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德麟，原名玉麒，字麟閣，奉天海城县(今辽宁省海城市)人，生于1867年(清同治六年)。少年家贫，以强悍闻名乡里。青年时当过海城县衙役。1894年甲午战争后，东北成为日本与俄国两大势力角逐之地。清政府的统治陷于瘫痪，地方秩序一片混乱，散兵游勇，到处抢掠，为害地方;强悍青年铤而走险，打家劫舍，落草为寇。冯德麟认为有机可乘，便打起了“杀富济贫，行侠仗义”的旗号，招募无业青年和散兵游勇，在辽西一带成立乡团，啸聚徒众数百人。这是盘踞辽西一带势力最大、资格最老的绿林帮伙，张作霖和杜立山都算是他的晚辈。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沙俄军队入侵东北。冯德麟于辽阳界的高家坨子成立民团，号称“保境安民”，极力抗击俄军，深得民心。他的民团由数百人增至千余人。他经常派出骑兵破坏东清铁路筑路工程，并扬言：“除非俄国拿出巨大代价，绝不停止扒路活动。”^[1]帝俄军队侦知这是冯部所为，派便衣队将冯德麟逮捕，押赴西伯利亚监狱。但为时不久，冯德麟乘隙逃回，仍旧当乡团的首领。从此，他同帝俄结下深仇，而同日本间谍拉上了关系。

1904年，冯德麟率所部参加了日本特务机关招募的“东亚忠义军”，成为日军的一支别动队，日俄战争中的首山战役，日军遭到俄军顽强抵抗，屡攻不下，伤亡惨重，日军利用冯德麟、金万福等部数千骑兵组成的“忠义军”帮助日军侧袭俄军，使首山战役转败为胜，决定了整个日俄战局的胜负。日本军事当局为此奏请天皇奖赏冯德麟宝星勋章，并电请清政府将其收编重用。日俄战争后，他就被清政府收编为奉军后路帮统，后又升任奉天巡防营左路统领。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冯德麟和张作霖充当东三省总督赵尔巽的鹰犬，无情地镇压奉天革命党人，他亲率巡防队赴辽中、彰武等地围剿革命党人。

中华民国成立后，袁世凯将地方巡防营改编为陆军，张作霖任第二十七师长，冯德麟任第二十八师师长。张部驻防省城，冯部驻扎北镇。冯德麟看到张作霖的势力日益壮大，心怀不平，张、冯之间为了争权夺势，展开一场明争暗斗的较量。

1912年10月，袁世凯调任张锡銮为奉天将军，因为张锡銮曾是张作霖和冯德麟任奉天巡防营统领时代的老上级，张锡銮能使张、冯二人俯首听命。可是冯德麟却感到虽然与张作霖在军事实力上和职务上是同等的，但在政治上张作霖却凌驾自己之上。连镇安上将军张锡銮要任命一个将军公署的军务课长都要征求张作霖的意见。张锡銮日感有职无权，对张作霖和冯德麟二员悍将难以控制，怀有隐退之意。这时，袁世凯欲推行帝制，派人到奉天游说，询问张锡銮对帝制的意见，张锡銮说：“今天不论在人民的心理上和整个形势上，都不能办这种事。”^[2]袁世凯得知张锡銮这种态度，很不放心，便派他的心腹段芝贵坐镇奉天。

1915年8月段芝贵接替张锡銮为镇安上将军。张作霖和冯德麟对段来奉，心中虽有不满，但也只好曲意逢迎。

段芝贵到奉天上任之后，热衷于复辟帝制，积极拢络张作霖、冯德麟等组织奉省各界代表赴北京，捧呈劝进书，要求袁世凯速登大宝当皇帝。张、冯也不断上书向袁表示忠心，以图封官晋爵，掌握统治奉天的权力。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宣布实行帝制，订于翌年元旦正式登基。12月23日论功行赏，因段芝贵劝进袁称帝活动中最卖力气，是武人向袁称臣的“第一名”，为此，袁封段为一等公爵。袁封第二十七师师长张作霖为二等子爵，第二十八师师长冯德麟为二等男爵。张、冯二人认为他们被段芝贵愚弄了，非常气愤。

袁世凯复辟帝制后，遭到全国各界人士的反对，在强大的反复辟的呼声中，袁世凯在1916年3月23日宣布取消帝制，但仍用大总统名义号令全国。段芝贵督奉后，把冯德麟保荐的将军公署副官处处长白运昌撤掉，由其带来的人接替。冯德麟对此事极为不满，表示“早晚必报复”，约张作霖密商驱段之策。冯德麟说：“段芝贵是清末官吏败类，秽史劣迹人所共知，今为东三省帝制祸首，仍然居奉天人士之上，我辈绝不甘心，应该驱逐他。”^[3]张作霖问冯德麟如何驱逐之?冯德麟答：“这个不难，由我们二十八师演黑脸，和他作正面冲突，由二十七师演白脸，用‘吓’字诀逼他畏罪逃走，这样演一幕不费一兵一文的滑稽剧，岂不妙哉!”张作霖拍手称赞说：“让各方面的人也知道奉天人是不好惹的。”^[4]张、冯二人密商后，便分头布置一切。张作霖在奉天召集重要军官开会，传达与冯德麟联合驱段之策。五十四旅旅长孙烈臣(字赞尧)建议以人民团体名义驱段不失为正大光明。张表示同意，立即通告冯德麟做好准备。

张作霖依计面谒段芝贵报告说：“外边二十八师军官联结奉天各界团体及二十七师部分官兵有所密谋，以惩办帝制祸首为名，拟不日发动，于上将军自身安全上有所不利。”^[5]段芝贵闻报大为惊慌，向张作霖请教对策，张在桌上大书一个“走”字。段芝贵立即电请中央赴津养病，又下令调用京奉铁路局专车一列，同时提取东三省官银号库存官款贰佰万元和库存军火若干。张、冯对此装作不知，并派五十四旅旅长孙烈臣率一营卫队护送。当段芝贵的专车行抵沟帮子车站时，照例停车上水加煤。段芝贵的左右向他报告说，东站附近约有军队一团，做战斗式排列，机枪口斜对车站。段芝贵以卸任官不便过问，叫部下不予理会。其实段芝贵从奉天出走后，张作霖立即给冯德麟打电报，叫冯德麟把车截住检查。冯德麟见了电报，把兵埋伏在沟帮子到锦州的铁路两侧。段芝贵的专车到了沟帮子，冯德麟派二十八师的一个团长邱恩荣持旅长汲金纯的名片上车检查，声称欢送段将军，被段芝贵的部下挡驾谢绝。于是，邱团长拿出两份电报，一是以奉天各界法团名义;一是以省议会和二十八师全体军官名义。电报内容是：“段芝贵为帝制祸首，奉天人民正拟处以应得刑罚，竟敢手携省官款贰佰万元之巨及军火大宗，闻风畏罪潜逃……。电请汲旅长派兵就近截留，押回沈阳依法处理。”^[6]段芝贵看到电报惊慌失措，把电报交给孙烈臣旅长看，孙旅长大声说，岂有此理，等我下车问问。孙旅长下车同邱团长商谈很久，然后回到车上对段芝贵说：“沈阳各界人情汹汹，一定截留专车押回沈阳，经张代督婉商多时才答应不扣专车。”^[7]专车继续西行。段芝贵十分感谢张作霖的关怀，心情稍稍平静下来。车到了锦州，冯德麟亲自率兵上车检查，把段芝贵由北京带来的两营卫队的武器全部缴械，又把他携带的巨款都截留下来。段芝贵问这是什么意思，冯德麟含糊其辞，只是把段芝贵扣押在候车室里。冯德麟给张作霖去电报，问如何处置?张作霖回电说，既达到目的，可以放行。冯德麟才叫段芝贵西行，由孙烈臣旅长率一营兵护送到天津。至此，由冯、张演出的驱段趣剧落下帷幕。

段芝贵到北京后，说冯德麟军队是化装土匪，劫掠财物，致使他宦囊如洗，仅存生命，向袁世凯提出辞职，不再回奉天为官。北京政府派谁去接替，很费脑筋，如果再派一位外省籍人员，定遭地方实力派反对，不仅丧失政府威信，还可能发生意外，形势所迫，只好在奉天本省有实力的人中挑选一人。当时只能就张作霖和冯德麟中选出一人。征询段芝贵的意见，段芝贵对冯德麟恨入骨髓，极力推荐张作霖继任。

1916年4月22日，袁世凯任命张作霖为盛武将军，次日又任命张作霖暂署督理奉天军务兼代理奉天巡按使。张作霖接到任命，一喜一忧。喜的是当了奉天军政首长，升官的目的实现了;忧的是如何对付冯德麟。张作霖立即召集结拜兄弟们开会，痛哭流涕，大骂段芝贵使用离间手段，挑拨弟兄感情。即向北京发电，坚辞这项任命，极力推荐冯德麟做督军，说奉天局面非冯不能领导。北京复电不准。张作霖再次请辞，仍不准。最后汤玉麟说：“你一定坚辞，北京要是另派一位外省人来，我们怎么办?我看还是就了罢。”^[8]其他人也同意汤玉麟的看法，劝说张作霖不要再辞了，对冯大爷可以另想办法。张作霖又电北京政府，必须任命冯德麟为军务帮办，他才肯就职，北京答应了他的要求，任命冯德麟为奉天军务帮办。但冯德麟不甘心居张之下，心里很不痛快，认为自己和张作霖身价相等，设谋驱段芝贵是他的首倡，结果只得到一个空头的军务帮办头衔，赌气不肯就职。张作霖就将军职，冯德麟也不去祝贺。张作霖很扫兴，开始尝到了他的上司如何应付桀傲不驯的部下那种苦果。张作霖叫吴俊陞、马龙潭两位镇守使去疏通，冯德麟知他们是替张说情，竟予拒绝。张作霖见此局面，只得亲自登门拜访，低声下气地说了许多患难与共、有福同享之类的好话。冯德麟提出就职的条件，要另设立军务帮办公署，其组织机构和军务督办公署一样，设参谋长及四课，编制和经费也要完全相同。张作霖只得让步，遂向北京政府请示，得到的答复说，另设帮办公署，于体制不符，不便照准，但每月可拨十五万元办公费。张作霖带了十五万元和由袁世凯签署的电报去见冯德麟。不料冯德麟拒不接受，并直接给袁世凯去电报，请求辞职。其态度越来越强硬，大有向张作霖发难之势，张作霖还是委曲求全，又派旅长孙烈臣携礼品和现款三十万元，到冯德麟的驻地广宁，恭请冯德麟回省就职。5月20日，冯德麟率马、步、炮兵五营，浩浩荡荡开进省城，迳赴二十八师驻省办事处。张作霖即亲自到冯的办事处拜访，极力表示好感，冯德麟仍然态度傲慢，不去回拜。张作霖设酒席为其接风，冯德麟拒不赴宴。张作霖只好把酒席送到冯的办事处，并召歌妓为他助兴。

冯德麟此次来省，直接拍电报给北京，说二十八师要扩充军队，请准招七营新兵，并指定北镇为军务帮办公署所在地，经费和所需饷械，应如数照发。冯德麟下令给奉天财政厅拨五十万元为编练空军的经费。他在省城只住了一天，第二天即回北镇驻地。张作霖用软工夫，以柔克刚，雇了大批工匠，装修二十八师驻省办事处，把冯德麟的办公室装修得和自己完全一样，然后派参谋长杨宇霆赴北镇恭迎冯德麟来省就职。

6月6日，冯德麟又带大队人马进省，提出三个条件：一、帮办的权限和盛京将军完全相等;二、全省用人行政彼此互相咨询;三、财政厅指拨二十万元为二十八师购飞机用。是日下午，张作霖又去会见冯德麟，冯德麟拒不见面。张作霖为防止意外，在将军署后院修筑炮台一座，炮口对准二十八师驻省办事处。冯德麟得到消息，立即提出严重抗议，限当天答复。张作霖再请吴俊陞代为说和，解除误会。吴俊陞刚刚提到“张将军”，冯便出口大骂：“什么将军!妈的!”吴俊陞谦恭地代张作霖赔了不是，说了许多好话。冯德麟提出四项和解条件：一、即日拆除炮台;二、一切用人行政，必须征求同意;三、奉天军政各费不许超出预算;四、张作霖应率二十七师营以上军官到二十八师驻省办事处赔礼道歉。张作霖怕打起来没有取胜的把握，还可能引起日本干涉，两败俱伤，只好忍气吞声，满脸堆笑，率所部军官到二十八师办事处向冯德麟道歉，并答应冯德麟提出全部条件。不久，冯德麟又发出通电，率全师将士辞职，提出要兼省长。这次张作霖坚决拒绝了。此时，袁世凯已经死了，北京政权动荡不定，无暇顾及奉天的内讧。

段祺瑞任国务院总理后，环顾关外两虎相争，难分上下，便想调冯德麟入京，冯德麟不接受。奉天各界人士吁请双方和衷共济，万勿走极端，张作霖表示不诉诸武力，但奉天全省气氛紧张，双方戒备森严，夜无行人，很有一触即发之势。

1917年2月28日，段祺瑞请出一位德高望重的调停人，是张、冯两人的老上司，曾任奉天最高首长的赵尔巽。赵到奉天进行调解，未能成功。3月6日，冯德麟又回到广宁驻地，待机行事。

当张作霖和冯德麟闹纠纷正剧之时，张作霖的亲信五十三旅旅长汤玉麟又与张作霖闹翻了。原因是奉天警务处长王永江与汤部军官发生摩擦，张作霖没有护短，支持王永江严惩滋事官兵，激怒了汤玉麟。汤玉麟一怒之下，带领所部两营，投奔到冯德麟门下。

在奉天局势未定之时，张作霖走段祺瑞路线，冯德麟便投靠黎元洪，并派参谋长白运昌赴京控告张作霖，说他不得人心，奉天祸变危在旦夕，要求黎元洪速派大员接替，并秘告段祺瑞偏袒张作霖。恰逢此时，向以督军团盟主自居的张勋，在徐州召开会议，酝酿复辟帝制。冯德麟不甘落后，派汤玉麟到徐州，任张勋的营务处长，又派二十八师五十五旅旅长张海鹏带二百名官兵到北京做内应，随后又亲率卫队进京，谒见溥仪，宣誓效忠。不料张勋的辫子兵被段祺瑞的“讨逆军”一击即溃。张勋复辟帝制仅十二天就彻底失败了。冯德麟见势不妙，于1917年7月10日，从北京返回北镇，途经天津时被“讨逆军”逮捕。北京政府发出通缉令称：冯德麟背叛共和，罪迹昭彰，剥夺一切官职，交法院依法严惩。张作霖为了表示自己的宽容大度，请求段祺瑞政府予以释放，奉天绅商也联名向北京政府请求宽大处理。冯德麟被释放后，被北京政府任命为总统府高等侍从武官。不久，冯德麟回到奉天，任“三陵督统”，看守永陵、福陵、昭陵。从此二十八师的实权落在张作霖手中，奉天内讧宣告平息。冯德麟于1926年8月11 日病死。其长子冯庸，字振雄，于1926年弃武从文，变卖家产，创办冯庸大学，抗战时期，冯庸大学学生流亡关内，积极参加抗日战争，曾为中华民族的抗日事业做出一定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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