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维钧，字少川，英文名V.K.Wellington Koo，江苏嘉定人。1888年1月29日(清光绪十三年十二月十七日)生于上海。父顾溶，字晴川，曾任大清银行总裁。
 顾维钧自幼读私塾，十一岁入上海英华书院。1901年考入圣约翰书院，三年间修完了四年的课程，还担任学生会创办的《龙》报文学编辑。1904年自费旅美，在纽约州伊萨卡市的库克学院读大学预科。一年后考入哥伦比亚大学普通文科，后攻读政治学研究生。1909年获硕士学位，1912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博士论文《外国对中国政府的权利要求》。顾维钧在校期间非常活跃，是语言社、学生辩论团的成员，并获得语言文学奖金和哥伦比亚、康奈尔辩论奖。他还担任《哥伦比亚每日旁观者》编辑和总编、《哥伦比亚月刊》的业务经理和《哥伦比亚人》年鉴经办人。在中国留学生中也颇有影响，曾担任全美中国同学会会长，主编过《中国学生月刊》和《中国学生年刊》。
 1912年3月，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唐绍仪为内阁总理。早在1908年唐绍仪任清朝特使出使美国时，就认识了顾维钧，当时在一次会上，顾作为受邀的中国留学生代表发言，给唐绍仪留下深刻的印象。顾维钧在博士论文尚未完成之时，即被唐绍仪推荐，回国就任总统府和国务院的英文秘书。唐绍仪因善后借款及任命王芝祥等事，与袁世凯产生矛盾，于6月16日辞职。顾维钧也随之辞去两秘书职务，去上海同唐绍仪三女唐梅结婚。不久，顾开始在外交部工作，10月升任外交部参事。
 1915年7月，顾维钧被任命为驻墨西哥公使，未到任即调往华盛顿，任驻美兼驻古巴公使，开始了他半个世纪的职业外交官生涯。在美国任职期间，顾维钧还不满三十岁，因他仪表堂堂，善于辞令，颇受美国总统威尔逊及各国驻美使团人员赏识。为肯定他的外交才干，1916年授予他耶鲁大学名誉法学博士学位。1917年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协约国阵营，策动中国亦加入协约国一方。顾维钧认为这将有利于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便积极活动并密电北京政府敦促参战。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顾维钧因妻子唐梅患流感在华盛顿去世，先于10月请假回国。北京政府随即派他出席1919年1月召开的巴黎和会。他因丧妻原拟请辞，但为争取国家权益毅然赴任。因团长陆徵祥身患重病，顾维钧实际上负责主要工作，并被推选为发言人。北京政府忌讳触犯列强，没有准备在这次和会上提出山东问题。但国内知识界对和会寄予希望，期望争得在国际上的平等地位。顾维钧以这种爱国热潮为后盾，在1月28日的会议上与日方代表牧野展开了关于山东问题的舌战，慷慨陈词，据理力争，反对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利，认为青岛、胶州租界地、胶济铁路及其附属财产，都应交还中国。顾维钧的论点在会上引起广泛同情，而日本代表的强词夺理却受到普遍的谴责。但是，操纵和会的“三巨头”美国总统威尔逊、法国总理克雷孟梭、英国首相劳合·乔治为了平衡列强之间的利益，对山东问题竟然作出了违反公理的决定，在凡尔赛和约上规定德国在山东的权利转让给日本。消息传到中国后，人民群众义愤填膺，从而引发了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北京政府不顾人民的反对，大总统徐世昌于6月23日电谕中国代表团在和约上签字。顾维钧与陆徵祥商议决定，断然不顾政府训令，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在巴黎和会上顾维钧脱颖而出，被誉为“青年外交家”，受到许多国家首脑及代表的敬重和钦佩。
 巴黎和会决定发起成立国际联盟，顾维钧当选为五国代表之一，参与拟订国际联盟公约。与此同时，他改任驻英国公使。1920年11月14日，国联第一次大会在日内瓦召开，顾作为中国首席代表出席该会。就在前一天，他与印尼华侨、新加坡“糖业大王”黄仲涵之次女黄惠兰结婚。自此，这对夫妇开始了在外交场合多彩而显赫的社交生活。在国联大会上，顾维钧以其外交和政治的广闻博识，阐述了按地区出代表的原则。从此这条原则被所有国际组织公认，也使中国选入了国联理事会，顾成为理事会第一名中国代表，并当选为非常任理事。1921年他当选为第十四届理事会主席。
 1922年5月顾维钧奉召回国，至1928年一直在国内任职。1922年4月第一次直奉战争后，以美英为依附的直系控制北京政权，内阁几经更迭。顾维钧不属于任何党派和军事集团，但他在外交上是亲美派人物，因此于1922年8月开始被直系任命为外交总长。其后，在频繁更换内阁人选的“阁潮”中，由于顾维钧亦学亦仕的职业外交家身份，及他个人与直、奉两系军阀首领均无冲突的和善关系，使他一直得以在内阁任职。除1924年10月至1926年4月段祺瑞执政一年半的间断外，他在八届内阁中担任外长，其中两届由他本人组阁，出任总理，还两度出任财长。
 这一阶段，顾维钧的主要外交活动是与苏联谈判并建立外交关系。1922年8月，苏俄派遣特使全权代表越飞来中国。顾维钧主张以1919年和1920年苏俄政府宣布废除沙俄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为基础，进行中苏谈判，并缔结新邦交，苏俄对此没有异议。顾维钧要求在谈判前苏俄红军撤出外蒙，并认为1919年苏俄宣言宣布放弃中东铁路的权利，因此东北的中东铁路应无条件归还中国。但越飞声明他没有承担履行1919年和1920年宣言的任务，并对中东铁路的中苏共同管理办法表示反对。双方意见一时难以统一。1923年9月，苏联派加拉罕来华，担任恢复两国外交关系的全权代表。顾维钧任命王正廷为中苏交涉督办，全权处理中苏建交谈判。但王正廷处事不力，被顾解职，由外交部直接处理对苏交涉事宜。当时各界人士不清楚内情，使顾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极大压力，甚至家中发生一起爆炸事件。但他坚持最初的原则，迫使苏联方面做了让步，于1924年5月31日正式签署了“中苏协定”。这个协定废除了帝俄时代与中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取消了治外法权和领事裁判权，取消了租界地和庚子赔款，取消了中东铁路除商务外的一切特权等等，是鸦片战争以来我国外交史上第一个平等协定。　
 1924年10月，冯玉祥在北京发动政变，囚禁总统曹锟，解散了内阁。在颜惠庆内阁任外长的顾维钧离开北京，在天津小住，不久即去上海。
 1926年初，在日、英帝国主义策划下，张作霖与吴佩孚以“反赤”为共同目标，将冯玉祥逐出北京，不久段祺瑞的执政府也垮台。北京政府自此不再有“总统”、“执政”，而以内阁总理“摄政”。5月，原颜惠庆内阁在吴佩孚怂恿和支持下复职，引退一年半的顾维钧也在吴佩孚劝说下出任财政总长。颜阁因奉张的反对而很快倒台，7月由杜锡珪组阁，顾维钧留任原职。10月，顾维钧在奉张的延请下继杜锡珪任代理国务总理“摄政”，并兼外长。1927年6月，张作霖另组军政府，由潘复组阁，顾维钧遂退隐于北京西山，但仍常接受张作霖咨询。
 1928年6月，蒋介石与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共同北伐的大军即将进占北京时，张作霖等撤往关外，顾维钧专程送他们到天津。国民政府因顾维钧支持奉张，又历任北京政府要职而下令通缉。顾于年底出国去欧洲，后去加拿大旅行。1929年冬应张学良邀请回国到达沈阳，任张的高级顾问。张学良请求蒋介石取消对顾维钧的通缉，蒋准张所请，并派张群、方本仁等向顾解释。1931年夏，顾维钧曾劝告张学良注意对日政策，并提示他要小心日本对东三省的垂涎，但没有引起张学良的重视。不久“九一八”事变爆发，张学良奉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以待国联公理之判断。蒋介石对日本采取妥协让步的误国政策，急需外交人才为其效劳，特派飞机接顾维钧去南京。从此，顾维钧转入国民政府任职，先任特种外交委员会秘书长，专事应付对日本交涉;11月继王正廷、施肇基为外交部长。时日军又逼向锦州，国民政府一味依赖国联，顾维钧电令驻日内瓦代表施肇基向国联提出：划锦州为中立区，以中国驻军退入山海关为条件，希望日军不要继续进逼。这个划锦州为“缓冲区”的方案于27日公布后，遭到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12月初，南北各地学生纷纷赴外交部质问，顾维钧于12月21日辞去外交部长职。
 1932年1月，国联组织“李顿调查团”调查中日争端，顾维钧代表中国参加该调查团。顾维钧不顾日本方面的威胁，坚持至东北调查，向调查团提出了揭露日本侵略行径的长篇备忘录，并在10月的国联理事会上，坚持中国立场。
 顾维钧于1932年8月被任命为驻法公使，但在1936年前几乎未去巴黎履职，一直忙于参加各种国际会议。
 1937年7月，日本发动对华全面侵略战。顾维钧在欧洲及国联频繁活动，但终因绥靖空气笼罩西方，国联事实上已经失去作用，顾的一再努力没有获得具体成果。
 中国希望西方国家用武力制裁日本的幻想破灭后，转向努力争取列强给予物资援助。1938年7月，美国财政部长莫根索(Henry Morgenthau，Jr.)访问巴黎，顾维钧与之长谈经济援华问题，得知美方愿与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董事长陈光甫洽谈。顾将此意电达国内，以后果然使中国政府获益。1939年—1941年间，美国对华借款一亿二千万美元，信用贷款五亿美元。驻法期间，他极力谋求法国援华，经多次商谈，法国同意开放滇越铁路，使国外援助物资得以源源流入。
 1941年5月顾维钧调任驻英大使。同年10月，顾回国与蒋介石商讨对英外交方针，他主张先签约废除治外法权，其他双边问题留待日后计议。他的建议得到采纳，1943年1月11日，中国与美、英两国分别在华盛顿和重庆正式签订“取消治外法权并处理有关问题之条约”，继苏联之后开其他各国相继放弃对华治外法权之先河。
 1944年秋，中、美、英、苏四国在华盛顿敦巴顿橡树园举行商讨创立联合国的会议，顾维钧以中国首席代表身份参加该会。1945年4月25日，联合国制宪会议在旧金山召开，顾维钧是中国代表团第二代表，并任大会区域办法审查委员会报告员。6月10日，宋子文回国，顾任代理首席代表，在6月25日制宪会议第九次大会上，他代表中国第一个签署《联合国宪章》。1946年1月，顾维钧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在伦敦召开的联合国大会第一届会议。
 1945年抗战胜利。次年6月，顾维钧调任驻美大使，兼任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团长。此时，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发动了内战，顾维钧的外交活动也大多是为争取美援而奔波。1948年间，顾为国民政府要求美国三年内提供三十亿美援进行了一系列努力。1949年1月，顾争取美国出面调处国共两党和平解决内战，但其努力毫无结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顾维钧继续留任台湾当局的“驻美大使”，为保住台湾当局的席位而奔走，并继续为台湾争取美援。1954年12月，顾维钧协同台湾“外交部长”叶公超与美国国务卿杜勒斯签订“中美共同防御条约”，求得美国帮助蒋介石当局维护对台湾、金门、马祖及澎湖列岛的统治。
 1956年3月，年近七十的顾维钧打算退休，回台湾请求辞职。5月，被任命为蒋介石的驻美高级谘议，即赴纽约定居，他与黄惠兰协议离婚，不久和严幼韵结婚。
 1956年6月，海牙国际法庭法官徐谟病逝，顾维钧于1957年1月被联合国安理会选举继徐谟任期。10月顾再度当选，连任九年，其中后四年任国际法庭副庭长。1967年2月5日任满退休，获终身国际法官的荣誉称号。此后复定居于纽约。
 顾维钧自1912年起，一生从事外交政治活动超过半个世纪，在民国外交史上地位卓著，在西方外交界享有声誉。他曾先后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伯明翰大学、曼彻斯特大学等许多大学授予名誉博士学位;还获得许多国家授予的各种荣誉勋章。
 顾维钧多年养成写日记的习惯;另外凡是接见或拜会外国政界要人后，他一定马上把交谈内容说给打字员记录下来。他退休后，把自己积累的珍贵外交史料，以及用中、英两种文字写的三十五册日记，全部赠送给哥伦比亚大学。1963年，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格雷森·柯克等人邀请顾维钧口述回忆录，回忆录口述时间五百小时，编纂历时十七年。由于顾维钧亲身参与了许多重大政治、外交事件，他的回忆录记录了不少为外人所不及知的内幕情况，是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尤其是中外关系史的第一手资料。1976年5月，顾维钧将这部长达八卷、共一万一千页的英文回忆录原稿赠予母校哥伦比亚大学。后由纽约时报附设美国微卷公司制成缩微胶卷。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从1982年起翻译这部回忆录，将长达五百万字的中文译本分十三册陆续出版。
 顾维钧于1985年11月15日上午(纽约时间11月14日晚)，在他的纽约曼哈顿寓所逝世。

参考文献

•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顾维钧回忆录》，中华书局1983年—1994年版。
• 董霖：《顾维钧与中国战时外交》，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 关国煊：《顾维钧博士的一生》，台北《传记文学》第47卷第6期，1985年。
• 顾毓瑞：《顾维钧博士生平重要事迹》，台北《传记文学》第47卷第6期，1985年。
• 杨玉清：《我所知道的顾维钧》，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17辑，中华书局1961年版。
• 傅启学：《中国外交史》，台北三民书局196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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