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皇帝,爱新觉罗·载湉,满族,1871年8月14日(清同治十年六月二十八日)出生于北京宣武门内太平湖醇王府。清朝入关后第九代皇帝,年号光绪,庙号德宗。
载湉是咸丰帝之弟醇亲王奕之子,生母是慈禧太后的胞妹叶赫那拉氏。
1875年1月12日,同治帝载淳病死,无子,立四岁的载湉承继帝位。同年2月21日,慈禧太后以光绪帝年幼,再度垂帘听政。
1887年2月7日,光绪帝成年亲政,“颁诏天下”,实仍由慈禧太后“训政”。1889年2月25日,光绪帝与慈禧的侄女成婚,皇后的徽号隆裕。同年3月4日,慈禧太后归政,住颐和园,但仍掌握最高实权,控制光绪皇帝。
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起,光绪帝和其师傅翁同龢等帝党官僚主战,企图通过一战而胜来摆脱慈禧的控制,反对慈禧太后与李鸿章等后党官僚的退让求和主张。甲午战争失败,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1898年,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上层为了挽救民族危机,发展资本主义,发动了维新变法运动。维新派领导人康有为为求得皇帝的支持,从1894年起曾数次上书给光绪皇帝,主张实行君主立宪制、发展资本主义,以挽救民族危机,使国家臻于富强。当康有为给皇帝第三次上书,光绪帝方才看到,认为康的变法主张有利于挽救民族危机,上谕命誊抄分送慈禧、军机处和各省督抚。
光绪帝为了推行变法,还驳斥了后党官僚对康有为发起的保国会和变法的攻击。御史文悌说:“名为保国,势必乱国。”光绪帝驳斥说:“会能保国,岂不大善?”因而革了文悌之职。恭亲王奕䜣在宫廷中声称“祖宗之法不可变”,光绪斥称:“今祖宗之地不保,何有于法乎?”光绪帝还通过庆亲王奕劻向太后传话:“太后若仍不给我事权,我愿退让此位,不甘作亡国之君。”[1]
1898年1月24日,光绪帝命总理衙门呈进康有为所编《日本明治变政考》、《俄大彼得变政记》等书,同时,还花了两个月时间阅读了李提摩太译著的《泰西新史揽要》。同一天,光绪帝还令康有为到总理衙门,由李鸿章、翁同龢、荣禄以及刑部尚书廖寿恒、户部侍郎张荫桓等五大臣询问变法事宜。这次“问话”中,康有为驳斥了荣禄、廖寿恒、李鸿章的诘问和刁难,受到翁同龢的赞赏。光绪下令,对康有为的条陈应随到随送,不得扣压。
1898年上半年,光绪帝与慈禧太后争权斗争日趋激烈。光绪帝决心用不断高涨的维新运动来摆脱自己的傀儡地位,他于1898年6月11日颁布了“明定国是”的诏书,宣布变法。新政从这一天开始到9月21日慈禧发动政变为止,共一百零三天,史称“百日维新”。
1898年6月16日,光绪帝第一次召见了康有为,详细地谈到了变法的步骤和措施。召见后,光绪特许康有为专折奏事,并任命他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上行走。
光绪帝根据康有为等人的建议,在“百日维新”期间,先后发布的有关改革的各种诏令计有一百八十条左右[2]。诏令的主要内容有:
经济方面:设立农工商局,切实开垦荒地,提倡私人办实业,奖励新发明、新创造,设立铁路、矿产总局,修筑铁路,开采矿产,设立全国邮政局,裁撤驿站,改革财政,编制国家预算等。
文教方面:设立译书局,翻译外国新书,允许自由创立报馆、学会;派人出国留学、游历;改革科举制度,废八股,改试策论;设立学校,开办京师大学堂等。
军事方面:整建海、陆军,陆军改练洋操,裁减旧军,以及力行保甲。
政治方面:删改则例,裁汰冗员,取消闲散重叠的机构;准许“旗人”自谋生计。
光绪帝在政治上给予资产阶级一定程度的言论、出版、结社的自由,经济上制定一些有利于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政策,在文教方面提倡新学等,都有利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人们思想上的解放。
光绪帝当时没有实权,所颁布的诏令除湖南巡抚陈宝箴能够执行一些外,其他中央到地方都进行阻挠。关于废除八股,后党官僚刚毅就说:“此事重大,行之数百年,不可遂废,请上细思。”光绪帝质问说:“汝欲阻挠我耶?”刚毅提议部议。光绪说:“部臣据旧例以议新政,惟有驳之而已,吾意已决,何议为。”[3]由于光绪帝的决断,1898年6月23日,发布了废八股、改革科举制的上谕。当时,顽固派还阻止“制度局”的成立,1898年7月13日,在光绪帝震怒之下,曾亲以朱笔书上谕令两衙门再议。变法期间,光绪帝还颁布上谕致各地的督、抚以及各省道、府、州、县官“均得上书言事”。至于士民上书言事,径由本省道、府随时代奏,均不准稍有抑格,如敢抗违,或则经发觉,定将该省地方官严行惩处。
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从光绪帝推行变法起,就布置力量,准备发动政变,破坏变法。1898年6月15日,慈禧迫使光绪帝下令免除了变法的积极支持者、军机大臣翁同龢的一切职务,勒令回籍,借以孤立光绪。同一天,慈禧下令,凡授任新职的二品以上官员,要到皇太后面前谢恩。同时,慈禧还强迫光绪帝任命她的亲信荣禄为直隶总督,不久荣禄便统帅了北洋三军(甘军、武毅军、新建陆军),把军权掌握在顽固派手中。
光绪帝对慈禧的阻挠很不满,曾进行反抗。9月4日,光绪帝下令将阻挠礼部主事王照上书的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骙、侍郎堃岫、徐会沣、溥颋、曾广汉等六人,全部革职;并赞扬王照“不畏强御,勇猛可嘉,著赏给三品顶戴,以四品京堂候补”[4]。9月5日,光绪帝又特别给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等四品卿衔在军机处章京上行走,加紧推行变法。紧接着,光绪帝又在7日把阻挠新政的李鸿章等人从总理衙门赶走。
慈禧太后对光绪帝的变法措施更加仇恨,加紧策划政变,不断派人去天津与荣禄密谋。京津一带盛传10月间慈禧偕光绪去天津阅兵时,荣禄将举行兵变,废除光绪帝。
光绪帝和维新派面临危急,光绪帝仍向朝廷诸臣表示:“朕不自惜,死生听天,汝等肯激发天良,顾全祖宗基业,保全新政,朕死无憾。”他在给康有为的密诏中说:“朕惟时局艰难,非变法不能救中国。”[5]而维新派由于脱离群众,又没有可以依仗的武装力量,只好求助曾经参加过强学会、掌握新建陆军的袁世凯,所以他们向光绪帝推荐了袁世凯。
9月中旬,慈禧太后发动政变之势已如在弦之箭。光绪帝因而非常紧张,于9月14日叫杨锐带出密诏,要康有为等人“妥速密筹,设法相救”[6];9月16日,光绪帝召见袁世凯,赏以侍郎衔,专办练兵事宜;9月17日,光绪又叫林旭带出第二道密诏,让康有为赶快逃离北京。维新派看了密诏后,相对痛哭,拿不出有效对策。最后,他们只好去拉拢袁世凯,并幻想得到英、日等列强的支持,以挽救危局。
9月18日深夜,谭嗣同单身前往袁世凯的寓所,劝袁世凯拥护光绪帝除掉荣禄。袁世凯当时表示对光绪“忠诚”,并说:“诛荣禄如杀一狗耳。”[7]但又借口时机紧迫,须立即回天津部署。9月20日,光绪接见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希望日本能支持变法、指导变法。康有为向英、日等驻华使馆活动,但得到的仅是对光绪帝的“同情”表示而已。
9月20日,光绪再次召见袁世凯,袁世凯再次表达了自己的“忠心”。当晚,袁急忙赶回天津,随后到总督衙门向荣禄告密。荣禄连夜专车进京,往颐和园面禀慈禧。
9月21日凌晨,慈禧携带大批随从,自颐和园赶回皇宫,先将光绪囚禁在中南海的瀛台,重新“垂帘听政”,继而屠杀了维新派谭嗣同等六人,康有为、梁启超遭通缉。至此,戊戌变法失败。光绪皇帝成为阶下囚,受到慈禧训斥。但他仍能不改变法初衷说:洋人逼迫太急,欲保存国脉,通融试用西法。
1900年,爆发了以农民为主体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为了镇压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八国联军侵略中国,慈禧为了发泄对所传帝国主义要她“归政”光绪的愤恨,以及企图借帝国主义力量屠杀义和团,她于1900年6月21日,正式向列强“宣战”。光绪是反对慈禧对外宣战的。光绪在1900年6月19日慈禧召开的御前会议上侃侃而谈,他不反对一般的对外打仗,而是反对“同时与外国开衅”的战争,理由是“诸国之强,十倍于日本,合而谋我,何以御之”,“且人心徒空言耳,奈何以民命为儿戏?”[8]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光绪被慈禧挟持逃往西安,在《辛丑条约》签订后,1902年1月光绪又被慈禧挟带回京。但慈禧对光绪的监视仍严,并命其属下严戒外人“跟皇帝说话”[9]。
处于长期软禁中的光绪帝,于1908年11月14日在中南海瀛台涵元殿因砷中毒饮恨而逝,终年三十七岁[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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