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筠，字笔江，1881年4月27日(清光绪七年三月二十九日)生于江苏江都县，祖籍江苏镇江。父亲是当地钱庄店员。胡筠少年时就读私塾，学习勤奋，练得一手颜体好字。十七岁时，在江苏泰县姜堰镇一家小钱庄当学徒，三年满师后，到扬州仙女庙义善源银号当店员。1910年到北京公益银号任职员。不久，经人介绍进北京交通银行任行员。

1912年5月，身任袁世凯总统府秘书长的梁士诒，兼任交通银行总理。胡筠由于工作干练，处事敏捷，善于应变，逐渐博得梁的赏识，不到两年便被逐级提升为总行稽核、分行副经理、经理之职。

1916年3月，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后，仍然继续筹措军饷，通过梁士诒控制的中国、交通两银行滥发纸币，引起京津挤兑风潮。5月12日段祺瑞内阁悍然下令停止中、交两行纸币兑现，更引起慌乱。上海等地中国银行拒不奉行，照旧兑现付存。在此期间，胡筠消息灵通，曾与财政当局以及银号经理人等相互勾结，利用市面上兑换率的时高时低，从中获取暴利，使中小工商业者和广大市民受害匪浅。京、津金融界纷加指责，胡筠难以存身，遂辞去交通银行职务，挟资南下。

胡筠到上海后，经史量才、黄炎培介绍，结识了印度尼西亚归国华侨富商黄奕住。当时，黄奕住旅外多年，备受当地殖民主义者的歧视，因此怀着振兴祖国实业的宏愿，拟在上海开办银行，经与胡筠晤谈十分投机，遂全权委托他代为筹组。黄奕住初拟出资一千万元独资经营，胡筠告以国内商业银行一般资金皆在五百万元以内，且以股份有限公司责任有限为宜，黄奕住欣然同意，遂定资本额为五百万元。黄奕住认股三百五十万元，余股由胡筠招募，史量才等也参加投资。不久，向北京政府登记注册，因系中国金融、工商界人士与南洋华侨合营，故定名为“中南银行”。胡筠以华侨回国兴办实业为辞，经多方疏通，使中南银行获得钞票发行权。1921年6月正式开业，总行设上海。黄奕住、胡筠、史量才等七人组成董事会，黄奕住任董事长，胡筠任总经理，掌握全行经营业务。翌年，增设天津分行及北京办事处，由胡筠在北京交通银行时的亲信旧友分任经理。为了吸收南洋一带华侨汇款及侨眷存款，中南银行又增设厦门、泉州、鼓浪屿分、支行，每年的盈利额竟超过了京、沪各行。胡筠又以高薪聘请法、德等外籍顾问，与外国银行建立关系，开办对外汇兑业务，盈利颇丰。此后中南银行在胡筠的筹划下，分别在汉口、广州、南京、杭州、苏州、无锡、重庆、香港等地增设分、支行。由于中南银行资力雄厚，且发行纸币，在胡筠的积极经营下，资金运用灵活，营业扶摇直上，声誉在私营商业银行中列于前茅。

胡筠经营行务，特别注重信用。为使中南银行扩大社会信誉，于1921年冬与金城、盐业、大陆三银行组成联营机构“四行联合营业事务所”^[1]。在第一次联营会议上，胡筠提出：“中南银行为慎重政府赋予发行权及维持社会上钞票流通之信用起见，兹拟将中南钞票规定为十足准备。”^[2]次年又成立“四行联合准备库”，共同承担以中南名义发行钞票的兑现责任，因有华侨股东为后盾，中南发行的钞票深具社会信用。1923年，胡筠又发起中南、金城、盐业、大陆各投资二十五万元组成“四行储蓄会”，总会设上海，京、津等地设分会，以“保付利息”和“存储者得分红利”相号召，招揽储户存款，吸收社会游资，扩大业务。在四行联营机构中，由四行总经理胡筠、吴鼎昌、周作民、谈荔孙四人任执行董事，逐年轮值主持会务。为取信社会，四行准备库设特大水泥库房，存储每箱五千枚银元的大量现洋，供人参观，以示储备充足。后来还出资五百万元在上海市中心建造二十四层楼的国际饭店，为远东当时最高的大厦，很受国内外人士的瞩目。

1927年，中南银行天津分行因贷给协和贸易公司的巨额贷款220万元发生倒账，原领总行的全部资金150万元亏赔尚不足数，谣诼随之而起，几濒于危。胡筠得讯后，急命沪、厦两行筹款接济，稳定了危局。但中南银行经此打击，一时声誉大落，沪总行及各地分、支行业务随之衰退。胡筠遂商请黄奕住增资250万元，并对外声称华侨股东尚有资金1250万元备用，董事会连续六年决定不发股息，从而使中南重振信誉，业务逐步得到恢复。

1927年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胡筠曾参加江浙资产阶级一伙予蒋以财政支持。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后，胡筠设法结交党政大员，每遇财政要员来沪，即殷勤招待，盛情迎送。后经钱永铭等人介绍，与宋子文、孔祥熙等人结识，凭其善于应酬、手腕灵活，关系渐趋密切。1931年，胡筠特意提拔与湖北省政府主席何成濬交谊甚笃的该行职员张质夫为汉口分行副经理，受到省方照顾，分行存款激增。1933年交通银行总行改组，胡筠得到宋子文的支持，兼任该行董事长。1936年4月，交通银行股东大会改订章程，将原章程规定总经理“商承董事长，综理全行行务”改为“秉承董事长，综理全行行务”。一字之易，总经理权力削弱，董事长权力大为加强。从此，胡筠成为交通银行的当权人物。

此后，胡筠在金融界的地位日益显赫。1935年国民政府改革币制，收回私营银行的纸币发行权，胡筠在收回中南银行所发行的钞票时，串通财政大员，上下其手，获取厚利^[3]。1936年宋子文系官僚资本的中国建设银公司，联合中国、交通、金城、上海等银行投资成立“中国棉业公司”，分支机构遍及全国各地，控制花纱布的产销及储运。宋子文自任董事长，胡筠等人分任常务董事。此时他还兼任新华、金城、江苏典业等银行董事。

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战事激烈，胡筠曾随财政部先赴汉口，后于1937年10月离汉去香港。1938年8月，胡筠接重庆国民政府财政部电邀出席有关会议，24日与浙江兴业银行总经理徐新六由港乘飞机赴重庆。胡、徐所乘客机被日方误为孙科座机，起飞不久即在广东上空遭遇日本军用飞机截击，机坠人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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