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衷寒，字君山，湖南巴陵(今岳阳市)人，1900年1月5日(清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初五)生。其父为地方士绅，对衷寒幼年读书督促甚严。贺入塾读完“四书”、“五经”后，即阅读诸子书及《资治通鉴》。

1916年，贺衷寒与兄贺醒汉至武昌，入湖南旅鄂中学就读，获得湘省公费。时袁世凯帝制自为，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贺在校发表演说，痛斥袁的倒行逆施与卖国行径。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贺被推为武汉学生会代表，于1920年冬参加董用威(必武)、包惠僧等在武汉创立的共产主义小组，后转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10月，贺衷寒作为武汉学生代表参加张国焘率领的代表团，赴苏俄伊尔库茨克出席远东劳苦人民大会(原名远东被压迫民族大会)。同年底，大会改在莫斯科举行，由季诺维耶夫主持。在大会前后，贺对苏俄进行了参观考察，看到苏俄当时的残破景象，认为苏俄的政治虽比中国进步，但经济形势十分严峻，提出中国革命不应采取苏俄的方式来进行，并公开发表此种言论。张国焘将贺开除出社会主义青年团。

贺衷寒自苏俄回国后，先在武昌一中学任教，曾参加恽代英创办的共存社，旋以两人意见不合即行退出;继后办理人民通讯社，发表反对军阀与鼓吹革命文章，遭到湖北当局查封。贺至长沙创办平民通讯社，抨击时政，联络失学失业青年举行示威，颇得社会各界的同情与舆论的支持。1923年，贺衷寒受聘为上海《时报》特约记者，并兼长沙青年社教部主任，继续宣传革命与鼓吹爱国。当时社会主义青年团员黄爱、庞人铨因领导长沙工人罢工，遭湖南督军赵恒惕杀害，贺衷寒撰文《黄、庞案之真相》对赵进行抨击。贺被赵恒惕下令逮捕系狱三月，后经两位省议员具保获释。

贺衷寒出狱回乡后，于1924年去广州投考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期，被录取。贺衷寒入学后，即集体加入国民党。贺在同学中表现出很有组织能力，受到军校代理政治部主任邵元冲与校长蒋介石的重视。同年11月，贺毕业后，留在军校政治部任秘书，后调任党军炮兵第一营党代表，兼第一连党代表;后又调任军校第三期入伍生总队政治部主任;1925年8月，国民革命军成立后，任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党代表。

1925年2月1日，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在黄埔军校成立，蒋先云、徐向前、贺衷寒、陈赓及教职员金佛庄、胡公冕被推选为主要负责人，贺任该会秘书。但贺衷寒本来就不赞成采取苏俄方式进行中国革命，在国民党右派的煽动和拉拢下，不断和青年军人联合会中的共产党员发生龃龉乃至冲突。同年4月，在戴季陶与王柏龄支持下，贺衷寒与陈诚、缪斌等人在梅县筹组中山主义学会，宣扬戴季陶《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两书的理论，反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9月，贺衷寒等主编《国民革命》周刊出版，成为广州中山主义学会的机关刊物。12月29日，中山主义学会更名孙文主义学会，在广州补行成立典礼，选出王柏龄、陈诚及贺衷寒、缪斌、胡宗南等为主要负责人，公开与青年军人联合会相对抗。1926年3月“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下令青年军人联合会与孙文主义学会同时解散，指派蒋先云、贺衷寒、曾扩情、李之龙、潘佑强等人筹备成立黄埔同学会，直接控制在自己手中。

1926年5月，贺衷寒被选到苏联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贺学习成绩优异，悉心研究苏联红军的政治工作，认为值得中国学习。贺自称并不反对社会主义，只是反对像苏联那样用残酷的阶级斗争去实现社会主义，认为通过国家权力，在三民主义范围内即可实现社会主义。贺曾与莫斯科中山大学的邓文仪、萧赞育、康泽、郑介民等人发起成立国民党旅莫斯科支部，遭到校方当局制止，遂组织孙文主义学会莫斯科分会进行活动。

1928年1月，贺衷寒在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回国，被任命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六、第七期学生总队长;3月，调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警卫军政治部主任，并兼任国民党南京特别市党部监察委员和黄埔同学会书记。

1928年9月，贺衷寒与邓文仪约中央通讯社副主任聂绀弩等人组织“党基社”，出版《党基》半月刊，以“阐明三民主义，批驳共产主义，加强国民党理论基础”为宗旨，贺任社长，聂任主编。蒋介石此时正加紧筹备召开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圈定和指派方式产生代表。聂绀弩在《党基》上撰文为此种专断的代表产生办法辩白，遭到许多国民党内人士的强烈不满和批评。《党基》只出版四期即难以为继。贺衷寒为此受到蒋介石严厉申斥，赶忙撰写《改组派之检讨》、《汪精卫理论的批判》等文章，以取悦于蒋介石。为了平息舆论的不满，蒋介石于1929年春派贺衷寒赴日本明治大学研究日本的军事、政治。

此后，蒋介石在战胜国民党内各派对抗力量后，集中力量“围剿”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1月，贺衷寒奉召自日本回国，至南昌任“剿匪”总司令部宣传处长，兼党政委员会委员。同年8月，“剿总”宣传处改组为训练总监部“剿匪”军队政治处，贺仍任处长。此时，陆海军总司令部侍从室侍从秘书邓文仪在该室组织秘密小组约贺衷寒参加，并由贺为之取名“力行社”。同年12月，贺复兼任训练总监部国民军事教育处处长。1932年2月，贺又先后调任鄂、豫、皖三省“剿总”政治训练处处长、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及其后改组的武昌行营政治训练处处长，并在南昌创办《扫荡报》;1933年1月任军事委员会第二厅政治训练处处长;1935年4月，任军委会政治训练处处长，兼军委会政训班主任。贺衷寒任职政工工作长达三四年之久，网罗政工人员达数万人之多，将他们派到部队及各军事学校设立政训处，或任各军事机关派驻政工人员，形成了在国民党军队中的政工系统。

1933年，贺衷寒把国民党中先后留苏的学生二百余人组成留俄同学会，以蒋介石为名誉会长，贺任理事长，把许多留苏学生都拉入到军队的党务和政训工作中，以加强政工系统。

贺衷寒秉蒋介石的意旨，联络康泽、滕杰、酆悌、萧赞育、周复、桂永清、郑介民等人，曾于1932年3月在南京组建半公开的“中华民族复兴社”(简称“复兴社”或“中华复兴社”)，以“内求统一，外抗强权，拥护领袖，收复失地”为宗旨，由蒋介石任社长，贺衷寒等九人被推选为总社干事;蒋介石指定贺衷寒、滕杰、酆悌三人为常务干事。复兴社在全国重要城市先后建立分社，积极发展社员;同时，扩大中央军校毕业调查科为调查处，作为复兴社的掩护和活动机关;以中央军校、陆军大学为活动基地，建立外围组织“革命军人同志会”;以中央政治学校、中央大学为活动基地，建立另一个外围组织“革命青年同志会”。根据蒋介石提出的保密要求，贺衷寒提出把“力行社”作为复兴社的内层组织;其成员须由复兴社社员中提升，并须经蒋介石批准。复兴社总社设有组织、宣传、训练及特务四个处，但总社只能管前面三个处;特务处是由处长戴笠直接听命于蒋介石的一个独立机构，其一切计划、行动以及经费，贺衷寒等总社负责人均“不得与闻”。贺衷寒对中华民族复兴社的建立与发展，对该社宣传理论形成，所起的作用甚大，并曾任复兴社第三任书记长。贺衷寒、邓文仪、康泽、戴笠被称为复兴社的“四大台柱”。

与此同时，贺衷寒积极参与组建“中国文化学会”，宣扬三民主义为中国文化运动的最高准则，标榜以中国固有文化为立足点，去吸收各国进步文化，用以创造中国的新文化。在蒋介石发动新生活运动后，贺衷寒撰写《新生活运动的意义》一文，对蒋介石提倡的“礼义廉耻”诠释说：“礼者理也，循规蹈矩谓之礼;义者宜也，舍己济人谓之义;廉者守也，安分守己谓之廉;耻者疵也，刺激发奋谓之耻。”贺又在《国民革命与国家统一》一文中称：“一个国家的统一，不仅是国土的统一，一定要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个方面都是统一的，才算是真正的统一。”提出：“要求中国军事的统一，便要做到军权、军令和军政的统一;要求政治上的统一，便是要做到政权、政令和政制的统一。”贺衷寒的结论是，统一的力量来源于信仰，而信仰在于主义，在于领袖，因此，“只有信仰领袖，才能达到统一”。贺衷寒认为，政训工作的重心是统一，统一的重心是主义，主义的重心是领袖。贺衷寒的这套三“重心”理论，后来演变为国民党“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三个“一个”的口号;他也因此被称为是黄埔系的理论家。

贺衷寒为了使国民党的军队政治工作系统化与规范化，精心制定了《政工典范》，提出政训工作三项原则：“巩固革命力量，取消敌对势力，整理同情力量。”要求政工人员除进行反共宣传外，不论在何种部队，均须侦察和监视各部队长;并规定各部队的政训处在其驻防地区，可以实行军事管制，清查“异党”活动，得用“军法从事”处理一切社会事务纠纷。此外，政训处还可以办理各种训练班训练干部，并得自设电台。《政工典范》规定，军事学校的政训处在学生队中派出指导员。凡指导员认为有共产党嫌疑或思想不纯(即不信奉蒋介石、国民党统治)的学生，政训处得通过学校予以禁闭，或开除出校，或交军法机关转送陆军监狱。贺衷寒与训练总监部国民军事教育训练处商定，由蒋介石于1933年3月命令军政部、教育部、训练总监部在国立与省立大学以及省立中学高中部实行军训制度，每周设军训课两学时。军训教官除对学生进行军事教学与训练外，并侦察学生的思想言论与行动。时国难日亟，贺衷寒策划由军委会与训练总监部咨请行政院转饬教育部，于1934年1月通令全国公、私立中学高中一年级学生须于当年4月集中省城，实行军训三个月。学生在受训期间，须一律参加中华民族复兴社。

贺衷寒虽在黄埔系中甚有人望，但蒋介石认为贺是个有政治野心的人，一直不让贺掌握军队，只许其做政训工作。1935年夏，贺衷寒任峨眉训练团政治组主任;同年11月，当选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兼任国民党中央新闻检查处处长。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贺衷寒与复兴社第四任书记长邓文仪召集复兴社员两千余人开会，通过“以武力解决事变”的决议，并在南京进行掌握军队的活动，拥护何应钦代理陆海空军总司令负责“讨逆”。贺并将复兴社内部组织情况及主要社员名单呈报给何应钦，要求由贺负责组建三个师的兵力;同时发动一百七十余名青年将领通电讨伐张学良。贺与邓文仪在南京收编失业的军校毕业生三百余人，组成“讨逆赴难团”，提出“武装起来，开赴潼关，直指西安，与张、杨决一死战，救出校长”。宋美龄了解武力讨伐内情，明白对贺、邓二人说：“这是一个阴谋。”但贺仍继续活动不止。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得知贺衷寒在事变期间的一切行动，认为贺居心叵测，在杭州当面怒斥贺衷寒说：“我还没有死，你就另找人投靠了。”立即撤去贺的军委会政训处长职。贺衷寒于1937年初出版《一得集》，以“救国”、“统一”、“复兴民族”为辞，鼓吹“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以示对蒋的忠诚。

1937年3月，国民党派顾祝同、贺衷寒、张冲三人为代表，在西安与中共代表周恩来进行谈判。周恩来3月8日提出提案十五条，贺对周的提案擅自加以修改，改“承认”为“服从”，改“陕甘宁行政区”为“陕甘宁地方行政区”，改“服从统一指挥”为“服从一切命令”;取消提案中的“民选制度”，裁减红军定员为每师一万人，共三万人。3月12日，中共中央电知周恩来称，“贺所改各点太不成话，完全不能承认”;周恩来也认为“贺衷寒横生枝节”。3月15日，张冲通知周恩来，贺衷寒修改案作废。国共两党西安谈判至此结束，贺衷寒亦自此退出谈判。6月，贺衷寒被军委会派赴欧美考察军事政治。

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贺衷寒刚行至德国，即奉命返国，回任军委会政训处长。同年8月，军委会对内改组为大本营，对外仍称军委会，陈立夫任大本营第六部部长，贺任第六部第一组组长，主管军队政训工作。1938年1月，军委会再次改组，将原军委会第六部、军委会政训处、训练总监部国民军事教育训练处合组为政治部，贺衷寒任政治部第一厅厅长，主管部队政训工作。三民主义青年团7月在武汉成立时，中华民族复兴社成员多半转入三青团，贺衷寒任三青团中央临时干事会干事及临时常务干事会干事。10月，贺辞去政治部第一厅厅长，闲居在重庆家中读书习字。1939年夏，贺奉蒋介石之命，任军委会西北慰问团团长，曾赴延安与毛泽东晤谈。1942年2月贺被任命为国家总动员会议人力组主任，9月改署社会部劳动局局长，1943年2月当选三民主义青年团第一届中央干事会干事，并任人事甄核委员会主任委员，1945年5月当选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及常务委员。8月日本投降后，贺衷寒被派为“还都接收委员会”委员，负责对抗战时数十万西迁的技术人员和工人进行复员安排。1946年9月，贺当选为三青团第二届中央干事会干事及常务干事。1947年5月任社会部政务次长，6月赴西北宣慰与调解胡宗南与马鸿逵、马步芳之间的关系。同年7月，任国民党中央训练团办公厅主任。1949年1月，辞去社会部政务次长职，迁居台湾。

贺衷寒去台湾后，于1950年3月任台湾“交通部长”，提出资金与劳力作最有利的运行与发挥，使各项事业的经营企业化，逐渐转亏为盈，免除再拨公款补助。1954年5月，贺辞去“交通部长”改任“总统府国策顾问”，1962年任国民党中央设计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1966年任“行政院”政务委员，1969年3月当选国民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中央评议委员。1971年贺退休。1972年5月10日，因腹膜炎病逝台北。

参考文献

• 潘嘉钊等编：《康泽与蒋介石父子》，群众出版社1994年版。
• 康泽：《复兴社的缘起》，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37辑，中华书局1963年版。
• 萧作霖：《复兴社述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11辑，中华书局1961年版。
• 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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