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源濂，字静生，湖南湘阴县人，生于1874年(清同治十三年)。父范琛以教书为业，范源濂少时在父亲亲自教导下课读。十五岁时父亲病故，只遗下几箱书，别无其他财产，家境贫寒，全家靠母亲做些针线活糊口，他和弟弟范旭东也做些杂活以添补家用。由于贫困所迫，范源濂愤世嫉俗，学习勤奋，上进心强。十七岁时在舅父资助下，入清泉学校学习，两年后回到家乡任塾师。

1898年，范源濂辞去教职，至省城长沙，入湖南巡抚陈宝箴创办的时务学堂学习。时梁启超任学堂总教习，范很快接受了康梁的维新思想，拥护变法，成了梁启超的得意门徒。“戊戌变法”失败后，时务学堂停办，他也被官厅追捕，遂与唐才常一起逃往上海，在唐的帮助下入南洋公学学习。1899年秋，梁启超在日本东京开办大同学校，继续培养维新变法人才，翌年范和蔡锷一起应梁函邀东渡。范源濂到东京先入大同学校补习日语，后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就读。不久，范参加了林述唐和蔡锷在东京创办的私人留学团体。同年秋，唐才常在汉口以自立军举义反清，范回长沙准备参加，不幸唐在汉口被捕，范在危急之时偕其弟范旭东潜去东京，随入横滨东亚商业学校学习。

1903年，范源濂与曹汝霖等在东京开办速成法政科和师范班，分别担任两校的译员。次年，他回到长沙倡导女青年赴日留学，得十二人同往东京入实践女校学习。1905年，清政府设立学部，范回国为学部员外郎。同年北京法政学堂开办，他任学部主事佐理办学。次年与人在北京创办殖边学堂，有学生一百余人，授以蒙、藏语及殖边等学科。与此同时，还创办优级师范学堂。1909年6月，清政府以美国退还的庚予赔款设游美留学服务处，他代表学部担任会办。1911年2月，清华学堂正式成立，范兼任副监督(相当于副校长)^[1]。在此期间他发起创办尚志学会。同年冬，范升为学部参事，参与制定学制和学校章程。

民国成立后，各种政党蜂起，群以通过议会进行政治活动，范源濂在梁启超的影响下，会同梁启超在清末组成的秘密组织宪友会成员籍忠寅、黄远庸，联合京津各团体发起组织国民协进会，为袁世凯所用。1912年春南北和议时，孙中山派蔡元培为迎袁专使北上，范被袁世凯派为招待员，与蔡结谊。之后，范等筹组的国民协进会于3月在天津正式成立，未设会长，共推常务干事十八人，范任常务干事，随后将会址迁北京。5月，国民协进会与民社、国民公会、共和实进会等合组共和党，以黎元洪为党魁，范和汤化龙等任干事。翌年5月，共和党与民主党、统一党合组为进步党，以黎元洪为理事长，实际以梁启超、汤化龙为核心^[2]。范紧跟梁及进步党，日后也是研究系的重要成员。

范源濂在清末民初政界有一定的地位，又是一位教育家。1912年1月蔡元培任临时政府教育总长后，范应邀出任教育部次长。蔡很看重他办教育的能力，说他很重视实践，重视普及教育，请他摒弃党派之见放手工作。范辅助蔡派员先接收了清廷的学部，然后制定颁布《普通教育办法》、《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小学教科书编纂办法》及《学生学业成绩考查规程》等，厉行教育改革。由于蔡重视高等教育，范重视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两人在合作共事短短半年里办了很多实事。7月，他和蔡元培一起召开全国临时教育会议，商议重订学制。范在会上提出“发挥国民固有精神”和“提倡个人职业独立”^[3]，强调工业教育和职业训练的重要。临时教育会议开会期间，因唐绍仪内阁垮台，蔡元培辞职，范遂代理教育总长。不久。陆徵祥组阁，范正式担任教育总长，一切萧规曹随，仍本与蔡元培共同制定的方针，逐步实施其教育计划，相继公布了《学制令》、《小学校令》、《师范学校令》、《女子中学章程》(实行男女分校)、《中学校施行规则》及《大学令》、《专门学校令》等一系列规章制度。一时各省积极筹办学校，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竞出新教科书，教育事业颇有欣欣向荣之势。范源濂特别重视法政教育和师范教育，允许私人开办法政学校以及讲习所、养成所，使职业教育蔚然成风。本来属高等教育旁系的专门教育，一时成了高等教育的重心。1913年2月，范源濂因病辞去教育总长职，至天津养疴。

1913年秋，范源濂应中华书局总经理陆费逵之聘，前往上海任中华书局编辑长。所任工作正符合他的教育实践志趣，乃积极为中华书局扩充编辑部，主持编辑初小、高小教科书，并编辑出版了《中华新学制中学教科书》和《中华师范教科书》。1915年，中华书局改组成立股份有限公司，他与梁启超、唐绍仪等同为董事。

袁世凯当上大总统后，进步党逐渐为袁所抛弃;袁在复辟帝制时，梁启超等进步党人纷纷挂冠而去。一时全国反袁斗争风起云涌，梁与蔡锷联合西南势力反袁，范源濂站在梁启超一边共同反袁。袁世凯死后，段祺瑞掌握北京政权，1916年7月，范被任命为教育总长，再次主持教育部工作。他为办好北京大学，于9月电邀在欧洲考察的蔡元培回国担任校长。10月，他修正国民学校令，恢复单轨学制，继续贯彻民元时与蔡共订的教育改革方针。1917年1月，范源濂兼代内务总长。是年春，在对德绝交问题上段、黎二人意见分歧，范和许世英一起反对黎元洪，支持段祺瑞的对德绝交。5月北京发生“公民团”请愿围攻议会事件，他被段派往劝说，“公民团”不肯离去，最后由军警加以驱散，事后范于6月请假。7月，段祺瑞借粉碎张勋复辟之机东山再起，重掌北京政权，范源濂重回教育部任职，直到11月30日辞职。1918年春，他赴欧洲考察教育，历时两年余。

1920年直皖战争结束后，徐世昌任总统，8月靳云鹏组阁，范源濂第三次出任教育总长。他仍本过去的教育方针，规定分年筹办义务教育，致力于普通教育。次年6月，北京国立八校为索取教育经费请愿，并酿成“六三事件”罢课，他和汪大燮出面调解使之复课。1921年12月，靳云鹏内阁垮台，范亦辞去教育总长职务。是月，他以实际教育调查社名义，邀请美国教育家孟禄(Paul Monroe)来华调查教育，同蔡元培等七十余人召开教育讨论会三天，会后出版了《孟禄的中国教育讨论》一书。之后，范前往美国考察教育，并因庚子赔款事转赴英国，在欧洲各国考察教育。

当范源濂在欧洲考察的时候，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于1922年11月成立北京师范大学筹备委员会，他被推为校长。1923年7月北京师范大学正式成立后，师生们以极大的热情欢迎他回国。范于11月到任就职，对学校大力进行整顿。以“造就师范与中等学校教师及教育行政人员，并研究专门学术”为宗旨^[4]，提倡人格教育，主持修订学校组织大纲及各种规程，主张严格考试学生成绩，并多方筹措办学经费，还聘请吴承仕、陈垣、黄侃等知名学者任教，邀请梁启超、蒋百里、黄郛等名人兼任讲座。他自己每周给学生作一次报告，还经常到学生中去交谈，深入了解学生的学习和生活情况。他为人刚正，作风廉洁，办公守时，有病也坚持上班;提倡教师以身作则，认为办教育的人要对国家教育事业做贡献，而不应该计较待遇多少，因为教育是一种清高神圣的事业。他把全部薪水都捐给了学校。在当时教育经费竭蹶的情况下，师大在其主持下很快改观，不仅提高了教学质量，而且教学设备不断添设，校园花木葱茏。1924年1月，孙宝琦组阁，邀请他再任教育总长，范表示要留在师大同师生共甘苦而加以推辞，从而获得了师大师生更大的敬佩。然而在当时内乱日亟，国是日非之时，教育经费短缺，经常发不出教职工的工薪，范源濂痛感自己力薄，无法挽救师大，于同年9月辞去师大校长之职^[5]。

此后，范源濂先后任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会长、国立京师图书馆委员会委员，但仍心系北京师大。1926年北京“三一八”惨案中，师大学生范士荣惨遭杀害，范源濂特送一幅挽屏以示哀悼。

1927年12月23日，范源濂病逝于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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