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琳爽，又名启棠，广东香山(今中山)人，1896年3月8日(清光绪二十二年正月二十五日)生。其二伯父郭乐、父亲郭泉都是澳洲华侨，永安资本集团的主要资本家。郭琳爽在青年时期即受到郭乐、郭泉的培育和影响，有志于商业。

1921年，郭琳爽毕业于广州岭南大学，为当时担任永安各联号企业总监督的郭乐所赏识。不久，即被派往欧美各国考察商情，回国后于1922年正式担任香港永安公司监督，协助其父郭泉(时任香港永安公司司理)管理企业。在1923年到1927年期间，郭琳爽又先后赴英、美、德、日等国采购商品，学习国外商业企业的经营管理，并了解国际市场动向。他在香港永安公司任职七年，积累了不少企业经营管理的经验，显示了一定的组织才能，因而在1929年被郭乐指名调到上海永安公司担任副司理(即副总经理)，1933年又擢升为总经理。

上海永安公司是当时全国最大的百货公司，闻名国内外。1931年是它发展的黄金时期，全年利润额高达二百五十万元以上。郭琳爽担任上海永安公司总经理的初期，我国正面临着深重的民族危机，同时，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亦已波及国内，民族工商业普遍陷入不景气状态。永安公司也由盛转衰，开始走下坡路。郭琳爽尽力协助坐镇上海的郭乐，充分发挥永安各联号企业“同号相联”、“同舟共济”的作用，竭力摆脱困境，挣扎图存。他们为永安公司开辟新的货源，打开新的局面，在百货商场内扩大国货的销售比重，以适应日益激烈的抵制日货的社会要求。在1931年前，永安公司经销的商品多半是进口洋货，高档商品占很大比重，国货工业品在商品总额中仅占百分之二，连同土特产品、手工艺品在内，也不过占百分之二十五左右。由于郭乐、郭琳爽等大幅度地扩大国货的销售比重，1934年度国货进货额已占到全年进货总额的百分之六十点五，1935年又进一步增长到百分之六十三点一，1936年高达百分之六十五点一^[1]，使一向洋货充斥、国货工业品几无立足之地的上海永安公司的商品结构大为改观。

郭琳爽曾先后两次在上海永安公司筹设国货商场。第一次在1934年秋季，辟四楼为国货商场，但因规模不大，营业很不理想，因此不到半年便告结束;第二次在1935年至1936年间，当时各界提倡国货的呼声很高，国货公司、国货商场、国货展览会等相继倡办，风靡一时。为了与同业展开竞争，郭乐、郭琳爽准备利用即将落成的永安新厦开设规模宏大的国货商场。在筹备期间，专门在报上刊登“征求国货启事”，强调其宗旨在于“扩充国货范围”，“提高国货地位”，“鼓励国货事业，并收产销合作之宏效”，一时间先后前来应征的厂商累计在一千家以上^[2]。这一国货商场原定于1937年9月1日正式开幕，可是“八一三”战事爆发，使它等不到和消费者见面就被迫流产了。

上海永安公司创办时曾向英国当局注册，无非是为了求得必要时的“保护”。可是在1937年“八一三”事变中，上海永安公司遭到日机轰炸，英国驻沪总领事馆非但不愿出面同日方交涉，反以种种借口撤销了永安公司的“英商”注册。于是郭乐、郭琳爽不得不转而请求美国政府准予注册为“美商”企业，寻求新的保护。但“美商”名义同样不能使永安企业免遭蹂躏。当时，坐落于租界外的永纱二、四两厂的产业，尽管也曾向美国驻沪总领事馆注册，仍然被日本侵略者当做“胜利品”而占领，甚至连郭乐的人身安全也受到威胁。1939年，郭乐携带几名助手和一批货物去美国，从此留美不返。郭乐走后，上海永安公司名义上由副总监督郭顺主持，但郭顺当时又担任永安纺织印染公司的总经理，他的精力主要贯注在永纱方面，所以上海永安公司的实际掌权者为总经理郭琳爽。

在风起云涌的抗日救亡运动的推动和影响下，郭琳爽也萌发了民族感情，同情和支持上海永安公司职工参加各种抗日救亡活动，同意在商场内播放抗日救亡歌曲，曾拨出两辆运货汽车供战地使用，并捐献现金和实物。但是他对于职工改善生活待遇的合理要求则拒不接受，曾激起1939年底的大罢工^[3]。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军进占上海公共租界，上海永安公司也被日本占领当局视为“敌产”，而列为“军管理”的对象。1942年3月25日，日本侵华经济机构“兴亚院”派遣“会计监督官”进驻永安公司，控制了该公司经营管理的一切重要权力。郭顺、郭琳爽为苟安计，于1943年4月撤销原来的“美商”注册，6月改向汪伪政权实业部申请注册。

抗战胜利后，郭顺因在日伪统治时期曾任伪全国商业统制委员会监事等职务，并有参与向日本侵略者献机献铁等行为，被人以“汉奸嫌疑”的罪名告发。于是他以出国治病为名，仓皇离沪赴美。此后，上海永安公司便全由郭琳爽主管。

抗战胜利后初期，上海市面一度出现虚假繁荣景象，使郭琳爽对卷土重来的美国和国民党政府产生幻想。他迫不及待地恢复上海永安公司的“美商”注册，同时又竭力靠近孙科、宋子文等国民党权贵。他急切地希望早日恢复“环球百货”的商业经营，敦促郭乐主持的美国办庄尽力搜购各种高档美国商品，认为美货“一经到达，利益可获数倍以上”^[4]。1946年度上海永安公司美货的进货额，占从国外进货总额的百分之八十六点六。与此同时，公司股东大会还根据郭琳爽的提议，决定把资本额由原来的法币一亿元增加到法币十亿元^[5]。同时，他又以一百一十二万五千元美金的高价，向哈同洋行买下商场大楼及土地的产权，积极为扩充公司营业做好准备^[6]。

但是事与愿违，抗战胜利后初期的虚假繁荣转瞬即逝，随着美国对华经济侵略加深和国民党官僚资本日甚一日的压迫，郭琳爽复兴企业的美梦也逐渐破灭。1946年11月，国民党政府规定外汇限额和限制货物进口，使上海永安公司直接从国外进货的渠道几乎全被堵塞，1947年内向国民党政府“申请进口合适销售之货物几等于零”^[7]。郭琳爽望洋兴叹，对国民党政府的外汇政策深为不满。

在美货倾销、民族工商企业处于破产或半破产的境况下，上海百货业职工联合一部分民族资本家，于1947年2月发起“爱用国货、抵制美货”的群众运动，获得了上海各界人士的同情和支持。郭琳爽当时的心情是矛盾的，“爱用国货”对公司营业有利，他很赞成;“抵制美货”又同他渴求经销美货、牟取高利的方针有抵触，所以态度暧昧。当这一正义斗争遭到国民党特务的残酷镇压，永安职工梁仁达被害惨死，大批职工被殴致伤，酿成“二九”惨案后，群情共愤，上海各界人士纷纷集会或游行，表示声援。郭琳爽慑于国民党政府的压力，不敢公开表态支持，但对职工们在永安公司内设立烈士灵堂，举行各种悼念活动，则始终未加干涉。

1948年8月19日，国民党政府悍然发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发行“金圆券”，强迫收兑黄金、银元、美钞，强行限制物价，冻结工资，进一步对蒋管区人民进行敲骨吸髓的掠夺。强制限价引起消费者的抢购，永安公司“每日人山人海，半日之间货已购空”^[8]。国民党政府持续七十四天的限价政策，使历来备货充盈的上海永安公司被摧残得库存空虚，元气大伤。据郭琳爽估计：经过这场“限价”，永安公司流动资金损失达百分之八十，相当于四万两黄金的总值^[9]。郭琳爽一向自诩经营有方，但面对这副衰败景象，也发出“未来局面不堪设想”的哀叹。同1931年相比，1948年的进货额下降了百分之八十六点一，销货额下降了百分之七十九点六;这一年的流动资金只及1931年的百分之十一点一，利润总额相当于1931年的百分之六点六，成为一具徒有固定资产支撑的空架子了^[10]。

当国民党的统治行将覆灭之际，侨居在美国的郭乐和主持香港永安公司的郭泉，曾先后七次写信催促郭琳爽及早离沪赴港。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获悉这一情况后，通过各种途径向郭琳爽反复宣传中共的方针政策，争取他留沪维持企业。郭琳爽同当时主持永安纺织印染公司的郭棣活反复磋商，决定留在上海。他们两人于1949年5月12日联名复信给郭乐，陈述留去的得失，认为维持企业是本身职责所在，而如果他们贸然离沪赴港，“则经理部诸君亦当随之俱行，而经理以下者，不独无所秉承，抑亦无法负责，是未见其利，已先见其害”;表示要“为股东权益”和“事业之前途”，“痛下决心，留此尽力维护”，从而选择了正确的道路，同广大永安职工一起，保卫企业，迎接解放。

解放后，郭琳爽切身体会到中共和人民政府对民族工商业的扶持和帮助，认识逐步提高。在上海永安公司实行公私合营后，郭琳爽继续担任总经理，在改善企业的经营管理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从1954年起，郭琳爽先后当选为上海市人民代表、上海市政协第三届委员、常务委员、全国政协第三届委员、全国工商联执行委员、上海市工商联副主任委员。“文革”期间，郭琳爽受到冲击。1974年10月27日在上海去世。1978年11月28日，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正式宣布为郭琳爽平反昭雪，恢复名誉^[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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