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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旭个人资料简介传记_高旭历史评价_高旭怎么死的?

作者:主编 时间:2022年11月17日 阅读:132 评论:0

高旭,名堪,字天梅,号剑公,别号钝剑、汉剑,又署名慧云、哀蝉等[1]。1877年出生于江苏松江府金山县张堰镇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从小便在家庭中受到良好的文化熏陶。七岁学诗文,十七岁即以诗名噪乡里,后来又从顾莲芳和庄瘦岑先生受教,诗益猛进,旧学基础益深厚。

1894年中日甲午战起,清政府的惨败使高旭深受刺激,他开始关心民族的危亡,国家的前途。1898年,他倾向维新变法,很快就成了康、梁的积极拥护者。“南海真吾师”,是他早期政治上和思想上的信条。1898年“六君子”的殉难和1900年唐才常领导的自立军起义失败,使高旭由单纯地拥有一腔爱国热情转向如饥似渴地读《清议报》等维新报刊,从中汲取新知识、新思想,并且试图用自己的诗作和它们建立联系。他写了《唤国魂》、《读〈谭壮飞先生传〉感赋》、《吊烈士唐才常》等诗,歌颂那些把生命贡献给改革事业的政治家们。

1903年是国内形势迅速变化的一年,也是高旭思想发生巨大变化的一年。章炳麟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和邹容的《革命军》以及章炳麟为《革命军》所写的序言,都给了高旭以新的认识。6月末,苏报案发生,他开始认识到清政府对内镇压人民革命运动、对外投降帝国主义的本质和康有为保皇派的本来面目。他的立场开始转变,逐步形成了民族革命的思想。9月,《国民日日报》创刊,他经常在该报发表充满强烈的革命思想的诗作,例如《海上风潮起放歌》就是一首强烈的反清革命的战歌,在当时诗坛上有划时代的意义。10月,他又和叔父高燮、弟弟高增一起组织觉民社,发行《觉民》杂志,以唤起国民之魂。1904年初,他频繁地赴上海,经常出入《警钟日报》社,和陈去病、刘光汉以及《中国白话报》的主编林白水等论交。这时,他又接触到一些更富有反清革命思想的书籍,如王船山的《黄书》、刘光汉的《攘书》、陈去病的《陆沉丛书》、章士钊的《孙逸仙》等书,明确地形成了他的反清革命思想。从此,他与康梁一派断然决裂。在《中国八大奴隶歌》一诗中,他把康、梁二人定为第七、第八号奴隶,与洪(承畴)、吴(三桂)、曾(国藩)、胡(林翼)等人并列,而在《光复歌》、《逐满歌》、《大汉纪念歌》中极力阐述反清革命的主张。1904年秋东渡日本留学,入法政大学速成科。这时他开始系统地接触资产阶级的思想与文化。卢梭的《民约论》、美国的《独立宣言》、达尔文的《进化论》等对他的影响极大。他的思想由单纯的华夷之辨,进而转变为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与民主、自由、平等观。年末他又结识了在国内革命斗争失败后流亡日本的革命党人宋教仁、陈天华等,并经常与田桐、程家柽等人在一起,纵论天下大事,探讨与寻找反清救国的道路。他决心接手已经休刊的《觉民》和《江苏》两份杂志,再办一个振聋发聩、催人猛醒的刊物,定名《醒狮》。在同盟会的机关刊物《民报》出刊之前,《醒狮》是最具有批判锋芒和战斗威力的一个刊物。

1905年7月,孙中山从欧洲来到日本横滨,着手组织革命团体。8月中旬,中国同盟会正式成立。高旭是第一批入会的盟员之一,并且担任了江苏省的主盟人。年末,东京留学界为反对日本政府文部省公布《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全体罢课,继而停学,最后罢学归国。1906年初,高旭与各省归国学生代表一起创办中国公学。不久,因不满于中国公学管理上的混乱,遂宣布退出,另组健行公学于上海西门宁康里,作为培养革命青年的场所,同时也作为同盟会江苏支部的活动机关。其间,发展了柳亚子、陈道一、张家珍等多人加入同盟会,并坚留柳亚子担任健行公学的国文教席。他们以《黄帝魂》做教材,向学生灌输反清革命思想。柳亚子把黎里的学生自治会转来健行公学,改称青年自治会,作为同盟会的外围组织。柳亚子又把黎里的《复报》也迁到上海,在健行公学编辑,寄往日本印刷,然后秘密运回国内发行。《复报》和《民报》步调相同,一时被誉为《民报》的“卫星”。健行公学是上海革命气氛最浓的学校之一,有第二爱国学社之称。在健行公学的后面,有健行公学教员夏听蕖的一所住宅,榜其门曰“夏寓”,这是同盟会江苏支部的秘密机关。上海地区的许多革命会议,都是由高旭主持在这举行的。高旭还通过马君武、傅君剑等,和中国公学的革命党人相联系;通过湘学社的陈汉元、宁太一等,和湖南的革命党人联系;通过陈志群,和蠡城学社的秋瑾、陈伯平等江浙革命党人保持联系。健行公学一时成了上海及东南地区的革命活动中心。如果说1902年上海的革命活动中心是在爱国学社,1903年在苏报社和国民日日报社,1904年在警钟日报社,1905年在国粹学报社,1906年则在健行公学。1906年7月下旬,孙中山从东京乘法国邮船赴越南,途经上海,召集高旭、朱少屏、陈道一、柳亚子四人前来,垂询上海革命活动的进展。通过健行公学,孙中山很快见到滞留沪上的各地革命党人代表,如秋瑾、熊克武等。1906年秋天,健行公学的革命活动引起了两江总督端方的注意。高旭不得已在年末将健行公学解散,关闭“夏寓”,回到金山乡下,暂避矰缴。不久,又迁居留溪,并创办了钦明女校,与妻子何亚希同任教职。

1907年春天,高旭赴上海,约陈去病、朱少屏、沈道非、刘季平同赴苏州游览。他们一路上流连山光水色,凭吊历史遗迹,过七里山塘,经五人墓,来到虎丘,在明末抗清英雄张国维祠饮酒赋诗,追慕先烈,大有几复风流余韵犹在之气概。虎丘之行,已经埋下了日后举办南社雅集的种子。七八月间,高旭和柳亚子等都参加了陈去病发起的神交社。参加神交社雅集的十八个人,后来差不多都入了南社,故而神交社实际上可以看成是南社的预备会。1908年1月,留学日本的刘师培、何震夫妇由日本归国。途经沪上时,陈去病在酒楼设宴招待,高旭、柳亚子及神交社部分同人再次雅集。会上出现了南社的名称,会后摄影一帧,高旭和柳亚子都分别保存了一张,即题为“南社雅集写真”,并题诗其上。

1909年5月,高旭与正在上海养病的陈去病联系,商讨南社的一些问题,“要我结南社,谓可张一军”。9月初,陈道一自南京出狱,与柳亚子相偕赴留溪访问高旭。这次三人相聚,回忆了两年以来诸友的分合聚散,又得知陈去病已在苏州张家任教席,柳亚子动了再在虎丘雅集之兴,相约各自通知社员,冬日在吴门相会。10月17日,高旭所撰《南社启》在《民吁日报》上刊出,声称“与陈子巢南、柳子亚庐有南社之结”。10月27日,柳亚子撰《南社条例十八条》在《民吁日报》上刊出,宣称“品行文学兼优者,可得入会”。11月6日,陈去病发出《南社雅集小启》,通知各地社员“孟冬十月,朔日丁丑”“爰集鸥侣”、“幸勿忽诸”。11月13日,在虎丘张国维祠举行了南社的第一次雅集。南社这一有光辉意义的名称,遂正式出现在中国近代革命的历史上。不过,高旭因为儿子生病,未得躬逢胜会。会后,他曾赋诗填词,分寄社友,表示“来春再做虎阜游”。此时高旭已经填了南社入社书,为第二号。1910年秋(重阳),高旭偕妻何亚希,约叔父高燮、友人蔡哲夫等人来到南京,共作白门之游。他们一路诗歌酬唱,抒发江山故国之思,后来由周实结集为《白门悲秋集》。这是南社成立后一次较大规模的活动。

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金山时,正在家居侍父病的高旭闻之欣喜万分:“日吉早时论北伐,便应一战决戎华。”南京临时政府成立的消息更使他备受鼓舞:“炸弹声中觅天国,头颅飞舞血花红!”他是在激动和欢呼声中跨进了中华民国的新纪元。1912年春,高旭被推选为众议院议员。次年即赴北京。但袁世凯恣意破坏民主制度,在国会选举其为总统后,即以“增修约法”为名向国会进攻,随后于1914年下令解散国会。“月下一凭栏,浩荡江山,坏何容易造何难!”高旭怀着满腹悲愤离开北京。1916年,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总统,恢复了两院和国会的活动。随后因参战问题而引发“府院之争”,在段祺瑞、张勋的威逼下,黎元洪于1917年再次解散国会。“大千龙战玄黄血,残局猧翻黑白棋。”无奈之下,高旭再次离开了北京。

1917年,孙中山南下广州组织护法军政府,召开国会非常会议,高旭应召赶去参加。1918年2月,军政府改组,桂系军阀掌握实权,孙中山离粤赴沪。“龙战玄黄此正时,漫天妖雾忽迷离。”高旭初来广州之时抱有“安得长剑倚崆峒,扫尽豺狼四海一”的雄心,而此时“客中寂历我何堪”,“惆怅髯苏窜岭南”,遂回家隐居。随后,高旭三上北京。1923年夏,曹锟的野心日益显露,高旭的家乡人士颇关心他的进止,曾发公函给劝他早日离京,“不要违法助逆”,而高旭也有一封回信,态度颇为坚决,信中说:“诵来电,敬悉。政变陡兴,是非淆乱。曹锟欲用金钱贿买总统,罪大恶极,令人发指。所幸投票之权,实操诸我,旭之铁腕尚在也。所以迟迟未即南行者,特以此之倡国会南迁论者,乃竟合全国唾弃之安福、政学两系为一气,深恐故态复作,遗毒无穷。故郑重考量耳,非绝不南旋也。至人格之保存与丧失,以留京赴沪定之,要非探本之论矣。辱承教惠,敢布区区。”10月4日,曹锟以四百八十票“当选”为“大总统”。10日,上海的《申报》和《民国日报》同时公布了参加贿选议员名单,共五百五十人,高旭名列其中,故此被称作“贿选议员”[2]

柳亚子听说高旭参与贿选时,立即驰电相责:“骇闻被卖,请从此割席。廿载旧交,哭君无泪,可奈何!”二十三名南社旧友也立即发表声明,不再承认高旭等社友资格。1924年冬,高旭抱病南归,避居张堰乡下。1925年8月25日(农历七夕)病逝。

高旭一生写作极勤,著述亦丰,其中尤以诗为最突出。高旭早期的诗作,关心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呼唤革新政治。随着高旭在政治上转变为反清革命的志士,在诗歌创作以鼓吹反清的种族革命为主题,《海上大风潮起放歌》可以看作高旭诗风乃至思想的转变标志。1906年在健行公学时,高旭以一夕之功,伪造了石达开遗诗二十余首,出版后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一时大江南北,都争传其诗。高旭的文章也有可称道之处,其诗文结集为《天梅遗集》,今人辑有《高旭集》。

参考文献

  • 高缪:《高天梅先生行述》,《江苏革命博物馆月刊》第2卷第1期(1931年1月)。
  • 陈去病:《高柳两君子传》,《民立报》1913年7月21日。
  • 郑逸梅:《南社社友事略·高天梅》,《南社丛谈》,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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