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原名诵坤，字铭坚，笔名有无悔、天游、张久、诚吾、桂姜园、余毅、劳育、康尔典、周垄、武兴国等。1893年5月8日(清光绪十九年三月二十三日)生于苏州的一个书香世家，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自幼读书就不肯盲从前人之说，在“幼时所读的‘四书’，经文和注文上就有许多批标”，《纲鉴易知录》上，也“加上许多圈点和批评”。

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6年入本科中国哲学门。1920年毕业留校，以助教名义任图书馆编目。1921年为胡适《红楼梦考证》搜集补充材料，并与胡适、俞平伯讨论《红楼梦》。1923年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与王钟麒(伯祥)合编《新学制本国史教科书》，与叶圣陶合编《新学制国语教科书》。同年12月回北京，任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助教，在编辑室和歌谣研究会、方言调查会、考古学会诸会工作，编辑《国学季刊》、《歌谣周刊》、《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1926年以后至1949年间，历任厦门、中山、燕京、北京、云南、齐鲁、中央、复旦、兰州等大学和社会教育学院、诚明文学院教授、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主任、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特约研究员暨人文组院士、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历史组主任、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主任等职。

顾颉刚是古史辨派的创始人，他的“传”、“记”不可信的思想来自崔述，“经”不可尽信的思想来自姚际恒，治学要融会贯通的思想来自郑樵，用历史进化论寻求事物演变线索的治学方法来自胡适，对今、古文家的看法则受之钱玄同，用古器物考出的真古史以破坏伪古史则受王国维的影响，用研究故事的方法来研究古史则来自他看戏和搜集整理歌谣、孟姜女故事资料。1909年，他读了《先正事略》中的《阎若璩传》和姚际恒的《古今伪书考》后，就有志于考辨伪古史。1914年始作笔记，记录读书心得，终生不辍。1916年作《清代著作考》初稿二十册(后来马太玄、陈槃协助他整理了一部分，刊于《中山大学图书馆周报》上)，对清代学者的治学成绩有了全面了解。1921年，他计划推翻伪古史，1922年，在为商务印书馆编《中学本国史教科书》，写《最早的上古史传说》时，比较《诗》、《书》和《论语》三书中的上古史传说，发现“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他说这有三个意思：第一，可以说明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第二，可以说明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第三，即使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状况。他又提出研究古史要打破四项非信史的标准：(一)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二)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三)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四)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他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中扼要地论述了古史传说中的三皇五帝的由来，他说：自西周以至春秋初年，那时人对于古代原没有悠久的推测，《诗》、《书》里的“帝”都是上帝。商族认为禹为下凡的天神，周族认为禹是最古的人王。古史传说中的帝王，东周初年只有禹，是从《诗经》上可以推知的;东周末年更有尧、舜，是从《论语》上可以看到的。《论语》中二次连称尧、舜，一次连称舜、禹，可见当时确以为尧、舜在禹之前。于是禹之前有更古的尧、舜。从战国到西汉，伪史充分地创造，在尧、舜之前更加上多少古皇帝。自从秦灵公于吴阳作上畤，祭黄帝，经过了方士的鼓吹，于是黄帝立在尧、舜之前了。自从许行一辈人抬出了神农，于是神农又立在黄帝之前了。自从《易·系辞》抬出了庖牺氏，于是庖牺氏又立在神农之前了。自从李斯一辈人所说“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于是天皇、地皇、泰皇更立在庖牺氏之前了。自从汉代交通了苗族，把苗族的始祖传了过来，于是盘古成了开天辟地的人，更在天皇之前了。时代越后，知道的古史越前，文献越无征，知道的古史越多。这封信就这样揭示了历来公认的三皇、五帝古史系统是由神话传说层累地造成的。此文在1923年《努力》增刊《读书杂志》第9期公开发表后，引起史学界的激烈争论。以后，他将自己和他研讨争辩的文章编为《古史辨》，从1926年至1941年，共出了七册，其中第一至第三及第五册是他自己编的，第四、第六册是罗根泽编的，第七册是吕思勉、童书业编的。这部书不仅在当时对人们的思想产生巨大的震动，而且今后也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顾颉刚对古代的民族和地理也作了深入的考辨，以为自西周以至春秋初年，许多种族各自把本族形成时的人作为自己的始祖，而没有各族公有的共同始祖，只是春秋以后，经过了二百多年的大国攻灭小国，把无数种族并到一起，到了战国中期才出现唐、虞、夏、商、周同出于黄帝的说法。秦汉以前的中国只是没有统一的许多小国，《禹贡》的九州、《尧典》的流放四罪之处、《史记》的黄帝所到的四方，是战国时的七国的疆域，而《尧典》的羲、和四个居住地，以交趾入版图，更是秦、汉的疆域。他以为研究古代地理应当以各时代的地域为地域，不能以战国的七国和秦的四十郡作为古代早就定局的地域。为了促使史地学者钻研中国地理沿革史及民族史，他于1934年发起组织禹贡学会，创办《禹贡》半月刊。在他领导下，学术研究成绩卓著，为国内外学者所重视，称之为禹贡派。

顾颉刚把考定古书的著作时代作为研究古史传说演变过程的重要前提。为此，他对古书的著作时代作了大量的考订。他认为《周易》的《卦辞》和《爻辞》可以约略地推定在西周初叶，著作人当出于那时掌卜筮的史巫，著作地当在西周的都邑中。《易传》(《彖传》、《象传》、《系辞传》、《文言传》、《说卦传》、《序卦传》、《杂卦传》的总名)的著作时代，至早不得过战国，迟则在西汉中叶。今文《尚书》的著作时代，其中《盘庚》、《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多方》、《吕刑》、《文侯之命》、《费誓》和《秦誓》十三篇都可信为真;《甘誓》、《汤誓》、《高宗彤日》、《西伯戡黎》、《微子》、《牧誓》、《洪范》、《金縢》、《无逸》、《君奭》、《立政》和《顾命》十二篇，或是后世伪作，或是史官追记，或是真古文经过翻译，均说不定，但决不是东周间的作品;《尧典》、《皋陶谟》和《禹贡》三篇是战国、秦、汉间的作品，《尧典》出于武帝中年以后。《禹贡》是公元前三世纪的作品，在秦始皇统一前约六十年，作者是西北人。《逸周书·世俘》篇，作于殷、周之际。《诗经》是一部入乐诗的总集，是西周至东周的作品，辑集于战国中期。《周礼》是战国时的法家著作，出于齐国以及别国的法家，在散亡之余，为汉代的儒家所获得，加以补苴增损而成。《仪礼》是春秋末年或战国初期的作品。《礼记》大部分是西汉人所作。《春秋经》是未经笔削的《鲁春秋》。《左传》是纪元前三百年间所著。《公羊传》是战国时所作。《穀梁传》是汉代中叶所作。《论语》是孔子的再传弟子所记，战国初期的作品。《孝经》出于西汉初。《老子》一书的编成在公元前三世纪下半叶，其发展则在公元前二世纪。《庄子》是一部“道家丛书”，各篇的著作时代，从战国中期起，到西汉末年止，约经过三四百年。《山海经》为战国时书，其中的《山经》则作在战国前。《穆天子传》作于战国初赵武灵王末年。

顾颉刚在观看各种戏剧、搜集整理歌谣及孟姜女资料时，注意到小说、戏剧、歌谣中故事的随时随地变化，认为研究这一变化过程可以印证古史说的变迁。为此，他对吴歌、孟姜女故事、妙峰山香会及庙宇、神道、婚丧礼节等进行调查、搜集材料和分析研究，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1924年至1926年间，他的《孟姜女故事研究》、《吴歌甲集》和《妙峰山》先在报刊上发表，随着结集出版，受到学术界的高度赞誉。如刘复说他的《孟姜女》一文“是二千五百年来一篇有价值的文章”，“中国民俗学上的第一把交椅，给你抢去坐稳了”。又如《吴歌甲集》出版后，胡适说：“这部书的出世真可说是给中国文学史开一新纪元了。”《妙峰山》的调查报告出版后，更受到广泛的赞美，如江绍原把它视作“调查的样板”，“这不但可以使我们了解现在的中国社会，而且说不定对于过去的了解也有所贡献”。傅彦长则说它的“功绩在《古史辨》之上”，“在研究民族的艺术文化方面，其伟大的力量，在现代中国我还没有见过第二个人可与他相比”。何思敬则称誉他“是一个时代的所谓时代精神，而他便是这个精神的代表选手”。这些称誉说明他在民俗学、民间文艺上开创性的调查研究作出了为学术界所公认的首屈一指的贡献。他又热心于创办民俗研究的团体和刊物，1926年在厦门大学创立风俗调查会，1927年创办中山大学民俗学会和《民俗周刊》，编印《民俗学会丛书》。顾颉刚又是一位有强烈民族意识的热爱祖国的学者。他做过大量的反帝宣传工作。1925年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北京学界起来声援，推他做宣传文字，他即写了《伤心歌》和《上海的乱子是怎样闹起来的》两张传单，铅印散发、张贴，并在《京报副刊》上的《上海惨剧特刊》上发表。北大成立救国团后，他又与孙伏园联系，在《京报副刊》上出《救国特刊》，由他编辑，他在《发刊词》中提出“要把这次奋兴的感情变为持久的意志，要把一时的群众运动，变为永久的救国运动”。从这年6月到10月，共出版了十六期，每期他都写“篇首语”，又写了《上海的租界》等揭露帝国主义侵华史实的文章十五篇，可见其爱国心的强烈和坚定，办事的认真不苟。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又积极投身于抗日运动。他不仅参加了燕大的“抗日十人团”和“燕大中国教职员抗日会”，还为《中学生》作《贡献给今日的青年》一文，激励青年在国难日急的时刻，要下定决心到民间去，真正去唤醒民众，以挽救危亡。1933年他又创办三户书社(意谓“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也)出版抗日大鼓词和剧本，以求深入民间宣传抗日。后来三户书社改名通俗读物出版社，把工作的范围“由抗日的一义，扩大为民众教育的全面”，增出适合大众阅读的通俗读物，并创办《民众周报》和《大众知识》两个通俗刊物，以全面提高民众的文化知识水平。另外还成立“大鼓书训练班”，聘请著名鼓书艺人翟少屏培养了一个五女四男的演唱队到民间去进行宣传。到卢沟桥事变前夕，共出版通俗读物近五百种，五千万册，对团结全民奋起抗战起了巨大的作用。1934年8月，他去百灵庙，住在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的蒙古包里，与德王及其幕僚谈了三天，知道“他们背后有日本人撑腰，察、绥二省旦夕有继东北四省沦亡的危险，心中着急，想唤起国人共同密切注视边疆问题”，便将《禹贡》半月刊内容“转到以研究边疆历史和记录边疆现状为主”。出版了西北、东北、南洋、康藏、察绥等专号，又编印了《边疆丛书》。1936年11月，他与李书华、徐炳昶赴西安出席北平研究院与陕西省政府合办的陕西考古会第三届年会，此时正是西安事变前夕，在中共地下党的协助下，访问了张学良，劝说张学良抗日，向张灌输“促蒋抗日”，争取全面团结抗战。西安事变后，顾颉刚又为燕大中国教职员会作《致国民政府电》，电文中说：“同人敢宣言曰：凡有利于我民族国家之统一生存者，皆拥护之。”又与马荫良约会徐炳昶等人为《申报》办《星期论坛》，他首先作《中华民族的团结》，提出“对帝国主义用欺骗手段进行分化，要防微杜渐，预遏隐忧，认为应该在物质、精神和行政三方努力加强中华民族的团结”。又为《大公报·星期论文》作《回教的文化运动》，强调“回教徒与非回教徒间的隔膜必须竭力打开”，“愿就自己所长，在文化上做些沟通”。可见“九一八”事变后这六七年间，他一直在做唤醒大众、团结抗日的宣传工作。

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他又与徐炳昶、吴文藻等致电国民党中央政府要求坚决抗日。又致电宋哲元，勉其抵抗日寇。签名者二十余人。由于顾颉刚积极宣传抗日，日人列为欲捕者名单，他被迫离开北平。抗战期间他又在兰州创办《老百姓》旬刊，在临洮、渭源等地办小学教员讲习班，做抗战的宣传和提高民众的文化工作。通俗读物编刊社在抗战期间极困难的条件下，还编写出版了一百余种通俗读物。1938年为昆明《益世报》编《边疆周刊》，1941年在成都创立中国边疆学会。在宣传救国的同时，他也不放弃倡导学术研究，先后主编学术刊物《责善》半月刊、《齐大国学季刊》和《文史杂志》。其中《文史杂志》影响尤大。他认为“文与史是民族文化的结晶，是唤起意识的利器”。因此，它虽是纯学术刊物，但内容力求通俗，讨论的问题亦能和时代相联系，受到读者的欢迎。

抗战胜利后，顾颉刚希望恢复他以前创办的事业。1946年3月，禹贡学会在北平召开复员第一次会议。会上所作的一些研究和出版方面决定等，都因“物价奇昂”，大都未能实现，只办了一种《禹贡周刊》，在《国民新报》刊出十期，以后又在《经世日报》刊出十六期。1946年9月，他为续办通俗读物社，与马荫良等筹商组织民众读物社，次年5月，《民众周报》创刊，但受经济崩溃之影响而销路不佳。《文史杂志》于1947年复刊后，出了三期，到六卷三期就停刊了。此时他深深感到事业的苦闷。

1950年他在《昆仑传说和羌戎文化》一文中提出：中国正统文化，实在都从羌戎区域里发源，及至传进了中原然后大大地扩展的。昆仑是他们的宗教中心，这些宗教的仪式传进了中原，于是有“封禅”的大典礼，这些宗教的故事传进了中原，于是有整整齐齐的一大套中国古史。中国古史人物是由神话人物转变而来，而这些神话人物则由羌戎的宗教故事而来。因此，羌戎的宗教转变成了中国的古史。这是他对中国古史由来的最后的系统的简单说明。1954年后，他任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学术委员，主持标点《资治通鉴》、“二十四史”。晚年深入研究《尚书》，作成《大诰译证》和《校释译论》多篇。1980年12月25日顾颉刚在北京病逝。

顾颉刚一生著述宏富，约有二千万字，已编为《顾颉刚全集》，由中华书局出版。

参考文献

• 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见顾颉刚编：《古史辨》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影印本。
• 顾颉刚：《编印通俗读物的经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甘肃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28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 顾颉刚辑：《吴歌甲集》（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1926年版，民俗学会1928年版），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影印本。
• 顾颉刚编著：《孟姜女故事研究集》（第1—3册，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1928年版），后辑入顾颉刚编著《孟姜女故事研究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 顾颉刚编著：《妙峰山》（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1928年版），收入《民国丛书》第五编，上海书店1996年影印本。
• 顾颉刚：《顾颉刚自传》，《东方文化》第1—6期，1993年—19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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