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西反，福建南安人，生于1882年8月20日(清光绪八年七月初七)。童年在家乡读过几年私塾，二十六岁南渡新加坡，在商界当职员。由于早年辍学，入商界后深感文化水平低，常以报纸为课本自学，遇到佳句或新知识，随即写入笔记本，暇时经常温习，学识渐进。他工作勤勉，生活节俭。后稍有积蓄，与友人合资创办“振美树胶公司”，在当时同业中，有相当地位。但不久因胶业不景气而歇业。他的为人和才干，深为陈嘉庚所赏识，遂委他负责处理陈嘉庚树胶品制造公司业务收束工作，并兼任《南洋商报》总经理^[1]。他不辞劳苦，力任艰巨。1936年经陈嘉庚引荐，又出任亚洲保险公司副经理。历任同济医院总理、新加坡福建会馆执委主任、中华总商会董事等职。

侯西反为人直率，热心公益事业，陈嘉庚曾称誉他“身健口利，忠勇勤劳，排难解纷为其特长”。他了解工人，同情其疾苦，也颇得工人的信任，因此每遇劳资纠纷，常被请作调解人。他与陈嘉庚是同乡，又是同业，后又共事，情好素密，对陈嘉庚倾资兴学及其一贯的爱国立场，极为钦佩，凡陈嘉庚有所事于国家社会，他必竭尽其力，为之奔走呼号。特别是在祖国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更成为陈嘉庚在南侨筹赈总会的得力助手。侯西反“熟悉诸侨商吝啬慷慨，殷裕困穷，视力劝募，应付咸宜”，“为筹赈会最重要之职员”^[2]。此外，如对1920年代陈嘉庚领导山东惨祸筹赈会^[3]，1930年代推销救国公债，遣送南洋华侨汽车司机服务于滇缅公路等活动，侯无不积极参与，协助做好工作。他50岁时，因感开展社会活动的需要，还利用留声机唱片学习普通话，孜孜不倦，几不知老之将至。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在南洋的爱国华侨纷纷抵制日货，有些人对于私贩日货的奸商甚为痛恨，或浇沥青，或割其耳朵，以示惩戒。侯西反久为奸商怀恨，被他们寻机诬告于英殖民当局^[4]。新加坡总督以侯有反英嫌疑及暗助非法社团之罪名^[5]，于1939年12月28日限令他三天出境，并不得重返新加坡。陈嘉庚出面交涉无效。30日，侯西反原定上午乘飞机往仰光转重庆，有亲友及工人数千人为其送行。他们不顾军事当局的戒严令，愤怒冲进机场，几至发生流血事件。为了顾全大局，不影响南侨筹赈总会今后的活动，陈嘉庚与侯西反商量，改于当晚乘火车去槟榔屿，转乘飞机回国。行期虽然保密，但火车到达槟榔屿时，仍有华侨及当地各界人士二三千人到车站迎送，盛况空前。

侯西反回国后，孑然一身，但仍倾心于抗日救国，风尘仆仆奔走于重庆、昆明之间。他在昆明组织华侨互助会，救济华侨司机;创办华光学校，培养归国华侨子弟。1940年春，陈嘉庚率领南洋华侨慰问团回国进行慰问活动，侯西反陪同视察十余省，历时十个月。当陈嘉庚从延安回到重庆时，行动受监视，言论受钳制。侯西反以“国民外交协会”^[6]常务委员身份，邀请陈嘉庚到该会作《西北之观感》的演讲，宣传了延安及边区公务人员廉洁奉公、军民团结一致抗日的真相，引起蒋介石国民党的极大不满。侯西反陪同陈嘉庚视察福建古田县时，在欢迎大会上历数省主席陈仪祸闽苛政。到漳州时，又在各界欢迎会上慷慨激昂地宣称：“凡贪官污吏，害民惨苦者，立当驱逐出去!”^[7]

侯西反在重庆历任国民党海外部青年团联系委员会委员、青年团海外团务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名誉顾问、赈济委员会委员、军事委员会谘议，并任福建省政府参议等职。

1944年11月10日，侯西反从成都飞昆明，因飞机失事，在昆明郊区遇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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