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字孟真，祖籍江西永丰，1896年3月26日(清光绪二十二年二月十三日)生于山东聊城。父亲傅旭安1894年中顺天府举人，曾任山东东平龙山书院山长。傅六岁入塾，九岁失怙，曾随母姓，取名李永，1905年春入东昌府立小学堂读书。

1908年冬，傅斯年随同乡进士侯延塽(雪舫)去天津。侯原为傅旭安的学生，傅斯年得侯的帮助，于次年春考入了天津府立中学堂。毕业后，于1913年夏考取北京大学预科乙部^[1]，1916年秋升入本科国文门。时值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采取“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教师中新旧各流派并存，傅斯年先服膺章太炎，后转向胡适。

1917年1月，还在美国留学的胡适，在《新青年》杂志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傅斯年读后十分钦慕，即撰写《文学革新申义》投刊《新青年》以响应。同年7月，胡适回国受聘为北大教授，传播美国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傅斯年对之心折，从而受到胡适思想的影响。

1918年夏，傅斯年与罗家伦、毛子水等人在北大组织“新潮社”，创办《新潮》月刊，请胡适任顾问。《新潮》月刊在筹办中得到陈独秀、李大钊的支持，于1919年1月1日正式创刊，傅斯年任主任编辑。该刊追随《新青年》提倡新文化，是当时全国主张文学革命的著名刊物之一，影响颇广。他在该刊连续发表了《新潮发刊趣旨书》、《人生问题发端》、《去兵》、《万恶之源》、《社会革命——俄国式的革命》以及《怎样做白话文》等文，同时也在《新青年》发表文章，反对传统的旧思想、旧学术，赞扬西方学术思想，声称愿引中国学术“同浴于世界文化之流”，以“去遗传的科举思想，进于现世的科学思想”^[2];甚至一度认为“将来无穷的希望”，都要靠“俄国式的革命”“做引子”，“社会革命——要到处散布了”^[3]。

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傅斯年是北大学生会领袖之一。5月4日那天，北京各校学生在天安门前集会，他是大会主席团成员及游行总指挥。傅斯年和段锡朋“细心策划”，力求使这一行动成为“有纪律的抗议”^[4]。他随同学生队伍前往东交民巷各国使馆递交了声明书，当愤怒的群众高呼着到“外交部去”、“到卖国贼家去”的口号，欲前往外交部和赵家楼之后，他认为群众行动“过急”，竟出面进行劝阻^[5]。群众不顾他的阻拦，直奔外交部，并火烧了赵家楼，他感到无法控制，愈加怏怏不乐。随后，他不断受到激进同学的反对，曾与同学发生互殴，因之就不再进北大学生会了。5月底，胡适从上海回到北京，见学生们仍在坚持罢课，即对傅斯年、罗家伦说：“用罢课作武器”是“下下策”，“是学生运动破产的表现”^[6]，希望傅斯年等在同学中发生影响，劝导学生复课。傅斯年与罗家伦等遂在北大学生中发起签名运动，主张将北大迁往上海，想用釜底抽薪的办法来制止北大学生的爱国活动^[7]，结果无效。从此，傅斯年政治热情冷却便回到书斋，专心准备毕业考试去了。

同年夏天，傅斯年在北大毕业后，返回山东参加官费的留学考试。9月，他于出国留学的前夕，在《新潮》月刊发表了《新潮的回顾与前瞻》一文，赞同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劝新潮社员应专心读书，不要再参加政治活动^[8]。

1920年1月，傅斯年得山东省官费入伦敦大学研究院，学习实验心理学及生理学，兼习数学、物理等课程，以求获得科学方法的训练。1923年秋转赴德国，入柏林大学哲学研究院，学习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勃朗克的量子论，以及马赫的《感觉的分析》、《力学》等著作，还对“比较语言学”和考据学发生了兴趣。

1926年冬，傅斯年回国。翌年春，到广州任中山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历史系主任;4月，又接替鲁迅兼中文系主任。他在历史系和中文系讲授《尚书》、古代文学史等课。同年秋，该校创设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创刊《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他兼所长及《周刊》主编。历史研究范围是：文籍校订、史料征集、考古、人类及民物、比较艺术。语言所研究范围是：汉语、西南语、中亚西亚语、语言学。他提出：“我们要实地搜罗材料，到民众中寻方言，到古文化的遗址去发掘，到各种的人间社会去采风问俗，建设许多的新学问。”^[9]把历史语言所办成一个科学性而又能在国际学术界站得住脚的研究所。他在《周刊》上发表了《评秦汉统一之由来和战国人对于世界之想象》、《评春秋时代的孔子和汉代的孔子》等论文。

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后，傅斯年与朱家骅联名写信给李石曾、吴稚晖，赞扬他们的“清党”反共^[10]。

翌年春，蔡元培奉派筹办中研院，邀傅斯年协助筹办历史语言研究所。11月，该所在广州成立，傅斯年辞去了中山大学的职务，专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兼《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主编。他聘请陈寅恪为历史组主任，赵元任为语言组主任，李济为考古组主任，延揽了一批国内第一流人才，一时称盛。在主持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中，他提出“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一分材料一分货”等口号^[11]，主张运用研究自然科学的方法进行历史和语言学的研究。他为历史语言研究所规定的任务是：“助成从事纯粹客观史学及语言之企业。”^[12]他的这些治学观点与方法，是承袭德国流行的历史语言考证学派的传统，认定“历史学就是史料处置学”，引导治史者专注史料的发现与考订。他认为考古要去田野工作;语言学要调查方言;其后对民族学也相当重视。傅反对“国故”，反对疏证，主张只要把材料整顿好就行了。这期间，他发表了《与顾颉刚论古史书》、《周颂说》等研究古代史的论文。

1929年春，历史语言研究所由广州迁至北平，傅斯年亦随之抵平。是年秋，他兼北大教授，讲授“中国上古史专题研究”、“史学方法论”等课程;同时还多次前往安阳指导和视察殷墟的发掘工作。安阳殷墟经过十年的发掘，为研究中国古代史提供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其学术上的主要成就在《民族与古代中国史》和《性命古训辩证》两部著作中。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为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傅斯年在“国事讨论会”上，主张借编著史书以唤起国际的重视。他和蒋廷黻、萧一山、方壮猷、徐中舒共同编写了《东北史纲》，用历史材料证明东北自古属于中国领土，以驳斥日本帝国主义散布的所谓“满蒙在历史上非支那领土”的谬论，曾由李济节译成英文送交国联调查团参考。同时还和钱穆等编写《中国通史》。

1932年，胡适组织独立评论社，傅斯年、蒋廷黻被邀参加。5月《独立评论》周刊出版，傅在该刊发表政论文章拥护蒋介石。但在“拥蒋”的前提下，在对日侵华问题上，他却与胡适有某些差别，表示赞成抗日。1933年6月，胡适在《独立评论》上发表《保全华北的重要》一文，他对胡适此文不满，声言要退出独立评论社^[13]。1935年冬，萧振瀛召集北平教育界人士开会，兜售对日妥协的主张，傅斯年在会上斥责萧振瀛间接替日本招降，严正表示反对“华北特殊化”。1934年3月至1935年12月，他先后在《独立评论》和《大公报》上发表了《溥逆窃号与外部态度》、《睡觉与外交》、《中日亲善?》、《一夕杂谈》、《中华民族是整个的》等文章，对日本策动的“华北自治运动”加以揭露，也批评南京国民政府的对日外交政策，要求南京当局“应当严定不可再让的界线以对国家”^[14]。对汪精卫实行的“对日经济提携”，他指出“乃是中国灭亡的速路”，要求认清“日本的广田外交，不要再上大当”^[15]。

历史语言研究所1933年南迁，但傅斯年仍留北平继续在北大任教，并照顾其他兼职，时常往来于南京、北平之间。1936年春，他辞去北大及其他兼职，举家移居南京，全力主持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所务。西安事变发生时，他在南京《中央日报》上发表文章，主张对张、杨进行讨伐。翌年春，傅斯年兼代中研院总干事。

“七七”卢沟桥抗战爆发，傅斯年应蒋介石电召去庐山参加谈话会和国防参议会，对和战问题提出了一份《关于九国公约会议之意见书》^[16]，主张坚决抗战。翌年4月，国民参政会在武汉成立，他以无党派代表被聘任参政员。其后，他随历史语言研究所迁昆明，兼任西南联大教授。在昆明期间，他写成《中华民族革命史稿》一书，论述中国民族的整体性和特性，强调中国民族复兴的关键在“政治有方，领导得人”^[17]。同年，傅斯年上书蒋介石，抨击孔祥熙等人生活奢侈，任用亲信，身兼多职，皆不胜任^[18]。

1940年以后，傅斯年一再表示要“遁入学问”，关起门来著书立说，但他仍时时跳出书斋表示政见。他曾在参政会上多次要求严惩贪官污吏，并就财政问题质询财政部长孔祥熙，建议蒋介石整刷政风。

抗日战争胜利后，傅斯年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将北大原有文、理、法三院扩大成文、理、法、农、工、医六院。不久，胡适接任北大校长，傅往南京主持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复员工作。

傅斯年在抗日战争期间，就曾经著文反对“中国走布尔什维克道路”^[19]。1946年2月，他在《大公报》发表《中国要和东北共存亡》，支持国民党的反苏运动。3月，蒋介石请他任“国府委员”，他表示愿以“在野之身，为国努力”，予以谢辞。1948年，他又在美国进行反共游说，同时还在给友人的信中说：“非将共产党打垮不可。”^[20]是年8月，他从美国回到南京，眼见蒋介石在军事上接连惨败，社会经济全面崩溃，国民党反动统治摇摇欲坠，陈布雷、段锡朋相继服毒自杀，自己也悲观绝望，萌生了自杀的念头，时常准备蓄安眠药。曾对陶希圣说：“现在没有话说，准备一死。”^[21]同年，他任中研院院士、“立法院立法委员”。

1949年1月，傅斯年将历史语言研究所及其图书文物迁台，并被任命为台湾大学校长。当李宗仁派出和平谈判代表前往北平举行国共和谈时，他致书李宗仁反对，谓“今日希望以美国之助，与共产党取和，乃绝不可能之事”^[22]。在台大校长任内，傅以“敦品、励学、爱国、爱人”八字为校训，以“平淡无奇”为教育理想。在施教上重视基本学科，于大学一年级设国文、英文、数学三委员会，聘请真才实学者任教授，自己常到课堂听课。还充实台大图书馆等，力图实现改革高等教育的理想，将台大办成一个学术中心。

1950年4月，台大发生“四六事件”，傅斯年反对军警进校抓人，谓“若有学生流血，我要跟他拼命”。当时台湾社会大动荡、大混乱，人心浮动，许多人纷纷想离开台湾。傅斯年决心与海岛共存亡，表示“台湾是我们复兴的基地”，要“归骨于田横之岛”^[23]。

1950年12月20日，傅斯年列席台湾省参议会，突发脑溢血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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