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崇民，名恩濬，字健国，号崇民，以号行。奉天(今辽宁)开原人，1891年11月14日(清光绪十七年十月十三日)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其父高葆如以教书为业，对子女“常以儒家躬行实践相训勉”^[1]。

高崇民自幼在家乡读私塾，从《幼学琼林》起， 直到“四书”、“五经”均在诵读之列。1909年考入奉天农林学堂。1911年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参与推翻清王朝的革命。1914年赴日本留学，入东京明治大学政治经济系学习。1915年，袁世凯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二十一条”卖国条约，留日中国学生奋起声讨。在讨袁斗争中，高崇民满怀义愤，慷慨陈词，痛斥袁世凯，深受留学生拥护，被推选为代表到上海召开群众大会，开展倒袁活动。事毕，于当年返回日本。他对“出一弱国(中国)，经一亡国(朝鲜)，入一强国(日本)”^[2]的旅途，深有感触。鉴于强邻觊觎，国势日危，决心不做功名利禄之徒，誓为民族独立、祖国富强而奋斗。

1919年毕业后回国，投身新闻界，在北京《正言报》任编辑。他博学多才，思想敏锐，长于论辩，文笔隽永，深受读者欢迎。次年，与友人合办《正俗报》，宣传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改良主义的政治主张。

1922年高崇民回籍，在奉天府(今沈阳)与赵锄非、洪敬民等建立东三省民治俱进会。1923年3月，他们不顾地方当局禁令，发表《告全国父老书》，反对日本续租旅大，被驱逐出奉天省境，到了哈尔滨。1925年，在哈尔滨东省特别区市政管理局任督学兼教育科长，后又兼东省特别区教育会会长。同年，参加改组后的国民党，协助孙中山派往东北工作的朱霁青发起组织启明学社，开展反帝反封建宣传。在哈尔滨期间，他对旧官场争权夺利，贪污腐化现象不满，经常发表反对言论。由于他掩护过中共地下党员苏子元等人，1927年，特别区当局借口他是共产党，将其逮捕。后查无实据， 将他押解回籍。

1928年，高崇民出任奉天工商联合会总务长兼《商工日报》社长。为保护商民合法利益，反对苛捐杂税，他和工商联合会副会长杜重远等人组织商民数万人罢市游行表示抗议，引起各方极大震惊。同年底，张学良不顾日本帝国主义的反对毅然实行易帜。时日本侵略者采取一系列高压手段，逼张学良解决所谓满蒙悬案，高崇民作为省农民会会长懔于国难日亟，与阎宝航、杜重远、车向忱等先后发起组织国民外交协会、国民常识促进会和辽宁省拒毒联合会等团体，广泛开展反日爱国活动。

1929年起，高崇民任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张学良的秘书。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高崇民去北平当面质问张学良为何不进行抵抗。后又上书批评张学良说：“公一向用人，以庸懦无能者为上选。”^[3]张学良十分重视高崇民敢于直言进谏，将他视为畏友。高崇民得知丢掉东北是执行蒋介石不抵抗命令的结果，乃坚决辞去张学良秘书职务，全力从事抗日救亡运动。同年9月27日，高崇民和阎宝航、杜重远、卢广绩、王化一、王卓然等在北平发起成立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任常务委员兼总务部副部长，积极筹集资金，支援关外义勇军的抗日武装斗争。11月底，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组织了一次请愿斗争，由流亡关内的东北青年和学生组成请愿团，高崇民为领队之一。请愿团抵达南京后，蒋介石被迫在中央军校礼堂接见。蒋介石避而不谈不抵抗政策造成的恶果，却侈言“中央没有什么对不起东北人的地方”。高崇民针锋相对地反驳：“东北人民对促成统一、保卫国土所作的努力，对得起中央，而中央在敌寇入侵以来，不发一兵一卒，不作明确抗日表态，一味依赖国联，使敌人得寸进尺，侵略无止境，中央何以对得起东北人民?”^[4]使蒋介石面红耳赤，无言以对。

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是流亡关内的东北人民第一个抗日救亡组织，参加者除进步人士外，既有国民党人，也有国社党人。在一次执委会上，国民党CC派东北头面人物梅公任(字佛光)对常委的工作进行无理指责。高崇民当即拍案而起，愤然斥责：“你也是一名执委，从救国会成立以来，没见你出席过会，你既不到会，又不了解情况，有什么资格来挑剔?你算什么东西!到底你是来抗日还是来捣乱呢?!……我不能与你这样的人共事。”^[5]说罢拂袖而去。高崇民的仗义执言，博得与会者的钦佩。事后，梅公任想拉高崇民加入CC派，高崇民复信中有言：“鸣蝉洁饥，不羡螳螂秽饱”^[6]，表示决不与梅等为伍。

1933年，高崇民撰写了两本小册子：一是《三民主义的真谛》，揭露蒋介石挂羊头卖狗肉的假三民主义;另一本是《东北魂》，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出卖东北的罪行;表明东北人民绝不甘心做亡国奴，东北人民一定要收复东北失地的决心。

同年春，蒋介石把丢失东北和热河的责任完全推到张学良头上，逼其下野出洋，派何应钦接任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委员长。何应钦一到任，即下令取消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对此，救国会的某些领导人曾产生消极情绪，想坐待张学良归来。而高崇民却斗志不衰，他对卢广绩说：“不能等着，公开的活动不能搞，我们可以搞秘密的活动嘛! 不管怎么样，抗日救国工作不能停。”^[7]于是，他便和阎宝航、陈先舟、杜超杰、王化一等于1933年9月18日秘密成立了复东会，为秘书长，继续进行抗日救亡活动。

复东会的成立引起了蒋介石的注意，担心它会影响“先安内后攘外”政策的执行。1934年张学良归国后，蒋介石指使军统头子戴笠打出蒋张合作的牌子成立四维学会，以取代复东会。高崇民强烈反对解散复东会，拒绝加入四维学会，后经张学良反复劝说方勉强同意加入。他对四维学会不抱任何幻想，认为这个组织是蒋介石推行独裁统治的御用工具。1935年6月，四维学会主要成员集会讨论抗日问题，会上，高崇民说：“敌人如此猖狂，得寸进尺，实在忍无可忍，希望我们的领袖(指蒋介石)马上领导抗日……一定会得到全国民众的支持。否则，全国民众对领袖的拥护和信仰将发生动摇。”^[8]他还指出，学会不能只是坐而论道，不搞实际的抗日工作。军统头目贺衷寒听到高崇民主张抗日又批评蒋介石，十分不满，便说：“我们应以领袖的意志为意志，个人不能有主张。我们服从领袖应像迷信神一样，丝毫不能动摇。否则怎能算拥护领袖呢?……主张抗日简直是放狗屁!”高崇民立即反驳说：“我们拥护领袖是为了抗日，我们的口号根本是拥护中央收复东北，因为他有抗日力量。”贺衷寒不待高崇民言毕即插言质问：“那么，领袖无力量你就不拥护吗?”高崇民立即答道：“那是当然，否则，我们怎么不拥护街上站岗的警察呢? 领袖毕竟是人，而不是神，只有活混蛋才迷信神。”^[9]不久，国民党当局即以“辱骂领袖”的罪名下令通缉高崇民。

1935年10月，孙达生向高崇民转达了中共的希望：请他去西安促进张杨合作，实行联合抗日。高崇民与杜重远及阎宝航商议后决定接受这一任务，同时，三人又联名致函张学良劝其退出内战，联共抗日。高崇民到西安后，即向张学良进言，指出蒋介石要东北军“剿共”是在搞“一箭双雕”的阴谋，企图使东北军和红军两败俱伤。他劝张“不要用旧眼光视红军为流寇，今天的共产党决非黄巢、张献忠、李自成可比，须知共产党是马列主义的政党，是从广大人民利益出发，所以百姓欢迎。红军到任何地方，都和老百姓成为一家人，如鱼得水。按道理是不应该‘剿’的，按力量也‘剿’不完，因为国军不能把老百姓消灭净尽。应权衡轻重，斟酌利害，是保存东北军实力，收复东北老家呢?还是随蒋内战同归于尽?”^[10]张学良善其言，嘱他沟通东北军与西北军之间的关系，并说，解除误会方能成大事。高崇民往见杨虎城，“披肝沥胆，痛切陈述张的深谋远虑，绝无对西北有取而代之的意图。杨听毕极为高兴”^[11]。此后，张杨之间的误会因此冰释。

1936年上半年，高崇民与栗又文、孙达生合写了一本题为《活路》的小册子，揭露国民党“先安内后攘外”反动政策的本质及其危害;指出东北人民只有抗日才有活路;呼吁停止内战，联苏联共，共同抗日;提出红军、东北军、西北军联合抗日的“三位一体”的主张。《活路》在东北军和西北军中深受欢迎，其中高崇民撰写的“抗日问答”成为对战士进行政治教育的通俗教材。《活路》后被国民党当局发现，再次下令通缉高崇民，张学良乃令王以哲派人将他护送至天津租界暂避。

同年8月，蒋张矛盾加剧，张、杨派人将避居天津的高崇民接回西安，参加筹划逼蒋抗日大计。西安事变爆发后，高崇民被任命为张、杨两将军的政治参议机构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曾参与起草张、杨联署的关于停止内战、抗日救国的八项主张。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过程中，高崇民始终遵循中共关于顾全抗日大局，坚持和平解决，维护“三位一体”的方针，在东北军和西北军中做了大量工作。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被囚禁。1937年，在上海的高崇民与栗又文曾往访宋子文，要求宋子文履行诺言，营救张学良。同年2月，高崇民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与刘澜波、栗又文、阎宝航等在北平成立东北救亡总会，任主席团委员兼管组织部工作。“七七”事变后，高崇民到了西安，参与“东总”陕西分会的领导工作，积极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并输送许多青年去延安参加革命。

1940年秋，高崇民拟去新疆见盛世才，营救其好友杜重远。当时，去新疆机票均须重庆批准方能购买，为购机票事被戴笠骗至重庆，加以软禁。在重庆，由于“东总”领导成员于炳然、于毅夫先后被迫撤离，高崇民乃奉周恩来之命接替他们的工作。1942年，蒋介石下令取消“东总”，高崇民便在猫儿石住所挂起《反攻》半月刊社的牌子(《反攻》半月刊原为“东总”的机关刊)，继续坚持“东总”的工作。他发现其住所附近经常有三五特务轮流监视，房东也被查问，愤而致函戴笠质问：“余一介寒士，流亡无依，有何可畏，防之若敌?”^[12]戴矢口否认。此后，监视方式有所改变，但终未解除。高崇民身处虎穴，毫无畏惧，他公开主张联苏联共;他常出入苏联大使馆和八路军重庆办事处;他曾对戴笠说：“任何省的人不主张联共抗日都可以，惟东北人不能不主张联共抗日。”^[13]他光明磊落，戴笠也对其无可奈何。当时，高崇民的生活十分困难，戴笠想拉拢他，许以待遇优厚的设计委员职务，他则婉言加以谢绝。1945年，高崇民秘密潜回东北，为此遭到蒋介石第三次通缉。

高崇民于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后，他历任安东省主席、第一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兼司法部部长、最高法院东北分院院长，第一、二、三届人大常委，第二、三届民盟中央副主席，第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高崇民无限怀念张学良。1960年曾致函张学良祝寿，信中写道：“自别旌旃，廿有四载，缅怀心情，时萦梦寐……今者祖国更新，洗涤百年之耻辱，树立万代之鸿基，六亿五千万人民，群情欢娱，欣欣向荣。”“公今年六十大寿，远隔海疆，不得奉觞称庆，益引为憾。遥祝我公寿如松柏，坚如金石。……”^[14]1961年，在西安事变二十五周年纪念会上，高赋诗感怀张学良：“兵谏功成廿五年，乾坤扭转话凌烟。今日座中皆旺健，一人憔悴在东南。”^[15]

高崇民曾多次参加人大代表团出访印、朝、苏、捷、罗、保、南、芬、阿尔巴尼亚等国;在国内，北起黑龙江，南至海南岛，到处都留下他视察的足迹。1965年，更以七十四岁高龄进藏庆祝西藏自治区成立。其后，高崇民被诬陷为“东北叛党集团”成员，被捕入狱。1971年7月29日冤死于秦城狱中，1979年获得彻底平反^[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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