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廉，字淬廉。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出生于湖南宝庆硖石口村一乡绅家庭。其父除在家乡经营田产，并与同乡合股开办杂货店于广西桂林。何自幼入家馆、族馆读书，1909年9月插班长沙邵阳中学。同年寒假，为报考陆军小学前往桂林，因错过报名时间，暂在圣公会所办走读学校学习英语。
 1911年春，何廉考入桂林初级陆军学堂。武昌起义爆发，军校停办，何与同学准备前去湖北，投奔革命军，后经家人力劝返回乡里。1913年12月考入长沙雅礼中学，1918年以优异成绩毕业。1919年7月，何廉赴美留学，就读加州波姆那学院，边做工，边读书，主修经济学。1922年毕业，转入耶鲁大学经济系攻读研究生，兼做阅卷助教，曾在著名经济学教授埃文·费暄(Irving Fisher)所设指数研究所工作，参加编制物价指数、股票周期等课题的调查。1926年毕业，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同年6月，何廉学成回国，途经日本，收到南开大学聘书，改赴天津，任南开大学商学院财政学与统计学教授。
 1927年，何廉创办南开大学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任委员会主任。整理出版《南开中国经济文集》，编制、分析经济统计资料，从事社会经济调查研究，结合实际进行经济学科教学改革。同年，接受太平洋国际学会国际研究委员会研究项目，从事对山东、河北人口向东北迁移运动的研究，前往东北等地进行实地考查。1929年，何与张伯苓出席太平洋国际学会年会。
 1930年，经何廉建议，南开大学商学院、文学院的经济系和大学的经济研究所合并，成立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何廉任院长兼商学院院长，主持教学、研究工作。同年，何受聘为上海贸易局统计顾问。1931年，何主持编写的大学财政学教材由商务印书馆刊印。
 1934年，南开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改为南开经济研究所，何廉任所长，积极从事华北地区农村经济、农村手工业和地方行政与财政三个专题的调查。1935年，为培养农村复兴运动人才，南开经济研究所与北京协和医院、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京金陵大学联合成立“华北农村建设协进会”组织，何廉被推选为会长，主要任务是促进对农村复兴运动的研究，培养研究生。每校各有分工，南开经济研究所负责培养地方政府和财政、合作组织、土地管理方面的人才。同年秋，按照教育部核定的科目，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开始招收经济学科硕士研究生，开办研究生班，先后九期毕业生，共五十余人，散布于国内经济事业单位和学术界。抗战爆发后，华北农村建设协进会迁至贵州，改名为中国农村建设协进会，何廉仍任会长。
 何廉在南开执教十年，得到校长张伯苓的大力支持。他结合国内实际情况，改革商、经两院课程设置，编写出版教科书，编制、发表物价指数，先后出版《大公报》统计副刊专栏、《南开统计周刊》(1928年—1933年)、《经济统计季刊》(1932年—1934年)、《中国经济日报》、《南开社会与经济季刊》(1935年—1937年)、《南开指数》年刊等统计类专业刊物，并在各有关刊物上发表了一批颇有见地的学术论文，推动国内统计学科的教学研究与应用，蜚声海内外。
 1934年夏天，何廉、蒋廷黻曾应蒋介石邀请前往庐山，对经济建设计划发表意见。何就浙江等地农村建设问题提出看法，认为建设中国经济，应侧重于农业方面，务必倍加关注。1936年6月，何廉接到行政院秘书长翁文灏来函转达蒋介石请他担任行政院政务处长的愿望，经过再三考虑，并与范旭东、张伯苓等商议，何廉决定接受，张伯苓特准其请长假。7月赴南京就职，负责协调行政院各部之间，以及各省市与行政院财务、建设、军务部门之间的工作。同年9月，何廉奉命研究现有政府负责经济建设的机构、职能，以及财政收支等问题，深感国民党政府机构重叠，责任重复，官僚积习甚深，主管人员对经济建设一窍不通。10月，何前往洛阳，每隔一天，向蒋介石等军政要员讲授美英两国财政体制、德苏经济等专题，介绍社会经济调查见闻。此间，何与同在洛阳的陈诚、陈布雷交往密切。12月初，何廉因事赴宁，准备前往西安时，西安事变发生，未能成行。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民政府进行缩编改组，宣布迁都重庆。何廉被任命为国民政府经济部常务次长兼任农产调整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接手实业部下属农本局总经理职务。11月，何带领农本局部分人员到达长沙，借用福湘女子中学校舍办公。其间邀请随校迁抵长沙的清华、北大、南开各校经济学教授，讨论农本局和农产调整委员会战时工作方案，确定农本局战时主要任务应是促进农业信用流通和农产运销。
 1938年初，国民政府进一步改组，由实业部、资源委员会、全国经济委员会、建设委员会合并组成经济部。何廉任经济部次长兼任农本局总经理，主持战时农业方面的行政工作。他先后部署在河南、陕西等地抢购剩余农产品，运至后方，分设招收站于汉口、长沙，招聘流落后方的专业技术人员。同年2月，农本局迁抵重庆渔村。为适应战时购储棉花，解决后方军需民用，何廉主持建立福生庄，投资一千万元，负责抢购战区棉花、棉纱，经营向后方运输花纱布等业务。随着系统业务全面展开，农本局相继在重庆、桂林、长沙、鄂西、贵阳、西安设立办事处，在大后方各主要县份设立农业合作金库和农业仓库三百余处，分别管理各省农贷和农业仓储业务，先后开展柑橘储藏试验、兴修水利、推广分发良种等工作。为解决缺乏专业人员的困难，开设训练班于重庆，对农本局录用的大学毕业生进行培训，授以实际工作经验及基本急救、保健方法后，派往各地分支机构。训练班由方显廷主持，何廉任主任，陆续培训了七百余名大学毕业生。
 4月，陈诚受命出任三民主义青年团书记长，邀请何廉兼任三青团经济处处长。何廉曾邀请有关经济学专家讨论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问题，因到会国民党籍人士作梗，会议最后拿出两份主张不同的报告送交陈诚，没有产生任何实际效果。同年11月，中共代表、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携夫人邓颖超抵达重庆，一时未能找到合适住房，何廉以周系张伯苓的学生，主动腾出渔村住房二间，请周恩来夫妇暂住。
 何廉以学者身份从政，在国民党统治集团内一直是“局外人”。陈布雷等有意介绍他加入国民党，但被何以各种理由推托。迁至重庆后，朱家骅、康泽等多次找他谈话，希望在农本局系统内发展国民党和三青团组织，他都婉拒。1939年2月，陈诚辞去三青团书记长，由张治中继任。何廉在征求陈诚意见后，谢绝张的挽留，辞去所兼三青团职务，同年7月，中国西南实业协会在重庆正式成立，何廉与卢作孚、刘鸿生被推选为常务理事。
 1940年初，何廉从重庆前往昆明，沿途视察贵州境内几处农村合作金库。同年春夏，重庆、昆明、贵阳等城市米价暴涨，库存即将告罄，负责控制粮食分配的农本局受到各方责难。经何廉等人一再促请，国民政府行政院成立粮食管理局，接办原属农本局的粮食管理工作。卢作孚、何廉被任命为负责人。卢负责对外采购、运输，何负责分配及经营管理。7月，粮食危机渐得缓解，何廉由于对成立“农产促进会”问题坚持己见，引起孔祥熙的不快，被迫辞去经济部次长职务。他又当众提出米价暴涨原因在于通货膨胀，触怒财政部次长徐堪等人。
 1941年2月，国民政府主计处在戴笠、徐堪授意下，突然对农本局大举查账，拘禁员工，清查凭证账册。何廉闻讯，立刻前往化龙桥秘密警察学校要求放人，遭到拒绝。他又前往翁文灏、孔祥熙、张嘉璈等人处询问，方知罪名是分配食米偏袒不公，分配给学校的多于给党政机关的;利用推广储存柑橘之便，在家中存放自用，戴笠为此将农本局全部账册调走核查，派人前往与何廉关系密切的南开中学检查存米的数量和质量。后查无重大问题，便以理解蒋介石命令有误，释放在押员工。但解除何在农本局和粮食管理局最后两项职务。不久，蒋介石派任何廉为军事委员会参事，何表示除农本局工作，不想接手其他事务。他随即受到特务人员跟踪、监视。经友人多方劝告，讲明利害，何勉强就职，除领取薪水及配给日用品外，从未正式出席会议。
 同年6月，何廉恢复研究工作，每周三天前往重庆沙坪坝南开经济研究所。8月，为经济研究所寻求资助事计划前往香港，不料寓所遭日机轰炸，他的大儿子遇难，其他人被压在楼梯下幸免。9月，重庆警察局敲诈裕华纱厂，捕去公司董事黄师让、营业部主任何文翰二人，几经疏通不成，裕大华公司董事长苏汰余求助于何廉，何廉找到行政院秘书长蒋廷黻，用蒋介石名义下一“无罪开释”条子，黄、何二人方得释放。同年11月，经蒋介石特准，何廉终于成行，会见南开经济研究所在港董事颜惠庆、范旭东、陈光甫等人，聚会讨论有关国内经济建设和未来规划问题。12月8日，日军进攻香港，何廉等人被困，避住金城银行大楼。1942年1月，他与范旭东等化装成平民，舟船步行，历时十天，回到大后方。
 1943年10月，由金城银行等几家银行提供经费，何廉一行六人前往甘肃、陕西、青海、宁夏四省考察私营银行开发西北地区的可能性，历时两个多月。考察后的结论，必需首先发展灌溉农业、发展运输和交通，只有政府下决心去推进，否则私营企业将无力承担开发西北的任务。这对他过后负责战后经济设计产生一定影响。其间，何廉还参与范旭东创办的建业银行的筹建工作，并担任总顾问。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开始注意战后经济的规划设计。1944年1月，何廉出任中央设计局副秘书长，具体负责战后经济规划工作。同年夏天，完成《战后第一个复兴期间经济事业总原则草案》的制订，确定战后采取国营与私营并存的混合经济体制。10月，何廉再次被任命为经济部政务次长。12月，在蒋介石主持下，经济事业总原则草案被国民党最高国防委员会批准。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何廉依据经济事业总原则草案，提出政府应立即将接收的轻工业交私营企业经营。一俟工业接收工作完成，政府除保有并经营钢铁矿产及东北水力发电设施等重工业外，轻工业应以公平价格卖给华商私营企业，尤其反对收复区内全部棉纺织工业全部由政府接收和经营。因政府中很多人的反对，何廉的建议未被采纳。
 1945年冬，中央设计局完成业务，撤销在案。不久，经济部重新改组，成立最高经济建设委员会，由行政院长宋子文兼任主席。蒋介石安排何廉任该委员会副秘书长，何因不愿与宋共事而婉拒。嗣后，蒋任命何为经济建设特别助理，在国民政府文官长办公室供职。何廉再三推辞，前往上海，结束了十年宦海生涯。
 1946年6月，何廉担任上海金城银行常务董事兼任民生实业公司、大成棉纺织染公司、通成公司和太平洋轮船公司的干股董事。嗣又被永利化学公司和久大精盐公司聘为高级顾问。1947年1月，他主持创办的独立学术刊物《世纪评论》正式出刊，该刊在政治上崇尚民主，经济上主张综合体制的、有计划的发展，既反对政府拥有并经营轻工业，又反对类似19世纪早期西欧盛行的私营企业完全自由放任的制度。萧公权、吴景超、潘光旦、巫宝三等为撰稿人，傅斯年曾在该刊发表《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不可》一文。同年春，何廉着手创办上海中国经济研究所，以方显廷为所长，人员多是重庆南开经济研究所成员，创刊《经济评论》，以研究中国和国际经济的发展为宗旨，经费主要由金城银行及所属中国协进企业公司捐助。
 同年夏天，原农本局协理蔡承新、福生庄经理吴味经等人发起建立联谊性组织“晨社”于上海，何廉在农本局任职时的旧属和南开大学的门生故旧，闻讯纷纷前来参加、畅谈难忘之情，公推何廉为社长。另在天津等地设立分社，创刊《晨讯》。不久，何廉出面让“晨南企业公司”集资五千万元，股东以晨社社员和建业银行同事为主，何廉任董事长，规定公司经营获利，全体职工得以劳力股分红，并始终得到贯彻执行。
 1947年7月，何廉作为联合国社会经济理事会经济与就业委员会和人口委员会的中国代表，前往美国，8月抵达旧金山，在波姆那学院做客并安顿好家人后，赴纽约出席两个会议。会后遍访美国各大学和著名经济学专家。经洛克菲勒基金会社会科学部安排，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同意他作为1948年—1949年度的访问学者。
 1948年6月，张伯苓因出任国民政府考试院长，电召何廉急速回国，接任南开大学校长。何于8月回国，9月代理南开大学校长。同时，辞去金城银行常务董事职。同年12月，何为接洽学校经费，前往上海、南京，在上海机场偶遇张伯苓，张嘱其不要再回天津。
 1949年1月，何廉以出席联合国社会经济理事会名义再度举家赴美，同年秋被哥伦比亚大学聘请为客座教授，在该校东亚学院讲授中国经济结构课程。1955年，哥伦比亚大学改聘何为保有任期的经济学教授，先后开设“共产党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国的土地制度”、“日本的经济结构”等课程，其间，曾参加联合国工作，取得美国罗氏基金会资助，组织“远东亚洲研究中心”，并担任《中国口述现代史》丛书联合主编人。1961年退休后继续指导学位论文，1966年8月完成“口述回忆录”。
 1975年7月5日，何廉因病在美国纽约去世。生前著有《财政学》、《华北公共财政、物价与生活指数》、《何廉回忆录》等。

参考文献

• 何廉著，朱佑慈等译：《何廉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
• 《工商经济史料丛刊》第4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78年版。
• 《裕大华纺织资本集团史料》编辑组编：《裕大华纺织资本集团史料》，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工商经济组：《回忆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
• 何廉：《我在南开大学的前十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100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
• 黄肇兴、王文均：《何廉与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文史资料选辑》总第102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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