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衡夫,原名良铨,湖北黄冈人。1888年1月29日(清光绪十三年十二月十七日)生于汉口。祖籍江西,其祖父贺章琫系清末秀才,曾在汉口益昌永盐仓做职员,举家迁居汉阳县黄陵矶。其父贺勉卿任武昌维新当铺保管。贺衡夫在兄姐七人中排行第六,自幼在私塾读书,勤奋好学,被认为是兄弟中最可造就之才。因家境艰难,十六岁时被送到汉口荣昌油行做学徒,勤奋机敏,得到店主和经理的赏识。三年学徒期满,升为跑街。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汉口市场遭清军焚掠,荣昌油行停业。贺衡夫与家人前往汉阳蒲潭避乱。同年12月,贺经友人介绍,向沙市某钱铺息借二千四百串钱,购淮盐五十引,又向荣昌油行赊购所存食油,运至黄陵矶,由摆摊而租店,牌名衡昌仁记油盐零售店。兄弟同心协力,生意日渐兴隆。
1912年,贺氏兄弟六人合股,在汉口花楼正街开设衡昌义记油盐零售店。翌年又在老河口设立分庄,专门收购桐油、麻油和木油,下运汉口。几年中经营顺利,资本日增,扩大经营规模,改名为衡昌油行,店前仍零售油盐,店后则专营桐油生意。另在汉阳分设油库和炼油工厂。贺衡夫总揽全盘,其四哥五哥分管仓库和财务。另聘朱显庭、熊魁庭先后为经理,办理具体购销业务。1916年,贺收歇黄陵矶分店,抽回资本,相继在汉口开设分店两处,各设经理,资金由衡昌油行账房统为调度。衡昌油行营业从此蒸蒸日上,很快发展为武汉桐油贸易行业首屈一指的油行。贺本人也因而成为武汉工商界的知名人物。
汉口是国内桐油输出的重要集散地,外商利用独占检验仪器,每每借口次货任意杀价,常使中国油商、油农蒙受损失。贺衡夫不惜代价,从某洋行拍卖物品中,购得一架报废折光镜。他在与德商争执桐油等级时,又设法套出检验方法和规格标准。贺衡夫借担任汉口油行同业公会理事长之便,乃将其秘密遍告同业,以免再吃暗亏。又购置折光镜多部,寄往各桐油产地。
汉口市场经营桐油出口贸易的多为旧式商人,缺乏专业知识。贺衡夫结识聚兴诚银行职员李锐,发现李才智过人,精通外语,熟悉外贸业务,有意扶植他。当李锐另组义瑞行,准备代施美洋行收购桐油,而又苦于资金短绌之际,贺慨然从衡昌油行借出桐油九百吨,言明待李收到施美货款后再行归还[1]。义瑞行从此奠定在汉口桐油市场上的地位,最终发展成为闻名全国的“桐油大王”。
1926年10月,北伐军攻克武昌,各行业工人相继成立工会,纷纷要求增加工资,缩短工时。工商业主则以工人的某些要求过高而不愿接受,劳资纠纷不断增多。11月,经省总工会倡议,相继成立省、市劳资仲裁委员会。贺衡夫作为汉口总商会代表,被推定为委员[2]。劳资仲裁委员会既支持工人的合理要求,又注意纠正某些基层工会过高的要求和自由行动,为维持社会安定做了大量工作。1927年末,武汉财政当局宣布开征“桐油统税”,各有关行庄共同具名请愿,在汉口总商会帮助下,经贺衡夫、朱有孚等多方奔走,此事方才作罢。
20年代末,新军阀混战不休,贺衡夫看到油行业务带有投机性,受市场行情波动影响过深。他于1929年将衡昌油行与老河口分庄收歇,把资产以租让方式交给职工合股经营,改名为亦昌油行,与贺家脱离关系。另将汉口三家油盐零售店合为一家,改名乾昌。贺则将全部精力和资金转向工矿业和房地产业投资,先后担任汉口既济水电公司、裕大华纺织公司、武汉第一纱厂、上海新生纱厂、大冶源华煤矿公司、山东大兴煤矿公司以及汉口商业银行、永利银行、汉阳县银行的董事或常务董事,并兼任中华大学校董。
从1923年起,贺衡夫历任汉口总商会会董及委员。1931年2月,汉口总商会依令改组为汉口市商会,贺当选为主席。4月,财政部长宋子文来汉,召见贺衡夫等工商界人士。贺当面请求免征“桐油统税”,代为转交汉口油帮公会的呼吁书。宋回南京后批复予以免征[3]。
同年7月,汉口遭遇特大洪水袭击,全市淹没殆尽。各界成立急赈会,贺被推为会长,积极参加和主持赈济难民工作。不久,湖北全省水灾急赈会成立,汉口急赈会并入,他被推选为常务委员兼筹赈股主任,负责筹措经费、发放救济金,施粥和收容难民,不辞劳瘁。汉口银行界所允三十万元借款未交付前,贺先自行垫借五万元,做赈灾临时急需。为筹集赈款物资,贺衡夫以市商会名义首先向各面粉厂、油厂借到麻袋十万条,继而又向汉口各同业公会募捐一百余万元,交由水灾急赈会应用。他又通电全国及海外吁请救助,相继得到上海工商界运来面粉一万袋、湖北旅沪同乡会汇款一万元,以及其他捐款捐物。不久,贺衡夫应美国驻汉领事邀请,前往领署商谈灾情及救济事宜。美领事表示愿意尽量协助,很快收到美国红十字会汇助美金十万元,以为武汉急赈之用。
大水过后,汉口市场不振,进出口贸易停滞,商业资金周转不灵。贺衡夫一面商请银行团放宽贷款办法,一面提出私人存款二十万两,交钱业公会投入各钱庄转贷放出,力促商业市场恢复生气。贺衡夫还推广以工代赈方法,修补武汉及附近县乡防洪大堤。筑堤救灾,两相得宜。为了收容水灾中失去父母的儿童,贺衡夫与陈经畬共同创办汉口孤儿院,贺任董事长,陈为院长。一面施以文化教育,一面教以生产技术,大批无家可归的儿童,得到救济和帮助。
“九一八”事变后,国际联盟调查团于1932年来到汉口,分别约见日本侨民和各界代表。贺衡夫代表商界向调查团陈述意见,驳斥日方“九一八”是中国人宣传反日、对日经济绝交所惹起来的荒谬宣传。为端正视听,他又将谈话记录加以整理,呈递国联调查团。1933年,他主持汉口商会捐款,订购高射炮两尊、装甲车二辆,送交汉口地方部队。1936年,又发起捐款二十九万余元,转解中国航空协会购买飞机两架,命名为汉口市一号和二号。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贺衡夫代理汉口市商会主席,主持发动各业捐输,慰劳前方抗敌将士。通电全国各地商会,各尽其力之所及,共赴国难。他动员汉口商界认购救国公债一百五十万元,如期交清,并亲自参加查禁仇货运动。为了帮助流入武汉三镇的大批难民,贺以汉口慈善会会长和中国红十字会汉口分会责任会长身份,联合社会各界知名人士,发起大规模救济活动,积极筹募捐款。同时,在红十字会汉口分会内,分设遣送、医疗、掩埋、救济、财务各组,由工商各界人士担任组长,计收容安置难民逾万人。
1938年武汉撤守前夕,贺衡夫将大量现款、粮食,通过外国教会转交未撤走的慈善团体,以继续救济难民。撤离武汉当天,突然有一伙人在凌晨找到贺家,转告有人劝他留在武汉,希望过后能出面维持商务。贺表示:“决到四川,不问后果。”[4]当即乘机飞渝。1939年,他获悉武汉红十字会经费发生困难,亲自由重庆经香港到上海,自捐和劝募巨款,通过汉口大孚银行留守处襄理龚献利汇至汉口。
抗战期间,贺衡夫在重庆担任汉口市商会驻渝办事处主任、湖北省商会联合会监事等职,还兼任重庆庆华颜料公司董事长。1944年,贺衡夫代表湖北全省商联会参加全国商会联合会成立大会。
1945年抗战胜利,贺衡夫回到武汉,再次被推选为汉口市商会理事长。1947年10月,为融通市场资金,贺参与发起成立“汉口市银行”,兼任董事。该行虽系官商合办,但商股约占九成,主要经营存放款、汇兑和调剂资本,并代理市库。同时利用拆放同业业务,获取“拆息”收入。1948年,贺衡夫被湖北工商界推选为出席“国大”的代表。他自喻“是个凑数的”[5],不及两周,即借故由南京返回武汉。
贺衡夫在汉经商数十年,出于对现实的不满,他立志不做官,不入党。在主持和参加商会活动期间,他注意维护广大工商业者的权益,深得武汉工商各界的信赖。1949年冬,武汉临近解放,第一纱厂负责人将全部存纱暗中调往香港。上千名持有纱单的债权人闻讯哗然,纷纷前往索债,酿成纠纷。持单人请贺出面主持公道,并做担保,贺慨然应诺。不料,该厂总经理程某脱身后便去了香港。持单人相约找到贺家,人群挤得水泄不通,贺扶病慷慨陈词,表示决不推卸担保的责任,拿出自家的契约股票作抵。在场债主受到感动,纷纷离去,事态得以逐渐平息。不久,第一纱厂因负责人逃遁而停工,六千余名工人生活无法维持,遂派代表找贺衡夫设法解决。贺请代表留在家中,自己前往市政府,请求予以协助。当局表示无法解决,贺衡夫便以私人关系筹款一万银元,暂时解决工人生活问题。
同年4月,国民党军队在撤离武汉前夕,准备拆迁工厂,爆破重要设施,贺衡夫出面在汉口天津路家中,宴请省内知名耆老张难先、李书城以及工商各界代表五十余人,就如何保全武汉问题,共同商议对策,决定成立“武汉市民临时救济委员会”,着手进行“反撤迁、反破坏”和迎接解放的工作。“华中剿总司令”白崇禧获悉,视贺为“亲共”分子。5月8日深夜,数十名武装暴徒突然破门搜捕,满屋翻抄,刑逼其家人说出贺的行踪,其子在躲避中跌成骨折。暴徒们未抓到人,便将细软财物搜刮一空离去。次日,张难先、陈经畬往见白崇禧,就贺家所发生的事进行质问,白竟推说“毫无所知”,并警告:“贺衡夫必须即日离开武汉,否则后果自负。”[6]贺被迫于当晚乘车南下,避居香港。
武汉解放后,1950年贺衡夫被任命为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中南财经委员会委员。他从香港报纸上得知此事,心情激动。旋由中共中央中南局和武汉市委统战部派员前往香港与他联系,贺响应中国共产党号召毅然回国。先后担任武汉市人民代表、市人民政府委员、市财经委员会委员、武汉市政协第一、二届委员、市工商业联合会筹备会主任委员,列席全国政协会议,受到毛泽东的接见。
1950年至1951年,贺衡夫主持武汉市工商联筹备工作,动员工商各界购销胜利折实公债,捐助社会救济经费旧币三十五亿元,为建国初期经济的恢复做了许多工作。抗美援朝中,他发动武汉各界捐献慰问金,超额捐献战斗机四十四架。1952年“五反”运动中,贺因冤案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后获释,加入中国民主建国会。1956年任武汉市第一商业局顾问。
1968年1月1日,贺衡夫因病在汉口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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