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麟春，字芳辰，1885年(清光绪十一年)生^[1]，奉天(今辽宁)辽阳人。出身于富裕农家，其父韩继武思想开明，为了供给子弟求学，不惜变卖大量地产，韩麟春和胞弟韩麟生均得以出国留学。

韩麟春青少年时期，刻苦好学，成绩优良。1904年，韩十八岁时经清政府练兵处考选留学日本，初入东京振武学校学习，后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炮兵科学习。留日期间，他始知东北军事教育较关内更为落后，遂立志勤学，为东北争光。

1907年，韩麟春以优异成绩毕业。归国后任清政府陆军部军械司科员，后升为军械司司长、陆军讲武堂教务长等职。

中华民国建立后，韩麟春在北洋政府陆军部先后任科长、参事数年，因研制“韩麟春式”步枪有功，被授勋五位。1916年6月升任陆军部参事。1919年，奉北洋政府派遣赴欧洲考察军事，并代表陆军部任巴黎和会军事委员。

1921年12月，梁士诒内阁成立，鲍贵卿任陆军总长，韩与鲍为同省关系，而得任陆军次长。旋梁内阁倒台，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1922年5月2日，韩被免去陆军次长职务。

第一次直奉战争后，经杨宇霆推荐，韩麟春被张作霖任命为东三省兵工厂督办。当时，张作霖积极进行整军经武，准备对直再战，以巨款扩建兵工厂。兵工厂的扩建计划和管理办法多出自韩的意见。几年后，东三省兵工厂“规模宏伟，设备完善，蔚为全国之冠”^[2]。工厂机器设备多从日本、德国购置，还不惜重金招聘外国工程师和技术员。每年消耗经费一百余万元。该厂从1923年起，每年能制造大炮(包括山炮、野炮、重炮)约一百五十门，追击炮数百门，步枪六万余支，机关枪一千挺以上，炮弹二十余万发，枪弹六十余万发。

1922年7月，张作霖采纳杨宇霆的建议，成立“东三省陆军整理处”，作为整编奉军的最高指挥机构，由吉林督军孙烈臣兼任统监，姜登选、韩麟春为副统监。他们都是奉军中的士官系，孙烈臣经常不到任，实权主要操于姜、韩之手。他们既排斥旧派，也排斥新派之陆大系，而竭力提拔重用士官系，一时杨宇霆、姜登选、韩麟春诸人在奉系军事集团中居于重要地位。杨等对旧军官“向不看在眼里，送客及门而不出户”^[3]，对新派郭松龄(陆大系)的崛起尤为嫉视。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张作霖派遣六个军入关，以姜登选、韩麟春为第一军正、副军长;张学良、郭松龄为第三军正、副军长，组成一、三联合军团，从山海关正面攻击直军主力。战争开始，直奉两军在山海关至九门口一线展开激烈争夺，双方伤亡惨重，一时难分胜负。为了突破直军防线，张学良、郭松龄二人决定乘敌不备，由山海关方面抽出步兵八个团和炮兵两旅，在郭松龄率领下，增援在石门寨的奉军，加强九门口方面的攻势，迫使直军一度后撤，吴佩孚亲赴前线督战才稳住阵脚。但是，姜登选、韩麟春对此却很不以为然，他们认为郭在山海关毫无进展，想到这里邀功。与此同时，姜、韩还把原属郭部的两个炮兵营长阎宗周、关全斌撤职。郭松龄得知后，亲书命令把原姜、韩所属的炮兵团长陈琛(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出身)撤职，并令阎、关复职。姜、韩除将此事电告奉军总部外，韩还亲回奉天向张作霖告状，说郭跋扈难制，要求以军法论处。张作霖鉴于前线正在激战，百般调和，下令陈琛、阎宗周、关全斌三人各复原职。事虽平息，郭松龄与韩麟春、姜登选之间的裂痕却日益加深，后来郭在致张学良的信中曾说：“韩最暴烈，不能相处。”^[4]

第二次直奉战争，因冯玉祥倒戈，直系一败涂地，奉系势力迅速伸展到直隶、山东、安徽、江苏、上海一带。张作霖论功行赏，任李景林为直隶督办，张宗昌为山东督办，姜登选为安徽督办，杨宇霆为江苏督办。有功将领中只有郭松龄、韩麟春未得到地盘，韩不久再次接任东三省兵工厂督办这一要职，唯独郭松龄始终遭受冷遇，郭忿忿不平地对高纪毅说：“东北的事都让杨宇霆这帮留学生弄坏了”，“要想东北挽回颓势，非‘清君侧不可’。”^[5]

1925年11月22日，郭松龄在滦州誓师反奉，痛陈张作霖、杨宇霆穷兵黩武的罪行，并将自皖撤退路经滦州返奉的姜登选枪杀。这时韩麟春患病在奉，得以幸免。郭松龄反奉失败后，张作霖命韩麟春任镇威军第四方面军军团长，张学良为第三方面军军团长，两军联合作战，又称三、四方面联合军团，从此，张学良与韩麟春共事多年。

1926年1月，郭松龄余部魏益三旅归附冯玉祥，改称国民军第四军。奉军出兵攻魏，魏军由榆关撤往昌黎、滦县，冯军派兵援魏，双方隔滦河相持。3月间，冯玉祥的国民军被迫撤离津、滦，退守北京，张学良、韩麟春率领三、四方面军团挺进到京畿地区。4月15日，国民军复放弃北京，退守南口。从7月中旬起，奉、鲁、直各军联合向南口进攻，8月1日开始总攻，张学良、韩麟春亲赴前线督战，奉军调动所有炮兵与数万步兵，一直以猛烈炮火压倒对方，但未能攻克。韩建议速派吴俊陞、汤玉麟部由热河攻多伦，在国民军背后迂回。后因吴俊陞、汤玉麟在沽源、独石口一线击败国民军宋哲元部，进而率军长驱直入，直扑国民军的大本营张家口，国民军才于14日由南口撤退。次日，奉军占领南口。韩麟春对此役颇有贡献，更为张氏父子所见重。

南口战役期间，吴俊陞部穆春的骑兵师纪律败坏，土匪出身的王永清(绰号“天下好”)骑兵旅攻下多伦时，肆意抢劫，竟把喇嘛庙供奉的金佛抢走，引起当地民众的愤慨。庙里的喇嘛向三、四方面军团部控告，张学良、韩麟春亲自率一营卫队，由北京乘专车至张家口，首先由卫队队长姜化南在车站附近把王部集中起来加以包围，进行严密监视，然后由姜代替张、韩训话，不料姜化南被场内一名军官击毙，于是卫兵立即以重机枪扫射，场内乱作一团，张学良、韩麟春在车内制止无效，在场的官兵死亡众多，王永清当场被捕，押往奉天监狱。专车被枪弹打得遍体鳞伤，张、韩二人虽受惊恐，却安全无事。

同年夏，国民革命军由广东出师北伐，进展迅速。北军吴佩孚、孙传芳难于招架，奉系成了北洋军阀的重心。11月，张作霖在天津召集奉、鲁军将领会议，讨论“讨赤”、“援孙”、“援吴”问题，吴、孙亦有代表列席。会上决定以鲁军“援孙”，以奉军“援吴”，并组织统帅办事处。会后由孙传芳、张宗昌、吴俊陞、张作相、韩麟春等出面推张作霖为安国军总司令。12月1日，张作霖宣誓就职，随即任命孙传芳、张宗昌为副司令，杨宇霆为总参议，韩麟春升任陆军上将。

1927年2月，张作霖借“讨赤”、“援鄂”对抗北伐军之名，两路进兵河南，一路由褚玉璞部鲁军沿陇海线进攻开封，另一路由张学良率奉军第三、四方面军沿京汉线进攻郑州。其时，从两湖败退到河南的吴佩孚深知奉系是明援暗取，竭力阻止无效，吴部以靳云鹗为首的反奉派被迫进行反击。3月5日，张学良、韩麟春赴前线督战，于珍、荣臻诸部迅速攻占阳武(今原阳)、中牟、荥阳、郑州等地。奉军对直虽然取得了很大胜利，但也消耗了不少力量。

在入豫作战的同时，张作霖还派韩麟春赴山西运动阎锡山与奉军合作，没有成功，韩电告张：阎锡山已与蒋介石、冯玉祥、靳云鹗串通一气，请以重兵驻石家庄，以防晋军出娘子关。同年4月下旬，北伐军进入豫南，5月上旬，冯玉祥的国民军进入豫西，不久阎锡山宣布就任国民革命军北方总司令，威胁奉军后路。6月1日，北伐军与冯军会师郑州，奉军只得向北总退却，张学良、韩麟春的三、四方面军军团部撤至汲县。黄河以南地方尽被北伐军和冯军占领。张学良把失败的责任完全归咎于韩麟春。当初张打算兵进河南至磁县为止，而韩却按照杨宇霆的旨意极力南进，张以为韩这是为了抢地盘，急功冒进，韩拒不认错，为此张学良很生气，曾对部下刘鸣九等人说：“如果郭茂宸(即郭松龄)在，我现在就不会这样为难了。”^[6]

面对大军压境的严重局势，奉系内有和战两派意见。张作相、吴俊陞等主张退守关外，杨宇霆、张学良、韩麟春等则希望与蒋介石停战议和。他们尤强调团结北方，统一军政大权的重要，韩早就提出拥张作霖为国家元首，这时再次与其他将领一起发表通电，请张出任安国军大元帅。张于6月18日宣誓就职，同时将北方军队一律改称安国军第一至第七军团，韩仍任第四军团军团长。在此前后，南方因宁、汉分裂，北伐军事处于暂停状态，只有冯军继续坚持向鲁西、直南发动攻势，虽然迫使奉军再度由汲县向河北省退却，但不能根本动摇张作霖的统治。

同年8月，蒋介石派何成濬赴山西联络阎锡山。何路经北京时曾会晤韩麟春，韩与何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同学，交情很深，时韩正卧病在家，他们便在床头洽谈。韩问：“闻兄在徐州作战，如何又到此间?”何答：“将有山西之行，路经此间，特来拜访老友。”韩又谓：“兄此行任务，我知之矣，大概是奉命去运动阎百川(阎锡山字)吧?”何坦率直言：“正是去运动百川，设若得手，将来平津发生战事，可以与党军相呼应，贵军难免腹背受敌，彼此至交，才敢奉告。”韩麟春说：“阎可运动，未必张不可运动，须知张学良为人不但可做革命党，并且可做共产党。”^[7]此后，蒋介石派何成濬等与张学良秘密谈判即源于此。

1928年春，韩麟春病势加重，回奉天治疗，其军团长职务由杨宇霆接任。1930年1月18日，韩因病在沈阳去世^[8]。

本文地址： https://www.yishiweijian.com/minguorenwu/2022112063.html

文章来源：主编

版权声明：除非特别标注，否则均为本站原创文章，转载时请以链接形式注明文章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