挫败。

袁世凯死后，总统黎元洪与掌握北京政府实权的总理段祺瑞因为争权夺利产生严重冲突，时人称为“府院之争”。段祺瑞唆使北洋系各省督军组成督军团向黎元洪施加压力，忍无可忍的黎元洪孤注一掷，于1917年5月23日断然下令免去段的国务院总理职务，段随即出走天津策划以武力驱逐黎元洪，双方矛盾空前激化，复辟派决定利用这一政治危机再次推行复辟计划。张勋为了探询冯国璋对复辟的态度，写信说为了抵制西南，巩固北洋团体，不能不另筹解决时局的对策。胡嗣瑗看到这封信后，冒用冯国璋的名义给张勋写了一封回信，极力附和，请张勋大力主持，他愿追随其后。张勋得到冯的保证信后，认为冯再也不会反对复辟，这就更加坚定了复辟的决心。

5月28日，胡嗣瑗、刘廷琛来到徐州，与辫子军统帅张勋商谈复辟计划，张勋告诉他们：“此事必须入都举办，拟借调停之名而入。已示意于黎(元洪)，若得一命令相召，尤便。然无令余亦决行也。”^[6]不出张勋所料，走投无路的黎元洪不得不于6月1日下令请求张勋前往北京调停他与段祺瑞之间的矛盾。6月7日，张勋率领辫子军四千三百余人北上，先至天津，在压迫黎元洪强行解散国会后，于6月14日入京。6月28日，康有为等复辟派分子也来到北京。康有为与张勋一文一武两个复辟派头子聚首北京，召集复辟分子开会后决定立即动手实施复辟计划。7月1日凌晨，溥仪在张勋、康有为、刘廷琛、张镇芳、万绳栻、胡嗣瑗等人的拥戴下宣布复辟，于宣统九年五月十三日(1917年7月1日)临朝听政，收回大权，与民更始。并且大封功臣，胡嗣瑗因为奔走策划复辟有功，与万绳栻一起被授为内阁阁丞(相当于秘书长)。

然而，张勋复辟仅昙花一现，辫子军被段祺瑞的讨逆军击败，张勋狼狈逃往荷兰使馆，辫子军全部缴械，其他复辟派分子作鸟兽散。胡嗣瑗与陈曾寿等一批复辟分子逃回上海租界，他们仍不死心，幻想由张勋与桂系军阀两广巡阅使陆荣廷南北会师重振复辟大业，但以无果而终。

1924年4月，复辟分子金梁向废帝溥仪推举将来复辟时可以借重的四类“贤才”共计三十人，其中对胡嗣瑗的评语是：“血诚爱国，慷慨激昂，丁巳后寄食杭州，去秋一病几死，今始渐愈。”^[7]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胡嗣瑗随溥仪进入日本占领下的东北，1932年至1933年任伪满洲国执政府秘书处处长，1933年3月至1939年4月任伪满洲国参议府参议，1945年病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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