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心湛，原名瀛，字仙舟，安徽合肥人，生于1868年6月2日。龚家祖籍江西临川，明中叶迁入江淮地区。祖父龚鼎孳曾任康熙朝礼部尚书，有文名，卒谥端毂，与钱谦益、吴伟业并称“江左三大家”。其父龚照璧，无功名。1877年，龚心湛由合肥至上海，投奔时任上海道台的叔父龚照瑗，随同堂兄心铭、心钊入国学为监生。后龚心湛仰慕新学，转入金陵同文馆，改学英语。金陵同文馆毕业后，适薛福成出任驻英特命钦差大臣，被奉派为随员。1893年后龚照瑗接任钦差大臣，龚心湛继续留英，前后有八年之久。由于他年轻好学，办事干练，很得两任使臣薛福成、龚照瑗的赏识，并被提为参赞。为组建北洋舰队，清政府曾托驻英使馆交涉订船和借款事宜，薛福成、龚照瑗均交由龚心湛承办。他多次随龚照瑗出访诸国，包括递交国书、参加盛典、贸易往来以及游历欧洲等，对欧洲之政治、经济社会状况等颇多了解^[1]。
 在驻英公使随员任上，龚心湛还参与了密谋诱捕孙中山的事件。1896年9月25日夜，龚照瑗接到杨儒关于孙中山已从纽约来英国的密电，立即派二等参赞马格里爵士(Sir Halliday Macartney)前往英国外交部婉言试探，可否依照香港、缅甸引渡条款，协助缉拿孙中山。英国外交部以香港、缅甸引渡条款不适用于英国本土加以拒绝。龚心湛献策道：“由马格里委托司赖特侦探社窥探孙中山行踪，然后再作决定如何。”^[2]龚照瑗采纳了这个办法。孙中山到英国后，就被英国的侦探盯梢，之后即被秘密绑架。孙中山被捕后，康德黎(James Cantlie)挺身而出向伦敦的地段警署报警，并向报界揭露清使馆在英国本土滥抓中国公民并欲偷运回国的消息，一时间社会舆论大哗。英国外交部迅速会同内务部联合介入调查。10月23日，马格里告以英国外交大臣定要中方释放孙中山之意，龚照瑗觉得，再囚禁下去使馆方面将会陷入更大的被动，只好决定放人。但他不愿走到前台，而派龚心湛出面处理。当天下午4点半，龚心湛出面宣布恢复孙中山的自由，来接孙中山离开使馆的英国外交部特派专员苏格兰场警署侦探长和康德黎先生应龚心湛“给我公使一个面子”的请求，未走正门，而是从侧门悄然步出清使馆。清廷随后又收到照会，英政府认为如果这种行为重演，“将证明必须利用任何可能需要的办法来解放囚犯，并使负责监禁行为的人员，尽速离开英国，相信中国政府将因此而严厉地谕令其在伦敦的公使，将来小心地避免再犯同样的错误”。
 1898年，龚心湛随龚照瑗任满回国，以保荐知府进京陛见，分发广东省任命。时李鸿章督两广，龚家与李家同为合肥望族，有世交。因此，他被派任广州知府兼洋务局会办。任内有两件事使其名播遐迩：按广州府旧规，赌税收入项下五万至十万两白银可由知府私自处理，但龚心湛却不取分文而移作地方公益。另一件事是汪兆镛、汪兆铭(精卫)兄弟应广州府试皆入选，循旧例应兄先弟后，而龚心湛认为“论文不分长幼”，破例置兆铭第一，兆镛第二。此两件事一时传为美谈。1901年李鸿章死后，谭钟麟任两广总督。谭钟麟出身翰林，讲究公文辞藻。龚心湛每有呈文均苦心磨炼，细心推敲，深得赏识。1906年，周馥任两广总督，委龚心湛督办边防，署钦廉兵备道。1909年李经羲督云贵，奏调龚心湛任临安开广道兼蒙自关监督。蒙自关为滇越铁路要冲，龚心湛到任后，竭力维护主权，旋擢升云南提法使。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后，龚心湛逃出云南，蛰居青岛，生计支绌，景况困顿。同在青岛做寓公的周馥建议善于理财的龚心湛找在北京政府当财政总长的其子周学熙，以其长为新政权效力。周学熙推荐龚心湛到汉口开办中国银行分行。此后一段时间，龚心湛基本上都专注于金融界和实业界，但在北洋军阀的纷争中，作为皖系的一员，很快又重回政坛。
 1913年龚被推举为安徽省议员、赈抚局督办、安徽国税筹备处处长。1914年经安徽都督倪嗣冲举荐为安徽财政厅厅长。龚心湛督办安徽赈务时，曾视察灾情，认为水利不修是致灾的原因，提议创设水利局，每年拨省税20万元充浚治经费。1915年1月，调任广东省财政厅厅长，即转任采金局总办，均未就。同年周学熙出任北京政府财政总长。1915年6月23日，龚心湛被委为财政次长兼盐务署督办。7月29日，龚心湛代表中国政府向丁恩(Sir Richard Morris Dane)声明中国政府盐政方针：“所有盐斤于未由场坨起运之先，一律抽收统一直接税。凡在现无官运之地点，不再举行官运，至现行官运办法之各处，其所收税款数目，如不及施行直接税法所收税款之多，亦必将官运办法取消……”^[3]此一承诺，再次确立了“就场征税，自由贸易”的原则，进一步确定中国盐务改革的方向。同时被推选为参议院参政。袁世凯筹谋帝制时，任全国经界局总办的蔡锷潜赴云南，发动“护国起义”，遗缺由龚心湛兼代。
 1916年袁世凯称帝后，龚心湛辞职，寓居天津。袁世凯死后，黎元洪就任大总统，龚心湛又被推为参议院议员。皖系为提高龚心湛的资望，在1917年底简放其为安徽省省长，以后龚心湛成为皖系主要骨干之一。1918年1月初，龚心湛与安徽督军倪嗣冲擅自决定增加本省田租，受到安徽人民的激烈反对，安徽旅居上海、南京、北京、天津等人士群起攻之，并电北京政府，要求罢免二人。1月11日，龚心湛被任命为北京政府财政总长。龚心湛任安徽省省长虽不足两个月，但却为他涉足北京政权，成为皖系重要骨干奠定了基础。
 1918年9月，徐世昌被安福国会选为大总统，由钱能训组阁，龚心湛任财政总长兼币制局督办。段祺瑞心腹参战军参谋长徐树铮与陆军总长靳云鹏二人相互争权，每以财政总长为冲击对象。斯时，北京政府财政极为困难，龚心湛终日为索饷索薪者包围，穷于应付。1918年除夕，靳云鹏逼迫龚心湛一次付给军饷300万元，因龚心湛无法筹措，遂与靳云鹏发生激烈口角，几致动武，龚心湛负气出走天津，后经段祺瑞出面劝说始返任。
 1919年，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席卷全国，广州军政府的护法斗争也日益发展，徐世昌政府处于内外交困的境地，皖系的倒阁活动遂乘机而起。在一筹莫展的情况下，内阁总理钱能训提出辞职，徐世昌提出曾任平政院院长的周树模组阁，段祺瑞有异议，皖系提出王揖唐组阁，徐世昌亦不同意。在徐树铮与靳云鹏难分上下之际，龚心湛成为缓冲一时的人选。龚心湛虽属段系，但与徐世昌有雅谊旧情，办事井然，具有理财的能力。1919年6月13日，徐世昌宣布龚心湛暂代国务总理。
 龚心湛上任之际正值“五四”以后各阶层人士游行请愿活动处于高潮阶段。6月21日，山东代表在滂沱大雨中齐跪于新华门，坚决要求收回山东权益，拒签巴黎和约，惩办卖国贼。大总统徐世昌拒绝出来接见，代表也坚决不撤离。龚心湛只好勉强出来应付，双方对话一直延至次日凌晨。龚心湛最后答应，山东主权不能收回，就拒绝签字，山东省内顺济、高徐路力图收回，但对惩办卖国贼未便允行。
 6月11日，陈独秀与高一涵、王星拱、程演生等人在北京新世界娱乐中心散发传单，被警察逮捕。陈独秀被捕的消息迅速传遍全国，各界、各省函电交驰。6月22日，章士钊分别致电龚心湛、王克敏等政要，谴责这是“忽兴文网，重激众怒”，称陈独秀“英姿挺秀，学贯中西”，“向以讲学为务，生平不含政治党派臭味”，自己与陈“总角旧交，同出大学，于其人品行谊知之甚深。敢保无他，愿为佐证”，敦促“立予释放”。
 陈独秀是安徽人，当时掌握北京政权的就是皖系军阀，警察总监吴炳湘也是安徽人，安徽各界纷起营救。据6月16、24日的《申报》，由旅沪皖人组成的安徽协会几次致电北京安徽会馆，要求以同乡关系，“望速起营救”、“竭力设法营救”。在为陈独秀获释而奔走的同乡中，既有他的好友，也有与他素不相识的人，余裴山致函安徽协会，称陈“为革新思想之先导，实吾皖最优秀之分子”。他在写给《时事新报》张东荪的信中说：“我和陈君并靡有一面之交，但不过我觉得他这样的爽直敢言，是很令人可敬的。”^[4]甚至还有反对白话文的桐城派古文家马通伯、姚叔节等，他们认为陈独秀“所著言论或不无迂直之处。然其学问人品亦尚为士林所推许”，“(吾等)与陈君咸系同乡，知之最稔”，恳请准予保释。连安徽省长吕调元也致电吴炳湘：“怀宁陈独秀好发狂言，书生积习。然其人好学深思，务乞俯念乡里后进，保全省释。”^[5]9月16日，陈独秀在具结后终于被释放。
 龚心湛主政期间，实际大权为安福系所操纵，徐树铮控制内阁，颐指气使。龚心湛不得不请徐树铮每日到国务院协助办理公务，甚至不避外间风言风语，在院内为其设立办公室。徐树铮则乘机引进丁士源、梁鸿志为其助手。陆军总长靳云鹏负气不到部办公，以示不予合作。龚心湛兼代总理期间，在外交、内政、南北和谈等问题上不得不面对各派势力相互倾轧和尖锐矛盾，勉力为之。
 当时东北吉奉矛盾达到了白热化程度。徐树铮在东北各派中偏向于张作霖，于是，他让龚心湛利用代总理的权力，通过国务会议，调任吉林督军孟恩远为惠威将军，令其来京供职。孟恩远以种种借口拒不入京，还假以“各民众团体聚集车站，阻远启行，吉林六十营军队派员坚留，余对此不能不有所顾虑”。于是，张作霖干脆扯下假面具动用武力。龚心湛只得主持国务会议，采纳鲍贵卿建议，以孟恩远以总司令名义，负责“剿匪”。孟恩远虽失去地盘，仍保有兵权，只得同意。张作霖独占东北的野心得以开始逐步实现。
 与此同时，围绕南北议和问题，北京政府内部矛盾重重。南北议和之前，北方政权由谁出任总代表一直未定，至龚心湛内阁，在段祺瑞、徐世昌支持下，决定由王揖唐充任北方代表，原因是“王公才识过人，为元首所识拔，于法律确能负责，业经指定，刻日成行”。龚心湛还手书全权证书给王揖唐，让其合理合法就任。殊料北方议和总代表王揖唐南下上海后，南方议和总代表唐绍仪拒不见他。当时沪上报界刊出的标题很诙谐：“王揖唐，唐不揖王。”
 龚心湛面对各方尖锐矛盾，处理政务显得力不从心，尤其是皖系扩军，已使财政收支陷于走投无路的境地。因此，各方诋毁、威胁纷沓而来，龚心湛负气提出辞呈。在辞职书中云：“张良借箸愿有补于一时，傅说和羹本难调众口。”这充分说明了他的心情及处境。1919年9月24日，徐世昌同意龚心湛辞去本兼各职。
 龚心湛此后去天津长期定居，从事经济活动。周学熙主动把中国实业银行总经理之职让于龚心湛充任，并准其参与周学熙经营的各项企业。
 1924年10月，第二次直奉战争中直系失败，黄郛组织摄政内阁，段祺瑞入京任临时执政，龚心湛再次进入政坛，任内务总长。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因病不治在北京协和医院逝世。3月19日，其灵柩移至社稷坛，各界人士瞻仰致祭，几天中吊唁签名者达74万人。在公祭的最后一天，段祺瑞派内务总长龚心湛代表他和执政府前往吊唁。因龚心湛是当年在伦敦抓捕孙中山的主要人物，守灵的学生们坚持要龚心湛走旁道入灵堂，不准他踏正中的台阶，龚心湛只好委曲求全，签了名代读完段祺瑞的祭文后即悄然退去。
 1925年12月，段祺瑞修正临时政府组织条例，恢复国务院，特命许世英组阁，龚心湛改任交通总长。1926年2月，陆军总长贾德耀组阁，龚心湛仍任交通总长。1926年5月，贾德耀内阁倒台，龚心湛亦随同去职，再度回到天津做寓公，从此结束其从政生涯。
 龚心湛返津后，再度与周学熙合作，先后担任通益味精公司董事长、启新洋灰公司总经理、耀华玻璃公司、大陆银行、中孚银行、永宁水火保险公司董事、江南水泥公司常务董事等职。周学熙所以重用龚心湛，主要是因为龚性情温和、善于理财，有人望又不专擅，可以代其出面缓冲各种争端。当时，周学熙企业集团的股东多为北洋军阀、官僚和盐商、地方官绅，企业内部关系复杂，如启新洋灰公司董事会中存在着河南系和安徽系的派系斗争，本是安徽人的龚心湛进入董事会中，却很好地调和了两派的矛盾。龚心湛的超然立场使周学熙在1926年任命其为公司经理。龚心湛遂成为天津实业界具有实力的人物。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占领华北，网罗北洋军政人员组织汉奸政权，龚心湛也在敌人属意之中。1940年3月，汪精卫在南京建立伪中央政府，原设在北京的伪临时政府改称为华北政务委员会，王克敏任委员长，龚心湛曾担任华北政务委员会咨询委员这样一个虚衔。
 在抗战时期，龚心湛致力于社会福利及救济事业。当时有大批难民进入天津，龚心湛积极筹款赈济，并组织伤病难民救济会，招集医士进行治疗。1939年，天津遭水灾，龚心湛又假开滦矿务局成立临时医院，收治急症。当时在日伪统治下，沦陷区粮价日昂，民不聊生，龚心湛遂发起成立急赈会，募款数百万元，以资救济。
 龚心湛晚年还致力于教育事业，曾任南开大学、工商学院及耀华中学等的董事或董事长。其中工商学院系教会所办，抗战中期，该校与罗马教廷失去联系，财源告竭，行将停办，龚心湛挺身出任董事长，捐赠巨款，并多方募集巨款，以资维持。启新洋灰公司总秘书徐蔚如系当时著名的佛教学者，龚心湛在启新总理和董事长任上与其朝夕相处，受其影响，也对佛教产生兴趣。晚年寓居天津，信奉尤专，日有常课，常以“将此身心奉尘刹，是则名为报佛恩”偈语自励。徐蔚如在津创办刻经处及佛教功德林，举办甲戌讲经法会，重修天津大答禅院等，龚心湛皆竭诚赞助，并任功德林首届林长。倡办赈济时，功德林诸善信率先响应，并成立佛教赈济机构^[6]。1943年，龚心湛和知名居士周叔迦发起重修大悲院，礼请天津籍高僧炎虚法师任会长，新修大悲院东院和两厢配殿。
 日伪统治时期，周学熙、龚心湛经营的各项工商企业，成为日军吞并并强占的主要对象。如江南水泥厂的电机、钢磨被日本轻工业株式会社拆走，龚心湛为维护企业，奔走各方要求发还，终未有成。1943年12月病故。

参考文献

• 孙家骥：《龚心湛》，载杨大辛主编《北洋政府总理与总理》，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 观瀑主人著：《人鉴》，北京复报社1924年版。
• 张朴民：《北洋政府国务总理列传》，台湾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
• 周军主编：《皖系北洋人物》，安徽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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