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液仙，字传沆，小名阿揆，浙江镇海桕墅人，1893年12月1日(清光绪十九年十月二十四日)生于上海。方家世代经商，在沪杭甬及南浔等地经营钱庄、典当、银楼、糖行、南货店、药材店等，仅开设的钱庄就有“九裕”(安裕、赓裕、敦裕、承裕等)、“十三康”(安康、瑞康、益康等)计二十二家之多^[1]，并拥有大量土地。其父方选青因不善经商，家道逐渐中落。

方液仙少年时，初在美国教会办的上海中西书院读书。拜德国人窦伯烈(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化验师，L.W.Dupre)为师，学习化学，同学有吴蕴初(后来经营天厨味精厂)、李润田(后来主持鉴臣香料厂)。方在上海圆明园路安仁里寓所设立化学实验室，继续钻研。早年曾与友人合资开办鼎丰珐琅厂、龙华制革厂以及硫酸厂、橡胶厂等，大都是国人首创的企业，但均因经营不善，产品销路滞塞而中辍。

辛亥革命那年，方液仙才十九岁，他在上海独资创办了中国化学工业社(下称中化社)，资金一万元，小量生产牙粉、雪花膏等日用品，雇人挑货郎担上街叫卖，初时颇多亏损。

五四运动激励人民的爱国思想，共谋抵制洋货，振兴国货。中化社产品的销路从此打开。1920年，其叔父方季扬(钱庄资本家)见中化社有利可图，乃参加投资，总资本增加到五万元。中化社改组为股份两合公司，在河南路设总公司，延聘胡士浩为经理，于广东路设发行所。初在重庆路租屋三间作为工场，后购置槟榔路(今安远路)地基建立厂房，即后来的第一厂，制造化妆品及“三星”牙膏。1923年续建第二厂于星加坡路(今余姚路)，专门制造调味粉(“观音粉”、“味生”、“味母” )及酱油精(“三星牌”)。与吴蕴初的“天厨味精”一起，逐渐将日本货“味之素”挤出中国市场。

1928年，方液仙于槟榔路再建第三厂^[2]，专门制造“三星蚊香”，附带生产淀粉、酱色等。为了解决蚊香主要原料除虫菊的自给(本来用日货)，方在浙江余杭瓶窑镇及上海北新泾安浪渡设农场试种，聘留日农学专家俞诚如主其事。试种除虫菊成功后，又在浙江临平、温州和江苏南通、海门等地农村推广种植，解决了蚊香主要原料的供应。经过多年的惨淡经营，“三星蚊香”颇受欢迎，一向独占中国市场的日货“野猪牌蚊香”终于败北。

1931年，中化社增资到四十万元;1935年，再次增资到一百万元，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成立董事会，方季扬任董事长，方液仙任总经理，以表弟李祖范为经理。1938年，中化社增资到二百万元。

到了1939年，中化社又在第一厂附近建立第四厂。这是中化社设备最新、规模较大的一个分厂，制造箭刀牌肥皂。后来还制造甘油、薄荷素油、十二醇硫酸钠、山梨醇等原料，并设立了成品仓库。在此期间，方液仙投资兴办了一批直接为中化社服务的工厂。有生产玻璃瓶的晶明玻璃厂，生产牙膏软管的中国制管厂等。至此，中化社产品大致齐备，原材料基本自给，经营管理有所改善，生产成本相应降低，业务蒸蒸日上，成为旧中国日用化学工业规模最大的工厂。

当时，中国化学工业社设总管理处，董事长由总经理方液仙兼，经理李祖范。下设六部三室九科，职员多达二百多人，而工人不过四百多人。在国内各大都市设立了发行所，南洋各地则设有专职推销员^[3]。

方液仙是化学技术里手，自己懂得分析化验，改良产品，不断钻研创新。在技术制造及管理制度方面不故步自封，曾经数度派人去美国、日本考察，引进一些先进技术设备。学会不少管理及技术方面的有益经验、对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重视培养。如王修荫、孙瑞耕、黄勀英原来文化程度都不高，后来被培养成为总化学师、副厂长、技术室主任。他在经营方法上，对大批发商采取分级累进的经销特约制：一年销货一万元以上的，给以百分之三的酬劳;二万以上的百分之四;三万元以上的百分之五。这样鼓励多销多得，利之所在，批发商甘于效劳。对职工薪给采取低薪、分红制，月薪较低，年终分红数额较大。这个制度，资方在一年大部分时间里可将花红暂作周转资金，有利于扩大再生产。

方液仙在经营中化社的同时，还主持中国国货公司，“九一八”事变后，全国人民抗日情绪高涨。中化社总务科李康年向厂方建议，集合部分国货工厂筹办联合商场。方遂委李康年主持其事，由中化社联络美亚织绸厂等九家较大的工厂，选出十八种商品，在南京东路绮华公司原址举办“九厂国货临时联合商场”，在1932年“九一八”周年纪日开幕。由于提倡国货、抵制日货的宣传以及国货商品本身的质量能与日货抗衡，国货商场顾客盈门，生意兴隆。方液仙乃萌发创办中国国货公司之志，由中国化学工业社、亚美织绸厂、五和织造厂、鸿新布厂、华生电器厂、中华珐琅厂等几家大工厂，筹集资本十万元，于1933年2月，在南京东路大陆商场开设中国国货公司。由方液仙任董事长兼总经理、李康年为经理。他们对经销厂商货物采取寄售方式，每月25日结帐，月底付款，一般开的是五天期票。这样，经常的流动资金周转增多了。因为国货公司商品众多，服务周到，广告宣传有方，又采取薄利多销、商品寄售等方式，有利于供需双方。加之人心向往抗日救国，绝大多数人把买用国货作为爱国行动，所以营业鼎盛。甚至促使当时一向经售舶来品的永安、先施、新新、大新四大公司也不得不销售国货商品，以应顾客需要。半年后，国货公司又增资十万元，并扩充二楼南部商场，营业获得不断发展^[4]。

联合创办国货公司的各厂商，为了进一步向外地扩展业务，于1937年5月推方液仙和吴鼎昌、蔡声白、吴蕴初、王志莘、王性尧等为创办人，又在上海创办中国国货联营公司。联营公司集中原中华产销协会会员厂商的货物，向外地推销，在国内各大城市先后设立中国国货公司，对发展弱小的民族工业发挥了积极的作用^[5]。

方液仙主持的中化社及国货公司业务不断发展，对决心独占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是个心腹之患，也是对华经济侵略的绊脚石;再加上“一二八”淞沪抗战和“八一三”全民抗战时，方液仙先后在厂内及胶州路“申园”，办了两次伤兵医院(后一次由著名外科医生倪葆春主持)，也深为日本侵略者所忌恨^[6]。于是，威胁利诱纷至沓来，有来谈“合作”的，有来商议租用出让机器设备的，形形色色，不一而足。在汪精卫傀儡政府袍笏登场前夕，大汉奸陈公博派傅筱庵前来游说方液仙，希望他与伪政府合作。说什么“日本人知道你很关心政治，记得你在战争中还办过两次伤兵医院，因此很器重你”，并以伪实业部长相许。方当即严正拒绝：“我是开厂做生意的，当不来大官。”^[7]他并规劝傅还是继续搞实业的好，不要和汉奸们同流合污，否则将身败名裂。日伪见引诱不成，转而加强威胁。一时来自敌伪的恐吓信、警告信日有数起，方不为所动。

1940年夏，孤岛上海局势日益混乱，恐怖气氛日甚一日，方液仙深居简出。7月25日，方因蛰居多时，耳目闭塞，打算去附近几个工厂看看，便于上午9时从星加坡路寓所驱车外出。甫出门，就遭埋伏在附近的四名暴徒突然袭击，先打坏汽车轮胎，枪伤保镖一人，再打伤了方，又把方强行挟持到预先停放在路边的汽车上，向越界筑路方向仓皇驶去。事发后，方氏家属起初当作强盗绑票，要勒索一笔巨款，过了好几天，仍然音讯全无，下落不明^[8]。直到该帮匪徒因犯他案被捕受审时，才明白这是日伪精心策划的政治谋害案^[9]。

1992年12月，其女方之雄、子方曾泽、方曾规编纂《爱国实业家方液仙》一书，纪念方液仙百岁诞辰(1893—1993)，期能激励国人爱国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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