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玉祥，原名基善，字焕章，祖籍安徽巢县，1882年11月6日(清光绪八年九月二十六日)出生于直隶(今河北省)青县兴集镇一个下级军官的家庭。父亲冯有茂原为泥瓦匠，后投身军籍，隶淮军刘铭传部为哨官。因父母均抽鸦片烟，资财耗竭，冯玉祥的“童年时期，一直在穷苦中挣扎着”^[1]，从小参加劳动，仅断断续续地上过一年零三个月的私塾。
 1893年，十二岁的冯玉祥便在父亲的军营中挂名领饷，以补家用。十五岁正式入营当兵，由于长得魁伟健壮，有“冯大个儿”之称。在军营中，他勤奋好学，操练之余埋头读书写字，读过一些兵书和操典，懂得洋操，又无不良嗜好，所以升迁较快。第三营标统陆建章对他很是器重，并将内侄女刘德贞许配给他^[2]。1906年，他又被提升为二营后队队官。翌年调任三营后队督队官，移驻奉天新民府。1910年，升任第二十镇第八十标第三营管带。这时，清朝统治已处在风雨飘摇之中，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所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正席卷全国。在这之前，冯玉祥已仔细阅读过至友孙谏声秘密给他的《嘉定屠城记》和《扬州十日记》，激发了强烈的民族意识。
 在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影响下，冯玉祥与王金铭、施从云等人在滦州第二十镇组织了“武学研究会”，以读书为名联络同志，秘密从事革命活动。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11月，冯玉祥和王金铭、施从云等参加武学研究会的青年军官，在滦州举兵响应，宣布成立北方军政府，通电南北主张共和，公推王金铭为北方大都督，施从云为总司令，冯玉祥为参谋总长，北上联络的革命党人白雅雨被推为参谋长。但这次起义很快就被清廷镇压下去，王、施、白等十四人遇难，冯在海阳镇被捕，后被革职，递解回籍^[3]。
 清王朝覆亡后，袁世凯攫取辛亥革命的成果，建立北京政府。陆建章奉袁世凯之命编练左路备补军，重新起用冯玉祥，委任为第二营营长，并令其赴河北景县招兵，这是冯玉祥建立自己队伍的开始。他自定招兵标准，只收农村质朴精壮的青年，凡当过兵的一概不要。孙良诚、刘汝明、石友三、佟麟阁、冯治安、过之纲等便是这次被招收入伍的，原二十镇旧属来投效的有李鸣钟、韩复榘等，成为他后来建立西北军的骨干。1913年，左路备补军改编为京卫军，冯玉祥晋升为左翼一团团长，又赴河南郾城一带招募新兵。这次招收的有田金凯、吉鸿昌、梁冠英等人。在北京任京卫军团长期间，冯常到崇文门教堂听牧师讲道，对基督教耶稣“博爱利他”之说深为敬佩，遂于当年由牧师刘芳施洗礼，正式成为基督教徒。从此，冯部官兵一律受洗入教，并在兵营中设立礼拜堂，每逢星期日都请牧师向全体官兵宣讲教义，故时人称其为“基督将军”。
 1914年春，陆建章奉命为“剿匪督办”，率五旅兵力赴陕追剿白朗，冯团扩编为第十六混成旅。
 当袁世凯阴谋复辟帝制时，冯玉祥毅然参加倒袁的革命活动。1915年底，由北洋元老王士珍领衔，全国旅长以上将领联名通电拥袁称帝，冯玉祥拒绝签名，并对其部下说：“我武装先烈以许多热血染成民国，今为袁贼篡窃，很可恨。我辈军人若保不住民国，将何以对死去的先烈?”^[4]当冯部奉命进川讨伐反袁的护国军时，他便派人同蔡锷的护国军暗中联络，实现局部停战，又趁机率部进入成都，促使四川将军兼巡按使陈宧宣布四川独立，脱离袁世凯的北京政府，给袁世凯的复辟活动以沉重打击。
 袁世凯死后，段祺瑞出任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控制了北京政权。1916年7月，冯玉祥率第十六混成旅移驻河北廊坊。翌年春，冯玉祥因受到段祺瑞、傅良佐的排斥而被免去旅长职，贬为正定府第六巡防营统领。他称病离职，赴京西天台山休养。7月张勋拥宣统复辟，段祺瑞“马厂誓师”进行讨伐，他被复任第十六混成旅旅长职，奉命率部开赴北京。7月12日冯部由丰台攻入北京，张勋逃入东交民巷，复辟军被包围缴械。
 护法战争期间，南北对峙，企图“武力统一”的段祺瑞，下令冯玉祥进攻南方孙中山领导的护法政府。1918年2月，冯率部抵达湖北武穴，即按兵不动，于2月14日、18日连发两电，主张“迅速罢兵，以全和局”，“国会早开，民气早申”^[5]，因此触怒了段祺瑞而被免职，后由曹锟调解，准予留任。3月下旬，冯玉祥被迫进军湘西。6月，兼任湘西镇守使，驻常德。
 1920年春，直皖战争爆发，冯玉祥奉命率部撤离常德，进驻汉口谌家矶。他在给孙中山的信中写道：“中国已濒于危亡，真正救国，只有先生一人，百折不回，再接再厉，无论如何失败，我行我素，始终如一。此种精神，凡谋国者，当为之感奋。今虽扼于环境，未能追随，但精神上的结合，固已有日。”并表示“今欲追随，乞多指示”^[6]。孙中山接信后，立即密遣徐谦、钮永键到谌家矶与冯玉祥联络，向他宣传国民革命的理论与策略。
 1921年，在直皖战争中取胜的曹锟、吴佩孚控制了北京政府，下令免去依附皖系军阀的陈树藩陕西督军职，而以直系将领阎相文继任。5月，冯玉祥奉命率第十六混成旅随阎相文入陕，大败陈树藩于临潼，进驻西安、咸阳。直系因冯玉祥的战功，令第十六混成旅扩编为陆军第十一师，冯玉祥任师长兼陕西西区剿匪总司令。8月，因陕督阎相文自杀，北京政府正式任命冯玉祥为陕西督军。1922年4月，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冯玉祥率部出陕，于郑州、开封击败河南督军赵倜，底定河南。5月9日，冯玉祥就任河南督军。但不久即被吴佩孚排斥，免去河南督军职。10月底，北京政府任他为陆军检阅使。他颇愤慨，经曹锟多方劝说，方允就职，将所部移驻北京南苑。这时，冯部兵力为一师(即第十一师)三混成旅(即张之江的第七旅、李鸣钟的第八旅及宋哲元的第二十五旅)，共约三万人，在南苑加紧练兵。次年5月，冯玉祥被北京政府特派为西北边防督办。
 第一次直奉战争结束后，直系首领曹锟以高价收买一批议员，贿选当上总统，全国哗然。孙中山随即通电全国，宣言声讨。在高涨的革命形势推动下，经过徐谦、黄郛等人的工作，冯玉祥决心推倒曹、吴。他首先同原武学研究会成员、第十五旅旅长兼大名镇守使孙岳秘密联络。再由孙岳联络驻彰德(今河南安阳)、顺德(今河北邢台)一带的陕军第一师师长胡景翼。不久，胡景翼亲自到南苑与冯玉祥面议，并约定将来举事成功，必迎请孙中山北上主持一切。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张作霖指挥奉军向山海关进攻。冯玉祥被吴佩孚任命为第三路军总司令，奉命出兵古北口，直趋热河;胡景翼任援军第二路司令，驻通州待命。冯玉祥开拔前，以北京防务空虚为由，推荐孙岳入京担任警备副司令，以为政变内应。10月上旬，山海关一线直军失利，吴佩孚率驻丰台的主力第三师赶赴前线督战。冯玉祥于10月19日在热河滦平召集高级军官会议，议决班师回京，发动政变。21日，冯率部星夜回师北京，并令驻通州的胡景翼部占领军粮城一带，切断京奉铁路，阻截吴佩孚的退路;命令李鸣钟旅攻占长辛店，切断京汉铁路，阻止北上援军。22日夜，冯军先头部队鹿钟麟部开抵安定门，由孙岳部徐永昌接应入城，分区警戒，并解除了总统卫队及曹士杰部的武装，囚禁了曹锟。23日清晨，佩戴着“不扰民，真爱民，誓死救国”袖章的冯军遍布全城交通要道。随后，冯玉祥决定修正优待清室条件，将废帝溥仪迁出紫禁城。这就是近代史上有名的“北京政变”。
 10月24日，冯玉祥、孙岳、胡景翼以及各部将领，在北苑举行会议。为服膺国民革命，决议将参加政变的部队改编为“国民军”，暂定编为三个军，公推冯玉祥为国民军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胡景翼、孙岳为副司令，分兼第二、三军军长。会后，电请孙中山北上，解决历年南北纠纷，并派马伯援为代表，持冯玉祥的亲笔信，南下迎接孙中山。
 冯玉祥在邀请孙中山北上的同时，为了笼络皖系借以阻截长江流域直系援军北上，避免军事上的孤立，又把皖系首领段祺瑞请了出来。这个政治上的失策，导致北京政变后的政权仍落入北洋军阀之手^[7]。11月24日，段祺瑞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而张作霖也背弃了曾与冯玉祥达成的“奉军不得入关”的协议，不仅大军入关，而且亲自进入北京，企图从冯手中夺取对首都的控制权。对此，他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提出辞职以为抵制，随即避居京西天台山。段祺瑞为了利用冯玉祥来牵制张作霖，当天退还辞呈，并派人前往挽留。1925年1月3日，段祺瑞下令裁撤陆军检阅使一职，着冯玉祥专任西北边防督办，把察哈尔、绥远、甘肃和京兆地区作为国民军第一军的地盘。胡景翼、孙岳则扫荡河南直军残部，向京汉路发展。3月，冯玉祥赴张家口就任西北边防督办，并将国民军第一军各部统辖于西北边防督办署，改称为暂编西北陆军，习称“西北军”。
 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服膺国民革命之举，使吴佩孚恼恨至极。1926年初，盘踞在两湖的吴佩孚同张作霖取得“谅解”，并伙同山东的张宗昌、李景林直鲁联军，组织了“讨赤联军”，把国民军分割包围起来。冯玉祥为保存西北军的实力，以退为进，于是年元旦宣布下野，把军权交给张之江、鹿钟麟等人。但吴佩孚仍与张作霖联盟反冯，奉、直、鲁联合进攻冯军，阎锡山的晋军亦随后加入。3月，国民军第二军在河南挫败，开封、郑州、洛阳等地均被吴佩孚占领;国民军第三军也被迫撤出天津，退守京畿。4月15日，国民军第一军又被迫放弃北京，退守南口。接着，国民军在南口战败，向西北的绥远、陕西一带溃退。
 冯玉祥下野后，于3月由平地泉动身赴苏联考察，寻求“出路”，同行的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徐谦及刘骥等人。顾孟馀、于右任以及苏联顾问鲍罗廷也到库伦相会，共同商讨救国救民的方略以及国民军的政治主张和策略。冯玉祥拥护三民主义及广东国民政府，抵莫斯科的第二天(5月10日)宣布正式加入国民党，并为国民军全体官兵履行集体加入国民党的手续。冯玉祥在苏联考察了三个月，会见了许多军政要人，看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特别是苏联决定给予有力的援助，使他大受鼓舞。
 1926年8月，冯玉祥得到国民军南口失利的消息后，立刻从苏联回到国民军驻地五原(今属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盟)，随他同来的有苏联顾问乌斯马诺夫等数人和中国共产党员刘伯坚等。这时，北伐战争正胜利发展，冯玉祥完全接受国民党的国民革命主张，他被国民军各将领推举为国民军联军总司令，并于9月17日宣誓就职，史称“五原誓师”。嗣后，他即对国民军进行整顿，加强政治训练。联军总司令部设立政治部，各军设立政治处，聘请乌斯马诺夫为军事、政治顾问，任命刘伯坚为政治部副部长(政治部部长为与西北军各方面有较深关系的原参谋长石敬亭，不久石随参观团赴苏，政治部工作即委托刘伯坚代理一切)，邓希贤(邓小平)为中山军事学校教育长，还任用宣侠父、刘志丹、安子文等一批共产党人在军中从事政治工作。经过整顿和政治训练，国民军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显著变化，士气高昂，军事装备上也获得苏联的大量援助。在军事上，冯玉祥采纳了李大钊的建议，提出“固甘援陕，联晋图豫”的战略方针，于11月出师，一举击退围困西安的直系军阀部队，军心为之大振，扭转了被动局面。
 1927年初，冯玉祥眼看北伐战争已经打垮了吴佩孚和孙传芳的主力，胜利进军到长江流域，决定率兵出陕，援鄂攻豫，以期会师中原。这时，国民政府决定编国民军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任命冯玉祥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由于国民军有较明确的政治目标，纪律严明，得到广大工农群众的支援，所以进军迅速。5月26日攻克洛阳，30日进占郑州，第二天与北伐军唐生智部会师。
 其时，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并另立“国民政府”于南京，与武汉对峙。而有着夺取更多地盘和更大权力欲望的冯玉祥，这时也迅速倒退了。他巧妙地利用宁汉之争，于6月10日、11日同武汉的汪精卫集团在郑州举行会议，策划反共;19日，又到徐州，同南京的蒋介石集团举行会议，决定“清党”、去鲍(罗廷)和宁汉合作、共同北伐两大方针。徐州会议后，冯玉祥致电武汉政府，攻击共产党“破坏国民革命”，敦促汪精卫等立即驱逐鲍罗廷，彻底反共。他并率先在第二集团军中实行“清党”，“礼送”共产党人离开他的军队，遣送苏联顾问乌斯马诺夫等回国^[8]。此后，冯玉祥拥戴蒋介石，并于1928年2月互相换帖结拜为兄弟。接着他与蒋、桂、阎三个军事实力派合作，于4月大举北伐攻奉。冯玉祥指挥的部队奋勇北上，不顾重大牺牲，先后攻占山东、河北及北京、天津地区的许多地方，迫使奉军退出关外。但是蒋介石贬抑冯玉祥，除将冯部排斥出山东，还将北京、天津和河北的军政大权划给了阎锡山，冯玉祥悻悻不平。
 1928年10月，南京国民政府改组，冯玉祥被任命为行政院副院长兼军政部长。这时，他的第二集团军已发展到拥有三十四个师、二十个旅和十五个团共约三十万人，统辖陕、甘、宁、青、豫、鲁六省，实力强大。蒋介石以裁军建设为号召，召开编遣会议，谋议裁减全国军队。冯玉祥眼看自己的第二集团军将被大量裁减，愤然称病离开南京，到河南辉县百泉村隐居，命令部属加紧整备，以防蒋介石的武力压迫。
 1929年春，蒋介石出兵讨伐桂系，力图得到冯玉祥的支持和配合，曾许诺以行政院长职和两湖地盘给他。但蒋介石食言自肥，冯玉祥愤懑不已，蒋冯矛盾激化。5月，李宗仁又在梧州通电反蒋，分兵两路进攻广东。冯玉祥决计乘机反蒋，于5月中旬在陕西华阴召开军事会议，自任“护党救国军”西北路总司令，尽撤鲁西、豫东之兵集中于陕西，以期阎锡山与之合作，会同李宗仁部对蒋实行“不战而屈人之兵”之计。同时，第二集团军将领二十八人也联名通电，要求蒋介石下野。对此，蒋介石一方面调兵遣将，将李宗仁的桂军击败;另一方面重金收买冯部主将韩复榘、石友三，破坏冯军集结计划;又策动刘镇华、杨虎城、马鸿逵等先后叛冯，使西北军发生激烈的分化。5月23日，蒋介石指使国民党中常会作出永远开除冯玉祥党籍、革除一切职务的决议，国民政府又下令查办。面对蒋介石的强大压力，冯玉祥力薄势单，为保存实力，被迫于5月27日通电下野，息影华山。他权衡再三，不惜冒险，于6月24日偕妻女亲赴太原与阎锡山会谈，以谋联手反蒋。但阎锡山却在蒋介石委以全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职衔和二千万重金的收买下，于7月初将冯诱骗到五台县建安村加以软禁。冯玉祥的第一次反蒋，就这样失败了。
 同年8月，蒋介石挟战胜桂系、挫败西北军的余威，在南京召开编遣实施会议，强行削减各个地方实力派兵力。阎锡山感到媚蒋压冯的失策，乃于中秋之夜前往建安村亲自向冯玉祥赔礼道歉，冯玉祥也表示愿意捐弃前嫌。双方达成反蒋协议，约定先由西北军发难，晋军随即响应。西北军将领宋哲元等二十七人于10月10日通电反蒋，兵分三路直指河南。翌日，蒋介石下令讨伐，派定五路军出征。就在蒋、冯双方鏖战之际，阎锡山不仅违背诺言按兵不动。还将西北军的军事机密向蒋方报告，且宣布就任国民政府陆海空军副总司令之职。西北军孤立无援，总司令宋哲元在军事指挥上又有失误，乃于12月1日被迫退回陕西。冯玉祥的第二次反蒋又遭失败。
 冯玉祥对蒋介石独揽大权、消灭异己的行径深恶痛绝，甘忍阎锡山的再次背信弃义，于1930年2月又应阎之请入晋共商反蒋之计。阎锡山此时已成蒋的最后目标，为求自保，便极力拉拢各派系反蒋势力。3月9日，冯玉祥由晋返陕，部署兵力，决定调集所有人马分七路出击。3月15日，冯、阎、桂系将领五十七人由鹿钟麟领衔发出通电，历数蒋的十大罪状，促蒋自省引退;并推阎锡山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冯玉祥、李宗仁和张学良为副总司令，领导反蒋。阎、冯、李4月1日分别通电就职，随即晋军二十万人分六路投入津浦线战场和陇海线战场;西北军三十万由陕西入豫后，分赴陇海线和平汉线战场作战;桂军和张发奎军三万人分三路进攻湘、鄂，南北呼应。5月1日，蒋介石下令讨伐。于是东起山东，西至襄樊，南迄长沙，绵延数千里的战线上展开了一场大厮杀，是为“中原大战”。大战初期，冯玉祥指挥所部与晋军协同作战，在陇海线打退了刘峙第二军团的进攻;在平汉线，冯军击败了何成濬第六军团;在津浦线，晋军轻取济南。三个战场上都打了胜仗，促成汪精卫等人在北平召开中央党部扩大会议，并另立“国民政府”，以阎锡山为主席。但随之各派系之间争权夺利的斗争就加剧起来。
 蒋介石在战事一开始，就用尽心计利用冯阎之间的矛盾，先于6月中旬策划了一个“和平运动”，让张学良出面“调停”，在军事上则采取对晋军打垮、对冯军拖垮的方针，并委张钫为招抚使，派出一批人从内部瓦解晋军和西北军。冯玉祥曾欲长驱东进，袭击蚌埠和宿县，以截断蒋军后路，但因得不到阎锡山的给养而作罢。后又发动以徐州为目标的“8月攻势”，也因配合作战的晋军行动迟缓而失利。冯玉祥将平汉、陇海两线防线缩短，集结兵力于郑州外围，想在晋军协助下背城一战以挽回颓势，但阎锡山却令晋军向黄河以北撤退以保存实力，冯军难以支持，只得退向豫北。此时，蒋介石对举足轻重的张学良以国家前途相劝说，以高官厚禄相引诱^[9]，终于使张学良于9月18日发出拥蒋通电，派东北军入关，使得整个局势急转直下，反蒋战争无法继续下去。历时七个月的“中原大战”以冯阎的败北而告终。冯玉祥10月15日与阎锡山宣布联袂下野后，寄居晋南汾阳的峪道河，不久息影泰山。他苦心经营二十多年的西北军从此全面瓦解，余部被蒋介石收编。此后，冯玉祥不再直接参加军事反蒋的混战，逐步走上民主派的新历程。
 1933年春，侵占了我国东北全境的日本帝国主义又侵占热河全省，接着分兵入侵平、津，5月并进占察哈尔的多伦，深入沽源、宝昌、康保等县。华北局势危急，全国人民抗日要求更为强烈。冯玉祥不顾蒋介石的反对，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下，从泰山到张家口，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于5月26日就任抗日同盟军总司令，得到全国各界爱国人士与团体的拥护和声援，同盟军迅速发展到八万人左右。6月下旬起，抗日同盟军连战皆捷，先后克服康保、宝昌、沽源三城，并与敌军血战五昼夜后收复察哈尔东北重镇多伦，震动中外。冯的声威大振，继而于张家口宣布成立“收复东北四省计划委员会”，声言准备兴师出关，收复东北。蒋介石忌恨异常，派何应钦调集十六个师的兵力实行全面封锁包围，用武力威逼冯玉祥取消同盟军，停止对日作战;并于7月28日与汪精卫在庐山发表联名通电，给冯玉祥加上“妨害统一政令”、“滥收散兵土匪”、“煽动赤焰”等种种罪名。31日，北平当局命令断绝平绥铁路交通，同盟军处于日伪军及国民党军的包围之中，粮弹断绝，军费开支无法筹措，伤兵不能外运医治，加上内部有一部分将领发生动摇，有的被蒋介石收买。冯玉祥一筹莫展，处境十分困难，被迫于8月5日通电“忍痛收束军事”，9日宣布撤销抗日同盟军总部，14日离开张家口，重返泰山。
 冯玉祥重返泰山后，继续努力读书，聘请李达、邓初民、陈豹隐、范明枢等著名学者、教授，先后到泰山讲授辩证唯物主义、政治学原理、国际政治、中国社会问题等。他学习非常认真，每天保证七个小时读书，听讲都做笔记。此外他每日还苦学英文。
 1935年，日军加紧侵略华北，策划冀、鲁、晋、察、绥五省“自治运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冯玉祥为团结抗日力量，抵制不抵抗主义，拟定关于党务、政治、外交、军事等方面的十三条意见电告南京，并出席11月举行的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与李烈钧等二十余人提出一个《救亡大计案》，获得通过。该提案包括：切实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大赦政治犯，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起用抗日将领，充实军备等九条。同年12月，冯玉祥被委任为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这是一个没有实权的空头衔，但有较高的名位，冯玉祥利用这个身份到处演讲，号召全民团结抗日救国。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被迫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冯玉祥在1937年2月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与宋庆龄、何香凝等人共同提出《恢复孙中山先生手订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团结御侮案》，获得通过。此后，国民党逐步转向抗日，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冯玉祥旧部第二十九军奋起抵抗。冯玉祥通电旧部将领，努力“抗敌守土”，“以保千万年之光荣历史”^[10]。“八一三”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冯玉祥受命担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负责指挥淞沪抗战。但是蒋介石独揽大权，常常直接向前线各军以至师团下达命令，前方将领多不服从冯玉祥的命令。冯玉祥十分气恼，未及两月即将第三战区司令长官一职交由蒋介石担任，改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但蒋介石同时又任命萧振瀛为第一集团军总参议，唆使萧振瀛在前线挑拨宋哲元、韩复榘、冯治安等将领与冯玉祥的关系，使他无所作为。10月冯玉祥被调回南京，第六战区亦被撤销，此后仅挂有军事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和国民党中央常委等空衔。冯玉祥在这种情况下，仍不消极，曾动员旧部将领回乡组织地方抗日武装^[11]，自己也利用视察国防工事机会，亲自到河南各地宣传抗日，号召青年参军支援前线。在武汉时，他和共产党人经常接触，赞成中共的抗日主张，赞许共产党人和八路军的抗日精神;约请作家老舍、画家赵望云等二十多位著名文化人士住在自己的办事处，创办《抗到底》半月刊和《抗战画报》，大力宣传抗战。他自己出资创办“三户图书社”，出版宣传抗战的进步书刊。“三户”是引用《史记·项羽本纪》中“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典故，表示抗战必胜的信念。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冯玉祥住在重庆，对于国民党内的悲观失败主义和妥协求和势力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满腔热情地到处演讲，鼓励人民团结抗战，还到各处巡视军人生活，检阅新兵，视察军事设施等等。当蒋介石等人制造一次又一次反共摩擦时，冯玉祥则呼吁“精诚团结，抗战到底”。他借古说今，讲“桃园三结义”力量大，讲“二人同心，其利断金”的道理。
 冯玉祥坚持团结抗战的言行，受到中国共产党和民主进步力量的高度赞扬。1941年11月，冯玉祥六十寿辰，重庆《新华日报》为其出祝寿专刊，进步文化人士纷纷撰写诗文，周恩来也亲自撰文誉冯玉祥“为人所不敢为，说人所不敢说”，“始终献身于民族国家事业，奋斗不懈，屹然成为抗战的中流砥柱”^B12。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在美国的扶持下准备发动全面内战。冯玉祥在政治上遭到蒋介石的排挤，决定到国外去开辟反蒋的新战场，乃接受蒋介石所委“考察水利专使”名义，于1946年9月去美国，定居旧金山附近的柏克莱镇。他在旧金山采取多种形式进行耐心细致的工作，发动华侨在美国人民中开展反对美国政府援助蒋介石打内战的宣传活动。
 1947年10月，冯玉祥应邀去纽约，在王昆仑、赖亚力等人协助下，于11月9日正式成立了“旅美中国和平民主联盟”，被推选为主席。“联盟”为团结广大爱国华侨，反对美国援助蒋介石打内战而开展积极的活动。针对国民党特务的造谣破坏，冯玉祥举行记者招待会，会见美国国会议员，到各大学和团体去讲演，发表文章，甚至走上街头向群众讲演，从各方面揭露蒋介石政府贪污腐败、反动独裁的种种罪行，呼吁美国人民制止美国政府的“援华”贷款及干涉中国内政的错误政策。同年12月，美国国会拟通过一项紧急“援华”六千万美元的议案，拨款委员会调查小组请冯玉祥出席作证。冯以大量具体事实列举蒋介石统治集团贪污舞弊的种种手法。结果，拨款委员会将六千万美元削减为一千八百万美元。冯的活动激怒了蒋介石，12月20日南京国民政府宣布撤销其“考察水利专使”职务，限令回国，并断绝他的经费拨付。冯玉祥当即召开记者招待会，予以揭露斥责;并决定以“政治难民”身份留居美国，继续坚持斗争。
 1948年元旦，李济深等人在香港成立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冯玉祥被选举为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兼驻美代表。蒋介石采取一系列措施对冯玉祥进行政治迫害，继罢官、停薪后，又开除其国民党党籍，并串通美国政府吊销其护照。美国政府对他也屡加威迫和利诱。有一美国官员向他说：我们美国政府是反对共产党的，是决不能同共产党合作的，只要你们不要共产党，我们美国政府愿意帮助你们的大忙，用钱用军火有的是。又说：“给你们六个月的时间，请你们民主人士考虑……只要你们不要共产党，我们就不要蒋介石，愿意帮助你们民主人士。”^B13冯玉祥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断然拒绝美国政府的利诱，表现出崇高的民族气节。
 此时，国内战局急剧变化，人民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已成定局。冯玉祥决定返回祖国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于7月底乘苏联轮船“胜利号”离开美国。9月1日，轮船在敖德萨附近的黑海上突然起火，冯玉祥不幸遇难。
 周恩来在冯玉祥逝世一周年追悼会上说，“冯玉祥先生从一个典型的旧军人转变成一个民主的军人，他经过曲折的道路，最后走向了新民主主义的中国”，高度概括了冯六十六年的复杂经历。
 1953年10月15日，冯玉祥的骨灰安葬于泰山脚下。

本文地址： https://www.yishiweijian.com/minguorenwu/2022112028.html

文章来源：主编

版权声明：除非特别标注，否则均为本站原创文章，转载时请以链接形式注明文章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