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伟林，字崇昌，广东开平人，生于1872年3月16日(清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八)。家境贫困，十八岁时随叔父去美国谋生。初时在纽约学做裁缝，二十五岁在纽约唐人街开设小饭馆。

20世纪初，美国盛行自来水钢笔，但华侨中常用毛笔书写信件，不少商人、手工业者仍习惯使用毛笔记账，而毛笔在美国不易买到。关伟林偶然同亲友谈起此事，得到启发，设想从国内购得毛笔笔头，装上自来水笔杆，必会受消费者欢迎。为了学到制笔技术，1920年他毅然将饭馆出盘，经人介绍进美国最大的制造自来水笔的华脱门(Waterman’s Fountain Pen Co.)公司，当了三年半的工人^[1]。然后筹集资金，正式在纽约创设生产自来水毛笔的工场，用他的儿子关勒铭的名字，命名为“关勒铭自来水毛笔光滑墨汁股份有限公司”，自任总经理兼厂长。除从国内邮购狼毫毛笔笔头，制成自来水毛笔外，还兼售用美国原料配制的专用墨汁。1925年向美国政府注册，取得专利权。初时生意尚好，但不久因华侨中使用毛笔的人毕竟不多，且买后一时也不易用坏，因此销路逐渐呆滞。在亲友们的劝说和鼓励下，他决心回国设厂。

1928年，年满五十六岁的关伟林，携眷及全套制笔设备、原材料等迁到上海，租得康脑脱路(今康定路)五百八十弄房屋数间，聘请刚从复旦大学商科毕业的同乡甘翰辉为助手，雇用职工三十余人，仍用原名，开始生产关勒铭自来水毛笔。但不久从美国带回的墨汁原料用罄，使用中国传统烟灰墨汁后，因胶质太多，笔头容易胶结，出水不畅，影响书写，因此不受国内消费者的欢迎，销售发生困难，资金亏蚀得所余无几。这时市上自来水钢笔销路日畅，只有外国进口货而无国产品。关感到如能改产自来水钢笔，设备现成，可望成功，遂于1929年再度去美国集资，又在沪招股，得资金数万元，商请广东银行总经理梁冠榴任董事长，大安保险公司总经理陈巳生以及甘翰辉等任董事，改产自来水钢笔及少量金笔，笔尖向英国、日本进口，装上笔杆出售，并取得工商部门批准的专利权。

这时，上海各大百货公司和文具商店大都经销美国“华脱门”、“犀飞利”、“派克”、“爱弗释”等名牌高档自来水金笔。关勒铭厂上门推销时，受到冷遇，有的干脆回绝;有的只允寄售代销，卖出付款。而一般的文具店架上则摆满了日商低价劣质的自来水钢笔，每支只售五六角，甚至二三角，关勒铭自来水钢笔成本每支在五角左右，再加上零售店的销售费用(当时关勒铭钢笔的批发价是零售价的七折双九扣，即厂方收入仅是零售价的57%)，售价须定在一元以上，因此很难与日货竞争。销路不畅，亏损累累，甚至连职工工资也发不出。后来只能降低售价，在中国国货公司的九九商场里，以一支关勒铭钢笔和一瓶国产墨水作为一组商品，合售九角九分。幸亏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群众爱国热情高涨，一再展开抵制日货、提倡国货运动，关勒铭厂由此受益，终于勉强维持下来。为了降低成本，关勒铭厂向德国购买不锈钢，自制笔尖。点铱工艺，起初请日本技师来厂辟专室秘密加工，后来甘翰辉学到了这项技术，降低了成本;并应用了笔尖镀黄工艺，增加了美观。1936年关伟林派甘翰辉秘密去日本考察制笔技术。甘在日商笔厂车间参加实际操作，又学到了用赛璐珞原料热模压制笔杆的技术，回国后自制笔杆，降低成本。生产价廉物美的50号型自来水钢笔，销路逐渐打开。同时重视广告宣传，报纸杂志登载大幅广告^[2]，戏院剧场、车站码头以及闹市街头树立广告。奖励商店营业员，凡售出钢笔一打，赠毛巾或香皂半打。并在各大城市设立发行所、经销处或办事处，扩大经销。除行销国内各地外，还远及东南亚一带。

关伟林平时生活俭朴，不善对外交际，因此对外业务全由当时任厂长的甘翰辉负责联系。关办厂时用他儿子命名，原想传之后代，为子孙创基立业。但其子勒铭毫无事业心，不善经营，使关十分痛心，后来就把厂里的一切业务都交给甘翰辉经管。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虽厂址在租界内未受战火波及，但上海市面萧条，关勒铭厂曾经一度停业。不久战事内移，沪地与内地逐步恢复货运，内地人口众多，工业品匮乏，文教用品大多需向上海采购。尤其是敌后抗日根据地对自来水笔的需要量甚大，全向沪地购办。因此1938年起关勒铭厂开始复工，生产迅速发展。1939年雇用工人数增加到五十多人，月产自来水等约二百罗(每罗十二打，共一百四十四支)，其中少数是彩杆金笔。日、美商人曾一再要投资“合作”，都为关伟林拒绝。此时自来水笔笔尖、笔胆等零件进口困难，该厂又自行生产。关勒铭厂产品运销内地时，也标榜“完全国货”、“采用国产原料制造”，以迎合群众爱国心理，争取扩大销路。但实际上笔杆的原料不论是胶木粉还是赛璐珞，仍是向日本进口。为了避免被外人察觉和本厂职工的反对，进料时不敢直接送到厂里，而是经过另设的收货处，进行改装后再送到厂里应用。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占租界后，加紧对上海的控制，上海与内地的交通日趋困难;加上抗战后期，敌伪穷途末路，滥发伪中储券，物价飞涨，工厂售出产品后，补不进原材料，关勒铭厂又陷入困境。1945年关伟林因其子勒铭患病去世，精神上受到很大打击，健康也大受影响。

抗战胜利后不久，关勒铭厂董事陈巳生介绍美德文具公司宁思宏参加投资，同时还吸收一些实业界人士参加。1946年完成增资后改组董事会，梁冠榴仍任董事长，陈巳生、宁思宏、甘翰辉等为董事，并分任经理、厂长等职，负责关勒铭厂的经营管理。并改以生产金笔为主，扩大经营。此时，关伟林因年老多病不大管事，未安排具体职务。次年关回广东原籍休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关勒铭厂于1950年成为上海最早的公私合营企业之一，关伟林被聘为该厂顾问。

1953年10月28日，关伟林在家乡因病去世。

参考文献

• 宁思宏口述，徐正元整理：《关勒铭金笔厂史料》，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1980年第6辑（总第34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 宁思宏、甘翰辉提供之有关史料。
• 关中爱：《关于先父关伟林生卒年、月、日期的订正》，1983年12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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