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乐，广东香山(今中山市)人，1874年(清同治十三年)出生在一个自耕农的家庭，少年时协助父亲务农。1892年郭乐十八岁时，因家乡遭受水灾，出国到澳洲的悉尼(旧译雪梨)谋生。在那里，他先后做过佣工、小贩和店员。1897年他与旅居该埠的几个同乡，共同筹集资金一千四百澳元，盘进了一家侨商果栏(店)，改名“永安果栏”，郭乐任司理，是为郭氏兴办企业之始。

郭乐为了开拓业务，经常前往盛产香蕉的斐济廉价收购产品。同时他联合另外两家侨商果栏“永生”与“泰生”号，与贩运商订立代销合同，垄断货源。1905年前后，三家在斐济组织了以永安为主体的“生安泰”公司，在当地自辟蕉园，雇佣廉价的侨工与当地居民生产。最盛时，拥有蕉园十八处，雇工一千余人。此外，郭乐还兼营中国和澳洲间的一些土特产进出口生意，并以永安果栏兼营对华侨的存、汇款。他对来自广东谋生的贫苦农民代领入境证，贷给旅费，抵澳后转往斐济以充当他所属蕉园的佣工来抵偿债务。这样，郭乐便由商业资本家兼为农场主，并从事金融资本的经营。

随着经营的发展，郭乐先后将他四个弟弟：郭泉、郭葵、郭浩、郭顺招来海外相助。1907年，为寻求更大利润，他将经营重心逐渐移往国内，在香港创设了永安百货公司(并附设银业部)，资本港币十六万元，派郭泉任司理。1909年郭乐由澳回港，自任总监督^[1]，增添资本，扩大规模，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次年在中山石岐设永安公司银业部，经营储蓄、侨汇。1914年在广州开设大东酒家，次年又在香港开设永安水火保险公司。此外还兼营房地产，把商业和金融业结合经营，对永安资本的扩大，起了重要作用。

1915年，郭乐又开始筹建上海永安百货公司，有资本港币二百五十万元。香港永安企业和悉尼永安果栏入股六十七万元，其余在华侨中招股。为求得英国的保护，他向香港英当局注册。1918年9月正式开业，以经营“环球百货”为主，兼营旅馆、酒楼、茶室、舞厅、游乐场、银业部等业务，这种集购物、餐饮、娱乐于一体的经营格局，适应了顾客的需要，到1936年盈利共达港币二千三百九十六万元，资本利润率(即纯益占资本额)平均每年达百分之五十点四，十九年的盈利近于原始资本的十倍。

五四运动后，中国纺织业仍有发展的空隙，郭乐兄弟于1920年底发起招股筹办上海永安纱厂，这是郭氏企业由商业推销转向工业生产的开端，得到许多侨胞的支持。原订资本额为三百万元，但招股很快达到六百万元，1922年9月正式投产，拥有纱锭三万余枚，布机五百台。郭乐自任董事长和总监督，郭顺任总经理。永安纱厂开工时，正面临民族棉纺业萧条时期，若干同业在外国资本卷土重来的打击下被迫停工或出让，永安依靠经营高利放款、套汇套息、花纱倒手等活动来弥补亏损。同时它资金较厚，有联号支援，以及设备新、效率高等条件，加强了它的竞争能力，不仅支持了局面，而且于1925年初还用低价购进了设备较好的大中华纱厂，改名为永安二厂。

1929年，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中国因实行银本位，物价反见上升，棉纺业出现一时表面的繁荣。于是棉纺实业家便认为“否极泰来”，纷纷要求扩张。郭乐也表示对“实业前途应抱有无限希望”^[2]。他雄心勃勃地打算扩充永纱老厂，增设新厂，发展成为一个有百万纱锭，包括纺织、印染和纺织机器制造的综合企业。除在1928年春，他收买鸿裕纱厂改名为永安三厂外，1930年又增建永安四厂，还在上海筹建永安银行。到1931年，永安纺织系统发展到拥有纺织厂四个，合股厂一个(纬通纱厂)，共计纱锭二十四万余枚，布机一千五百多台，工业资本总额达三千六百多万元。其规模仅次于申新纺织公司，为当时上海第二大纺织企业。

但是，好景不长，从1931年下半年后，在民族危机和世界经济危机的交互影响下，加以国民政府征收“棉纱统税”的打击，民族棉纺业出现了一蹶不振的局势，“一二八”淞沪抗战时，永安二、四两厂遭受日军炮火的严重破坏，永安企业也就结束了它发展的黄金时代。直到抗战前夕止，只建得一个大华印染厂，其他扩充计划均告流产。1934年，国民政府公布储蓄银行法，不仅使筹设中的上海永安银行无法建立，连原永安百货公司银业部也被迫改为商业部。在业务逐年下降、资金渐形枯竭的情况下，从1933年起郭乐除向外商银行大量借款外，及时改变经销高档洋货的宗旨，作出扩大国货销售比重的经营决策，并与国货厂商订立产销关系。1934年度，国货进货额即占总额的百分之六十点五，1936年达百分之六十五点一。这样虽然使永安百货公司的营业状况大为改观，但却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民族工商业遭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双重压迫的困境。1936年，郭乐以非常苛刻的条件为代价，得到宋子文批准，由永安百货公司发行了五百万元公司债。但是这样一来，永安企业不仅依附官僚资本，还被乘机攫取了股额二十余万元。

抗日战争的前一年，郭乐鉴于形势紧张，预将永安二、四两厂向美国慎昌洋行做假抵押，并向美驻上海总领事馆注册，企图一旦战争发生，可依靠美国的保护。但“八一三”战起，永安一、二、四厂及印染厂均为日军侵占，在租界内的三厂也遭到轰炸。郭乐曾企图假借英、美、意等国的力量来掩护、保全财产，均未达目的，大量物资遭到日寇掠夺。

日军方面曾多次向郭乐提出“合办”永安二、四两厂。郭以两厂与美慎昌洋行有抵押关系加以推托。1937年冬，郭乐又与德商美最时洋行签订了一项转让一厂和大华印染厂的虚假合同，分别由慎昌和美最时出面，向日军部交涉收回一、二、四各厂和印染厂的产权，但日军军部置之不理，依旧作为战利品加以霸占。郭乐在日寇的强力面前，乃于1938年3月将永纱各厂与美慎昌洋行合组大美企业公司，把永纱股票更换为大美股票，假装中美合股的企业，向美国注册，由原慎昌美籍经理吉利兰担任总裁，郭乐任副总裁。同时，并将上海永安百货公司也改向美国注册。然后由吉利兰出面以美商名义向日军部交涉收回产权。但日军军部非但不予接受，而且指名要郭乐出面。郭派代表前往应付，竟遭日军部扣留。他见不能以美国的势力抵制日寇，便避居法租界，并于4月底出走香港。

郭乐出走后，永纱资本家在日军的胁迫下，以大美企业公司的名义与日本裕丰纱厂签订了合办合约。1939年郭乐虽一度返沪，但不久就以参加旧金山金门博览会为名，带了一批货物去美国，从此在美留居。

郭乐去美后，仍保留他国内企业中的职务，他先后在美国纽约和旧金山设立了永安分公司，为上海、香港永安公司负责采购和经销。而上海永安公司自郭乐赴美后，实际上已改由郭顺主持。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占公共租界，永纱各厂连同大美在内，皆作“敌产”遭日军军管。在此情况下，郭顺被迫将一、二、四厂及大华印染厂分别与日本企业组成合营公司。

抗日胜利后，国民政府以永安二、四等厂曾与日本合作为由，将其查封。后经永安负责人向宋子文等人进行疏通，得到发还，随后郭顺也去美国。上海永安公司(包括永纱、永百)又交给郭棣活与郭琳爽主管。1946年，由于美棉压价倾销，永安各厂运用郭乐在美采购的低价美棉获得厚利。但从1947年下半年起，随着国民党政府内战政策的加紧推行，民族工业遭受管制和勒索，永安企业不但始终未能恢复到抗战前的水平，而且直线下降转入衰败的境地。上海解放前夕，永纱各厂生产处于全面瘫痪状态，直到解放后才获得改造新生。

郭乐于1956年在美国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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