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龄，字茂宸，祖籍山西汾阳，1883年(清光绪九年)生于盛京(今沈阳市)东郊渔樵寨村。其父郭复兴，县学廪生，曾在乡村设塾馆授徒。郭松龄幼年随父读书，后因家贫辍学，为人帮工或在家自耕。郭天资聪明，虽昼耕陇亩，仍不忘读书。十五岁时，家境稍有改善，始受业于同乡朱举人。

日俄战争爆发后，郭松龄目睹日、俄在东北的野蛮侵略暴行，萌发了“驱敌寇、复国土”的思想^[1]，毅然选择了军事救国道路。1905年秋，郭松龄考入奉天陆军小学堂，次年以优异成绩被荐入陆军速成学堂。1907年以优等第一毕业，由学堂选送北洋陆军第三镇见习。期满后调回奉天，升充盛京将军衙门卫队哨长。郭带兵有方，勤于职守，受到巡防营统制朱庆澜的赏识，擢升卫队哨官，倚为亲兵。

1909年，郭松龄随同朱庆澜调往四川成都驻防，不久升任卫队管带。郭在新军中经方声涛、叶荃介绍，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爆发后，11月27日川督赵尔丰被迫在成都宣告自治，随即组成军政府，推蒲殿俊为都督，新军第十七镇统制朱庆澜被选为四川军政府副都督。不久，川军将领鼓动地方军队发动兵变，朱与客籍将领被迫撤离四川。郭遂辞职潜回奉天，在韩淑秀家中设立机关，密谋武装起义。张作霖奉总督赵尔巽之命在省城大肆捕杀革命党人，郭松龄因剪发易服，身畔挟有民军护照，被巡防队逮捕入狱，后经武备学堂同学高纪毅和韩淑秀等人多方营救，才幸免一死。“旋以民国建立，始得获释。”^[2]

郭松龄经过几次挫折，逐渐认识到欲革命须有武力，欲统军须有学识的道理，于1912年考入北京将校研究所，以成绩优异拔充区队长。结业后调回奉天，任都督府少校参谋。1913年秋，考入北京中国陆军大学深造班第三期。郭除学习军事课程外，还广泛涉猎新书刊，“对世界大局，社会潮流，鲜不洞明而详识焉”^[3]。1916年末，郭陆大毕业，调任北京讲武堂教官。1917年7月，孙中山反对北洋政府拒绝恢复约法和国会，南下广州护法，郭受感召，只身南下投奔护法军政府，通过老上级广东省长朱庆澜的介绍，任粤赣湘边防督办公署参谋、广东省警卫军营长，后转任韶关讲武堂中校教官。郭松龄对桂系军阀跋扈行为深为忧虑，亲赴广州拜谒孙中山，向孙献策说：“军人每为军阀利用，造成特殊势力，实为共和之障，故其自身亦须革命。”^[4]中山深韪其言。1918年5月，桂系军阀伙同政学系分子改组军政府，孙中山被迫辞去大元帅职务去沪，郭松龄失去依靠，乃于同年秋重返奉天，矢志开创新局面。

郭抵奉天后，经督军署参谋长秦华(郭陆大同学)的推荐，充任奉天督军署中校参谋。1919年2月，张作霖因增编陆军混成旅急需军事干部，遂重建东三省陆军讲武堂，聘任郭为战术教官。其时，恰逢张学良在讲武堂炮兵科学习。张对郭讲授的战术学深感兴趣，并见郭工作认真，学识丰富，为人正派，因而崇拜有加，遂有罗为己用之意。1920年春，张学良从讲武堂毕业，接任巡阅使署卫队旅旅长，向乃父推荐郭松龄任该旅参谋长兼第二团团长^[5]。

郭任卫队旅参谋长后，专心军队的训练、教育和纪律的整顿，不足一年，卫队旅面貌大为改观，成为奉军一支劲旅。1920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张作霖乘机染指中原率兵入关，郭松龄充先锋司令，在天津小站以一团击溃皖军两旅。战后，郭随张学良赴佳木斯一带清除匪患，迅速安定了地方。因此，郭松龄在奉军中声名鹊起，不但为张学良所倚重，而且取得张作霖的信任。1921年5月，张作霖兼蒙疆经略使，节制热河、察哈尔、绥远三特区，乘机将奉天陆军扩编为十个混成旅，改任张学良为第三旅旅长，擢升郭松龄为第八旅旅长，两旅组成联合司令部，合称三·八旅。因张学良常在总司令部参赞帷幄，部队行政、训练均由郭负实际责任。郭松龄意欲建成一支保国为民的优良军队，获得张学良的支持，对部队实行了一系列改革：如定期轮训军事骨干，出缺择优升补;实行精兵主义，整饬军队纪律;革除旧军陋习，实行军需独立;注意对官兵的爱国思想教育等，从而大大提高了所部奉军素质。当时所谓东三省新军，盖指郭松龄所训练的军队。

1922年4月，第一次直奉之战，由于奉军素质太差，将领指挥无能，交战未及一周，奉军全线大败。惟有郭松龄指挥的三·八旅完整撤退，在临榆、抚宁一线与直军数倍追兵抗衡;粉碎了吴佩孚突破山海关、直捣关东的计划，最后达成奉直和议，为张作霖立下了“战功”。

张作霖败退出关，随即宣布东三省“独立”，与北京政府断绝关系;并在日本的支持和援助下，大事整军战备，准备夺回失掉的权力和地盘。同年7月，张作霖设立东三省陆军整理处，任命孙烈臣为总监，姜登选、韩麟春为副总监，张学良为参谋长，实际由郭松龄代理负责整训部队。

郭松龄几次参加军阀混战，目睹兵连祸结，经济残破，民不聊生，特别是强邻日本乘机侵逼，痛切感到“内战不可以延长，战祸不可以久结”，郭松龄代表所部将领向张作霖上书，强烈要求“罢兵息争，保境安民，闭关图治，改良内政，移兵开垦，巩固国防”;并且提出“实行民治，优待劳工，普及教育，整顿金融，开发矿藏，便利交通”等改革方案^[6]。随后，郭又通过张学良向张作霖提出请求赴洮南屯垦，寓兵于农，均未获张作霖的允准。郭因“屡谏不从”，遂产生打倒张作霖的决心。1924年9月，皖系浙江督军卢永祥对抗直系的武力兼并，发生了江浙战争。张作霖抓到了向关内出兵的借口，立即向曹锟、吴佩孚宣战。9月15日，张作霖在奉天组织镇威军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以杨宇霆任总参谋长，将东三省陆军编成六个军，以四个军约十五万兵力向山海关与热河方面进发。杨宇霆久怀总揽奉军兵权的野心，以郭松龄为最大障碍，“纠结小集团密谋排斥、打击、削弱郭的力量”^[7]。在整编军队时，限制张、郭二、六旅(即原三、八旅)的经费预算和军械弹药供应。在此次军队编组时，以姜登选、韩麟春所统第一军，与张、郭第三军组成联合军，抽调二、六旅一部归姜、韩指挥，以削弱郭的实力。同时又命令郭担当山海关主战场，与扼守坚固阵地的直军主力对垒，使之陷入攻守两难的境地。对此，郭松龄以“军阀不倒，内战不止”，与所部将领再议败吴倒张之策，并派乃弟郭大鸣及顾问李坚白入京，与冯玉祥接洽合作。此时，冯玉祥回师北京发动政变，直系全线崩溃。张势坐大，而郭倒张之计遂不果行。

张作霖打败曹、吴后，背弃了与冯玉祥约定“奉军不入关”的诺言，将大批奉军开进关内。以张学良、郭松龄为京榆驻军司令，威逼冯玉祥的国民军，以李景林、张宗昌占领直、鲁要地，扼控津浦路北段，待机进犯江南。1925年3月，张作霖因扩张需要，将奉军扩编为二十个师，冠以“东北陆军”番号。5月，张作霖部署就绪，派遣两师一旅奉军开进苏、皖，占领了上海、南京、蚌埠等地，并且准备进取东南各省，以混一宇内。8月末，张作霖依照杨宇霆的要求，任命杨为江苏督办，姜登选为安徽督办。

奉军大肆扩张，引起江南各省直系旧部的严重不安，为了抵制奉系武力兼并，东南、华中各省建立了联合反奉同盟。浙江督办孙传芳利用江南人民的反奉情绪，打着浙、苏、皖、赣、闽五省联军的旗号，于10月25日向驻上海、南京的奉军突然发起进攻。杨宇霆仓皇弃师逃回奉天，姜登选被迫撤离蚌埠，撤退不及的奉军被联军缴械，苏、皖两省地盘相继丢失。张作霖不甘失败，执意要夺回江南失地，任命杨宇霆为总参谋长，将奉军编为六个方面军，以张宗昌第二方面军和姜登选第四方面军反攻江南，以张学良第三方面军和李景林第一方面军进攻冯玉祥。

郭松龄一贯反对张、杨的武力扩张政策，曾向总司令部强烈提出“退兵出关、保境安民”，并且“坚辞不就”安徽督办^[8]。张作霖被武力统一迷住心窍，拒不采纳郭的建议，并对郭产生疑忌。10月上旬，郭借赴日本参观军事演习暂时避居日本，以抵制国内战争。郭在日本获知奉军江浙战败消息和张作霖派特使与日本订立密约等内情，十分愤慨，遂将张作霖乞求日本出兵、酿乱祸国行为，全部告知同行赴日的国民军首席代表韩复榘，表示愿与冯合作倒张之意^[9]。10月24日，郭松龄从日本返回奉天，接受张学良的委托径去天津组织第三方面军司令部。第三方面军由三个军(辖六个整编师)所组成，总兵员约七万余人，为奉军精锐部队。张学良任军团长，于珍任副军团长兼第八军军长，韩麟春任第九军军长，郭松龄任第十军军长。由于郭松龄及部将的坚决抵制，杨宇霆的亲信于、韩二人均未敢到任。郭利用临时指挥之权，彻底改组了部队结构，以为应变准备。11月13日，张学良抵天津与国民军谈判和平，同时向郭松龄、李景林传达张作霖进攻国民军的密令。郭并代表李景林陈述了“不可再战之理由，主张撤兵出关，保境安民”^[10]。张学良赞同郭的和平主张，允回奉劝乃父“罢兵言和”，但张作霖执意不纳，严令郭、李调兵备战。郭知战事不可避免，遂称病入天津意大利医院，暗中进行反奉部署。

11月17日，河南国民军第二军因接防直隶保大地区，与奉军发生武装冲突。张作霖闻讯大怒，急电李景林即日夺回保大逐去豫军以自赎;“令郭调所部集中滦州，回奉听候面令”^[11]。郭知回奉必定问罪，以患重病为遁词，拒不奉命。张学良劝郭回奉直接陈述意见，他愿保护郭的安全。郭遂乘机讲述了张作霖、杨宇霆的种种酿乱祸国行为，建议“由张学良接任镇威军总司令，改造东北政局。他愿竭诚予以拥护”^[12]。张学良也很不满乃父和杨宇霆一帮人的所作所为，赞成郭的和平主张和改革方略;但不同意郭的做法，临行时“嘱勿轻动”。

郭松龄见机密已经泄露，于11月19日在天津国民饭店召开将领会议，“密议进行方略”，一致认为时机紧迫，刻不容缓，决定提前发难，“反奉之举乃定”^[13]。同日，郭派乃弟郭大鸣及顾问李坚白持其草拟的联合反张密约，赴包头与冯玉祥商洽合作。

11月20日，郭松龄采取军事行动，仍以张学良军团长名义，下令部队东撤。22日司令部专用列车抵达滦州，召开团长以上军官会议。郭偕夫人韩淑秀出席，发表即席讲话，列数张、杨勾结日本、酿乱祸国害民之罪。宣布班师回奉，主张移兵开垦，不参加内战;要求张作霖下野，惩办杨宇霆;拥护张学良为司令，改革省政。在反奉宣言、通电中阐述了内政、外交方针。郭松龄意欲建立民主政治，促进内政改革，发展国民经济，实现民富国强，以达到排除日本侵略势力、维护国家统一的目的。当夜，郭将所部改称东北国民军，官兵臂部一律佩带书写“不扰民、真爱民、誓死救国”的绿布徽章。七万军队分编为五个军，以步兵旅长刘振东、刘伟、范浦江、霁云、魏益三分任军长，以炮兵旅长邹作华任参谋长，郭任总司令，出关前仍以张学良名义发号施令。23日，郭松龄派魏益三率一旅乘火车潜行出关，准备一举袭取奉天。及至魏旅开抵山海关后，遭到张作相第五方面军阻击，偷袭计划失败。25日，郭遂下令主力部队全部出动，分途向山海关方向进发。

郭松龄起兵，张作霖事前一无所知，不免惊慌失措。首先派张学良与郭疏通，以谋取和平。又使被指为奸贼的杨宇霆引咎辞职退隐大连，以去郭举兵的口实。26日，张学良搭乘军舰抵达秦皇岛，邀郭面谈，郭未与会见，写两封信作答。郭在信中首先陈述举兵理由，并表示“拥戴张学良为首领，改良东北政治”，劝诫张“应忠于国家人民”，共同举事^[14]。张学良复信予以拒绝。与张学良一同到达秦皇岛的日本关东军浦澄江参谋带来了白川司令官对郭的警告，要求郭“立即停止军事行动”。郭不为所动，“要求日本严守中立，不要支持任何一方”^[15]。11月28日，郭军攻占山海关，依次夺取绥中、兴城。张作相军退据连山(今锦西)。

日本政府特别是军事部门，很不满意张作霖，原有换马之意，起初取静观态度，但见郭松龄反奉反日意志坚定，背后且有“赤化党”与苏联的支持，遂决定实行“援张排郭”方针。由关东军出面与张作霖代表杨宇霆商妥：日本出兵四万助张，张作霖则承认“二十一条”^[16]。随后，日本政府声明“派兵保护日侨”，关东军奉命向南满铁路及奉天增派驻军、护路队，阻止郭军袭取奉天^[17]。张作霖获得日本的有力保证，遂于11月30日发布“讨伐令”，命张作相、张学良在连山备战筑垒，企图在此一役击败郭军。

郭松龄对日本干涉行为极为愤慨，连续发表声明并提出抗议。声明“不承认张作霖与日本所订立之新约”，“要求日本严守中立，不得供给金钱、军械及一切便利军事之行动”。并且声言：“此次敝军旋省，如有抗拒义师者，势不得不加以讨伐。”^[18]此刻，李景林已被张作霖收买，向冯玉祥宣战，并威胁郭军后路，使郭军陷入两面作战的不利地位。郭为防李军偷袭，命第五军扼守山海关;同时决定采取速决战，突破奉军辽西防线，然后直指奉天。12月4日夜，郭松龄利用大风雪作掩护，趁守军不备下达总攻击令，于5日晨夺取连山，7日攻占锦州。

张作霖惊闻连山败讯后，预备下野逃亡。日本政府认为“东三省一旦落入赤化党郭松龄之手，日本在满洲的特殊权利将有全部丧失之虞”^[19]。决定对郭松龄实行武力干涉，把张作霖从危境中解救出来。12月8日，日本政府命关东军司令官向郭军发出“警告”，不准郭军通过南满铁道或在附属地二十华里以内作战^[20]。关东军进驻奉天省城，接替奉军固守城防。随后，日本陆军省又从国内及朝鲜调遣两个师团兵力进入奉天。日本政府还向张作霖提供了一千万元贷款和大批军械弹药。张作霖获得日本的全力援助，改变了下野逃亡的念头，决定进行最后抵抗，调集三省六七万军队，在辽河东岸建立防线。

郭松龄决心把战争进行到底，因大凌河铁桥被奉军炸毁，不能通行火车，不得不改变战略，以主力军徒步向奉天进发，另派一旅袭取营口，抄东路侧击奉天。结果营口一路被日本守备队所阻，不得前进。延误了攻奉时间。郭军主力长途跋涉，又加天气严寒，冷冻患病的日渐增多，但广大官兵斗志依然很顽强，以凌厉攻势冲破奉军几道防线。12月18日占领白旗堡，19日占领柳河沟，20日攻占辽河西岸战略要地新民。奉军全部被迫退回辽河东岸据守。郭松龄意欲速战取胜，急躁冒进，不待主力集中，于22日发动总攻击。初战时，刘伟第二军、霁云第四军攻击最猛烈。第四军进至奉军前线指挥部兴隆店，距奉天仅六十里，终以刘文清旅弹药耗尽，转胜为败。继之，吴俊陞率黑龙江骑兵夜袭白旗堡，扰乱了郭军后方，致使全线震动。郭军参谋长邹作华暗中通奉，秘密下令炮兵停止攻击，并断绝供应前线弹药，郭军完全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郭松龄不知内部变化，23日夜亲临阵地组织反击，终因弹尽而未成功。郭见大势已去，委托霁云收容余部向锦州撤退。24日晨，郭自率卫队二百余人及夫人韩淑秀等人乘大车出走，拟退至榆关，徐图再举。行抵新民县西南苏家窝棚地方，被黑龙江王永清骑兵团追上。郭氏夫妇藏于农家菜窖中，后被追兵搜出，解往辽中县老达房吴俊陞司令部看押。25日，张作霖、杨宇霆下令将郭氏夫妇就地枪杀^[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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