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筱庵名宗耀，字筱庵，浙江镇海人。1872年12月30日(清同治十一年十二月初一)出生在镇海小港镇。幼年在私塾就读。其父傅晓春，是当地的帆船主，专为源茂木行运输木材，经常行驶于浙江和福建沿海。

1892年，傅筱庵由其父托人介绍，进上海浦东英商耶松船厂做工。进厂不久，入夜校补习英文。由于他能用简单英语会话，因此博得该厂大班英人潘特斯的青睐，四五年后被派充为冷作间的“拿摩温”^[1]。此后，傅一方面以延长工人劳动时间、压低工人工资继续取得大班的好感;另一方面又用虚报工人名额、浮领工资等手段，积攒了一些钱。

当时，耶松船厂职工多在该厂附近赁屋居住，这些房产是上海商业会议公所总理严信厚所有。严家每月派人摆渡到浦东收租，因工人生活困苦，拖欠者甚多，为此颇感棘手。傅筱庵得知此事，认为是结识豪门严家的良机，乃毛遂自荐，在该厂每月发放工资时，由他逐户代扣，汇集后亲自送到浦西三元宫严家。不久严家上下与之相熟，都以“小傅”称之。傅筱庵呼严信厚之妾杨氏为干娘，并经严信厚之子严子均介绍，结识了鲁麟洋行买办虞洽卿、平和洋行买办朱葆三等人。傅又常随严妾杨氏到官僚、大买办盛宣怀家，与盛妻庄氏作方城之戏，逐渐与庄氏及盛子重颐等相熟，不久又被庄氏收为义子，遂成为盛家的心腹。

1909年，傅筱庵经严子均介绍，进招商局所属的华兴保险公司当副总经理，辞离耶松船厂。不久华兴公司总经理病死，即由傅筱庵继任。1911年盛宣怀利用邮传部大臣职权，为清政府办理出卖汉冶萍公司产权、收铁路归“国有”等事，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声讨。上海的汉冶萍公司股东及四川旅沪同乡，为反对盛宣怀丧权辱国，在上海四川路青年会开会，盛重颐由傅筱庵陪同到会。会上群情激愤，纷纷主张将盛家产业充公赔偿。此时，傅筱庵竟当众跪地叩求，在一片扰攘中，使盛重颐得脱重围，从此益为盛家所信用。

辛亥武昌起义后，盛宣怀率全家逃往青岛躲避，在沪财产托傅筱庵代管。上海光复后不久，朱葆三继沈缦云任沪军都督府财政部长，筹措军饷。傅筱庵通过朱葆三的关系，认缴饷款后，被都督府委为财政部总参议^[2]及沪关清理处长，并承认他在招商局、汉冶萍公司及中国通商银行三大企业内盛家股权的代表身份。1914年4月，盛宣怀重掌招商局、汉冶萍公司职权后，任傅筱庵兼招商局经理各地栈租之缺，以酬其保产之功。此时傅筱庵已是中国通商银行董事，并任上海总商会第一届议董，负责对外交涉事务^[3]。

傅筱庵的社会活动有了扩大，更助长了他个人追逐名利的欲望。1916年与严子均、虞洽卿、朱葆三等人集资创办祥大源五金号，自任总经理，包揽了招商局等企业的五金进货业务，利润逐年增加。同时他又先后充当了专营五金等洋货进口的美商美兴洋行和英商长利洋行的买办，独占了上海市场的五金进口贸易，成为富豪。1916年盛宣怀病死，傅筱庵这时已是招商局董事，并任该局积余产业经理、内河轮船公司经理兼主船课长。由于他执掌各轮买办及职工的任免大权，得以勾结某些买办，走私鸦片，坐地分肥;又勾结鄱乐煤矿公司谢蘅牕，包办招商局各轮燃料，受贿营私。1921年4月，招商局股东大会上，股东孙铁舟提议要求彻查帐目，并在这次会上撤销了傅筱庵的董事和积余产业经理职务。傅筱庵恼羞成怒，指使流氓混入股东会，推翻议案，并勾结法驻沪总领事，指控孙铁舟诋毁其名誉，告于法租界公堂。后经施肇基出面调解，恢复了傅的董事职务，才算结束了诉讼案。此后，傅筱庵的气焰更甚，总经理盛重颐愤而离职，他遂独揽局务。但是股东反傅筱庵的浪潮仍不断发生。1922年秋，股东张某向北洋政府交通部控告傅筱庵败坏航政，营私舞弊，侵占公产。交通部派员来沪彻查。傅筱庵与友人朱葆三、陈炳谦等十一人，先行组成股东自查检查会，阻挡部员检查^[4];同时又请出张謇领衔，江浙豪绅联名致电交通部，为他疏通，此案也就不了了之。

1924年傅筱庵争夺上海总商会会长的职位，因名声不好而落选。1926年再选时，傅筱庵早作准备，依靠军阀孙传芳作后台，玩弄各种手法，终于当选为会长。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不久东路军攻入江西孙传芳地盘。傅筱庵调来招商局轮船九条，供北军孙传芳作军运。9月9日，江永轮因装运弹药发生爆炸，船员八十八人罹难^[5]。招商局海员纷起罢工，反对军运。傅筱庵勾结孙传芳的爪牙，封闭中华海员工人联合总会，捕去职员多人，对罢工工人横加镇压^[6]。不久，上海工人纷纷响应北伐军，一再起义。傅筱庵以商会会长名义除勾结军阀进行武力镇压外，并收买流氓，谋从内部破坏工运，并于12月召集招商局机器厂、祥生船厂等三十多家大厂，筹备成立“上海机业劳资总联合会”，自任委员长，玩弄“劳资联合”的骗局^[7]。

孙传芳穷途末路，联合张作霖，组成安国军。1927年3月孙传芳、张宗昌发行库券一千万元，作为其最后顽抗之军费。傅筱庵召集上海银钱业摊认，遭到反对，无一应者。傅筱庵为表示对孙传芳的报效，特从中国通商银行准备金中拨款捐赠二百万元。

不久，北伐军进抵嘉兴，傅筱庵见风使舵，派亲信持函往见东路前敌总指挥白崇禧，表示欢迎;同时又在孙传芳离沪时，亲往送别。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孙军溃逃。3月22日，白崇禧进入龙华，派人持函往晤傅筱庵，称其为“商界领袖，群流景仰”。傅筱庵接函后喜出望外，邀同方椒伯等往访，对白崇禧恭维备至，并筹办大批慰劳品送往犒军。次晨，复邀集英、法、美等国驻沪总领事，亲自陪同往晤白崇禧。此后。国民政府于4月26日下令通缉傅筱庵。傅筱庵在租界得到消息，躲避数日后，携眷搭轮逃往日占之大连。傅筱庵潜居大连四年余，经常与日本海军特务小松、石井等人往来。

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夕，蒋介石撤销对傅筱庵的通缉令，傅筱庵于10月16日重返上海，复任中国通商银行总经理(后转任董事长)，以及美国钞票公司买办、英商耶松船坞及机器造船厂董事等职^[8]。1934年，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图谋华北，傅筱庵应黄郛之邀曾赴华北一行。回沪后，鉴于抗日气氛日趋高涨，不敢妄动，深居简出。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不久上海沦陷，傅筱庵不甘蛰居，与日本政客、浪人往来频繁。并和日本侵略军搭上关系，于1939年10月16日叛国投敌，继上海伪“大道市政府”市长苏锡文之后，出任伪上海特别市市长。傅筱庵任伪职期间，日本侵略者派甲斐弥次郎为顾问，从旁监视，用人行事绝无自由。傅筱庵想捞钱也无法下手。做了半年“市长”后，他自己哀叹说：“我每月薪水公费收入为两千元，只够用来敷衍日本海、陆军军官和浪人，有时还得赔本，这是一笔蚀本生意，非始料所及。”“现在是骑上虎背，由不得自己作主了。”^[9]

1939年，汪精卫到南京谋组伪政权，蒋介石指使戴笠派军统局书记长吴赓恕等人来沪谋刺汪精卫。通过策划，由与傅筱庵有私交的开滦煤矿沪经理许天民前去联系傅筱庵，拟待汪精卫来沪时由其设宴诱杀。傅筱庵一面佯允，一面向汪精卫告密，许天民等因此被捕。蒋介石得报后，以傅筱庵不为己用，即命戴笠将其干掉。戴令军统沪二区区长陈恭澍组织多次狙击未果。傅筱庵有个他所信任的老佣人朱升源嗜酒成性，沪军统人员遂在虹口斯高塔路(今山阴路)傅宅附近开设酒店，借以与朱升源交好。朱升源少时在日人工厂当过童工，曾受日人的欺压虐待，故有一定的民族正义感，曾劝傅筱庵不要再当汉奸。此时在军统特务人员的劝诱下，朱升源亦愿为民族除奸，当个好汉。1940年10月10日深夜，趁其宴游归来倦极熟睡之际，朱升源用切菜刀向傅筱庵头部猛砍三刀，将其杀死后逸去^[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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