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巩，原名福熊，字寒铁、香曾，1905年9月16日(清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十八日)出生于江苏吴江县。其父费树蔚，曾任北京政府肃政厅肃政史，后因不满袁世凯称帝，退隐苏州，与其甥柳亚子常一起写诗^[1]。

费巩七岁在苏州就学，十三岁到上海入南洋模范小学，后进复旦大学附属中学。1923年入复旦大学，以成绩优异，乐于助人，任复旦学生会评议委员会主席和复旦附属义务小学董事长。1925年“五卅”惨案后，费巩发动义务小学师生上街演讲、游行，配合罢工、罢课斗争。是年，他从文学专业改为政治学专业。1926年6月提前取得复旦大学社会科学科政治学系毕业文凭，为文学士。他自学外语两年后，自费出国求学，先至法国巴黎，翌年转往英国牛津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学，并研究英国及西欧各国政治制度和历史。他学习勤奋，整天埋头在图书馆中，1931年以优等成绩获荣誉毕业证书。他的导师方讷劝他在牛津大学继续考博士学位，但费巩自筹的学费已用尽，不能继续学业。

费巩回国后，先任《北平日报》社评委员，继由陈望道推荐进上海中国公学任教。他在沪结识了邹韬奋，常为《生活周报》撰文，并主编《复旦同学会会刊》一年。1932年秋，进复旦大学任教，讲授英国政治制度。先是，他已写成《英国文官考试制度》一书，由上海民智书局出版;是年，又写成《英国政治组织》一书，由生活书店出版^[2]。他不愿在经济界、法学界任职或做国民党政府的官员，决心献身教育事业。1933年秋，他应聘任浙江大学政治经济学副教授兼注册课主任，讲授政治经济学和西洋史。同年，著大学用书《比较宪法》，由世界书局出版，列为“世界法学丛书”。他在书中除对英美等西欧各国的宪法进行分析和评价外，还抨击了当时国民党政府的制度。1935年，他反对浙大校长郭任远以卑劣手法开除胡乔木等人，支持进步学生开展的“驱郭斗争”。

抗日战争爆发后，浙江大学辗转西迁。费巩经香港转广州湾到达广西宜山，继续在浙大任教。1939年1月，他撰写《施行导师制之商榷》一文，阐述了试行导师制的目的、意义和具体办法。他还对学校的教务行政提出《奏议》，“列举五端：一为健康之应注意，二为功课宜略减轻，三为贷金应宽大，四为行政应改进，五为会议宜自由讨论，勿专寻章摘句”^[3]，充满了对青年学生的爱护之情。是年11月费巩随浙大再迁贵州遵义，1940年7月，浙大师生把反动的训导长姜琦赶下台，校长竺可桢邀请费巩继任，费以不加入国民党和不拿训导长薪俸为条件，受到广大学生的热烈拥护。8月12日他发表《就职宣言》，声明：“吾要以德服人，不以力服人，用感化，不用压力”，“是为学生做事，不是为了私利。”他说：“训导长有人称之为警察厅长，但吾出来，决不是来做警察厅长或侦探长，吾是拿教授和导师的资格出来的，不过拿导师的职务扩而充之，吾愿意做你们的顾问，做你们保姆，以全体同学的幸福为己任。”^[4]费巩任训导长后，积极推行和改进导师制，支持学生自治会办好《生活壁报》，设法改善学生的伙食、居住和学习条件。他关心贫苦学生，竭力争取扩大贷金，并提倡工读。为解决学生夜间自习的照明问题，他亲自设计，并用节省下来的薪金，到遵义街头白铁铺定制了八百五十盏植物油灯，代替灯光暗弱而又冒浓烟的油盏(以后学生们称之为“费巩灯”以志纪念)。他待人慷慨热情，常倾囊相助，对己则克勤克俭，朴素无华。

1941年1月，蒋介石制造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掀起反共高潮，加紧对国民党统治区的反动统治。费巩被指为“纵容共党活动，阻挠(国民党)党务工作”，被迫去职，学生们以明镜作纪念品相赠。费在浙大继续执教，1943年编撰《中国政理》，抨击国民党的腐败统治，受到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但他仍然不顾自身处境，嫉恶如仇，以笔当戈，于1944年2月起，先后写成《实施宪政应有之政治准备》、《论政权治权之分配》、《民主政治与吾国固有政制》等文，抨击国民党统治之腐败，要求废止一党专政的独裁政治，赞成成立联合政府。3月，他在浙大发表演讲，批评国民党的“五五宪草”，兼及时弊。以后，他又为报刊撰写了《论政治风气之转移》、《论制宪之原则》、《人民自由与国民大会》、《王之反对党——论英国之政党政治》等文章，以对英国和西欧各国政治、法律和“宪政”的阐述，剖析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和假施“宪政”。他指出，民主与独裁不两立，取其一必弃其他，不容犹豫两可。“民主国家之当政者以政绩博取人民信任，保持政权。盖在民主国家，政权谁属，决于人民，政府不能抑压异己，禁锢舆论，只能以政绩博舆论赞许，以竞选与敌党角逐。”^[5]

1945年1月，费巩因在浙大任教已十年，获得休假一年。 他应复旦大学邀请，前往重庆北碚举办“民主与法制”特别讲座，计划讲授“英国政府”、“现代中国政治问题”和“中国政理”三门课。他决定先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政制和工作效率作一番调查，就人事制度方面作进一步考察，连日进出重庆国民政府的交通部、财政部、外交部、考试院、教育部。各方特务密报了费巩的行踪，国民党当局十分恼火。2月7日，费巩在郭沫若起草的文化界《对时局进言》上签名，要求国民党召开各党派会议，组织联合政府，取消特务，惩治贪污。这篇《进言》引起很大反响，掀起了国民党统治区要求成立联合政府的民主运动。特务们奉命对《进言》签名者进行各种威胁、恐吓、利诱。费巩对反动派的卑鄙行为极为气愤，撰文痛斥。这更引起特务们的恼怒，视之为眼中钉。

3月5日凌晨，费巩前往北碚复旦大学，在重庆千厮门码头突然失踪。“费巩失踪事件”震动了整个重庆，浙大、复旦及社会各界纷纷向国民党当局提出强烈抗议。驻重庆的中共南方局领导人周恩来非常关切，设法营救。在1946年1月举行的政治协商会议上，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提出八项要求中，把“立即释放叶挺、廖承志、张学良、杨虎城、费巩”列入第七项。1月17日《新华日报》发表《迅速释放政治犯》的社论，再次提到要求释放费巩。

费巩被国民党特务秘密绑架后，先被关押在重庆卫戍司令部稽查处，随后被关进“中美合作所”渣滓洞的特别监狱。特务们软硬兼施，用尽酷刑，费巩毫不屈服，天天高声痛骂反动派。社会上反对迫害民主教授，反对特务横行的呼声越来越高，国民党反动当局决定尽快秘密杀害费巩。特务们把费巩杀害后，将他的尸体丢入杨家山附近的硝镪水池里，毁尸灭迹。为追求民主和进步而牺牲的民主教授费巩，那时还只有四十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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