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旭东名锐，字旭东，以字行，1883年(清光绪九年)生，湖南湘阴县人。其父范琛，以教书为业。范旭东六岁入塾，是年丧父，靠母亲做针线活糊口，家境贫寒。他的长兄范源濂1897年冬入长沙时务学堂读书，受梁启超思想影响，范旭东也受到熏陶。翌年春，他在范源濂帮助下也进时务学堂就读，思想进一步发生变化，摈弃了“当时做官发财的旧套，立志要做救国救民的大事”^[1]。

1900年秋，范旭东随其兄范源濂赴日留学，初入冈山第六高等学校，后考取东京都帝国大学化学系。1902年末，湖南留日学生杨笃生等在东京创办《游学译编》月刊，范参与编辑地理一栏;同时因学习费用受到梁启超的帮助，和康梁派颇接近，曾向梁主编的《清议报》投稿。1910年在东京都帝大毕业后，留校任专科助教。次年辛亥革命爆发，他返回祖国。

1912年春，范旭东在天津制币局任总稽核，负责检验银元成色，两个月后辞职，与人合伙开办了一家石墨坩锅制造厂。1913年7月，范源濂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他经其兄推荐在农商部任职，不久被派往欧洲考察盐务。他在西欧兼考察化工制碱，但在比利时考察苏维尔制碱法时处处碰壁，参观英国卜内门公司也只让看了锅炉房。这次考察给他很大刺激，立志从制盐业着手，自己钻研创办化工制碱业。

1914年春范旭东回国，针对当时外盐输入及国内引岸^[2]的垄断，向当局条陈改革盐政建议。3月，他根据《盐业特许条例》，与在北京办《盐政杂志》的景本白共同集资五万元，创办久大精盐公司。次年6月在塘沽设厂，用海滩晒盐和卤水加工制造精盐。1916年8月久大正式投产，在天津设久大盐业总公司，上海设发行所，由景本白任董事长，范旭东任总经理。不久，又有黎元洪等投资，资本扩大为一百万元，规模逐年增大，产量逐年上升。1918年秋增设第二、第三两厂，年产精盐三万担，获利丰厚。范旭东在工商界初露头角。以后，久大获得更大发展。

范旭东在创办制盐业的同时，即开始筹谋创办制碱业。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国内民族工业大量兴起，而一向依赖进口的酸、碱等产品奇缺。范旭东与景本白、盐务署长张弧、长芦盐运使李穆等人，于1916年7月筹办永利碱厂。翌年10月，北洋政府批准永利原盐免税(此为中国盐政史上的首举)，并通令在永利厂址百里内不得再设同类厂。永利在塘沽设厂，资金四十万元，于天津设永利制碱公司，范任总经理。范从金城银行透支数十万元，派人在美国订购机器设备，企望引进技术。那时各国用盐制碱的技术都保守秘密，外国资本家拒绝提供技术资料。范旭东根据苏维尔制碱法自行装置一套小型设备，经过反复试验，仅制成了几公斤的产品。由于缺乏建造大厂设计所需的数据与资料，技术上未能完全解决，以至安装和设计一改再改，长期不能正常运转。范坚持不懈，不惜以高价购买机器和技术。由于耗用大量资金，引起部分股东不满，景本白甚至在董事会上对范弹劾，终以相持不下，景本白退出久大、永利。经过改组，久大、永利改董事会制为总经理负责制，范旭东以总经理掌管两公司全权。

范旭东在创办永利碱厂过程中，越来越认为“事业的真正基础是人才”，断然以高薪聘请留美化工专家侯德榜和美国工程师李佐华(Gilmer T.Lee)来厂指导，经过数年的钻研，终于解决了大规模制碱的一系列技术难题。永利碱产量由日产五吨增至一百吨，质量也赶上了卜内门公司。在1928年美国建国一百五十周年博览会上，永利碱品获奖，从而打开了国外的销路。1929年永利获利甚巨，资金积至五百万元。

永利公司的崛起，使英商卜内门公司十分嫉恨。他们千方百计企图吞并永利，曾提出合办、技术协助、高价收买等要求，均为范旭东断然拒绝;他们又使用削价倾销和收买间谍打入永利等手段，也被范采取措施击破。当卜内门公司总经理前来中国要求会见范时，范避而不见，只让来人参观了永利的锅炉房了事。

1930年，范旭东又进一步扩建碱厂，新建日产三十吨的烧碱车间。1932年，设立久大、永利联合办事处，加强管理，扩充资金，又于南京、汉口、长沙、广州、香港分设营业机构，于芜湖、南昌、重庆增设经理处，在全国各地设三十一家特约分销处，并用赊销办法争取用户。这一年永利日产量增至九百余吨，职工近千人，次年获纯利二百万元。永利成了全国著名的制碱公司，范旭东与上海天原化工厂吴蕴初齐名，为全国最著名的化工资本家，时称“北范南吴”。

范旭东对科研工作极其重视。早在1922年8月，他不顾重重困难，以久大实验室为基础，创办了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是国内私人企业的第一家化工研究机构。他聘博士孙颖川任社长，并先后将久大、永利两公司提给自己的“创办人酬劳金”全部移作科研经费。该社主要协助久大、永利进行技术研究，并调查和分析资源，试验长芦盐卤的利用;还研究轻重金属之于国防工业、肥料之于农作物、菌学之于农产制造，水溶性盐类之于化工医药等。该社科研设备完善，为久大、永利培养了一批科学技术人才，也帮助国内一些工业部门解决了许多技术问题。1928年9月，范创办了《海王》旬刊，时常刊布久大、永利和黄海的科学消息与新知识，深受科技界重视。

1934年3月，范旭东将永利、久大、黄海等单位合组成立永利化学工业公司，添招股本二百万元，资本总额达一千一百万元，于上海设总管理处，自任总经理。同年10月，范获准硫酸产品三十年免税，并可发行公司债，五年内保息七厘。范获得这一奖掖后，在金融界通过周作民、吴鼎昌、陈光甫、徐新六、张嘉璈、钱新之等人帮助，发行了五百五十万元公司债券(以永利全部固定资产作抵押);同时又自筹资金三百万元，合计八百五十万元，在南京北面六合县卸甲甸筹办永利硫酸铔厂。范旭东与侯德榜吸取创办永利碱厂的经验教训，决定引进美国设备和技术，组织国内人力、物力施工安装配套设备。1937年2月建成投产，日产硫酸铔一百五十吨，硝酸四十吨，填补了国内化工工业一大空白，为我国农业生产提供了新型的化肥，是当时亚洲第一流的硫酸铔厂。

范旭东的声誉日隆，除任金城银行董事、四行储蓄会监察、中华书局董事、全华化学工业社常务董事、中华造船厂董事、中国工业服务社社长、中研院评议员、中国化学学会会长、中国自然科学社理事及南开大学校董等职外，还任国民政府财政委员会委员、参谋本部国防设计委员会委员。但他热心于“实业救国”，全力倾注于自己的事业，无意做官。

抗日战争爆发后，天津、南京先后沦陷，久大、永利受到很大摧残，但范旭东坚决表示宁可工厂被炸毁，也决不屈身于日本侵略者铁蹄之下与敌合作。由于范在事前已有内迁准备，先已派李烛尘在重庆设下了永利、久大华西办事处，永利公司各厂均得顺利撤迁。

1938年，范旭东赴汉口。途经香港时，拒绝了日本资本家和汉奸的引诱。到汉口后他担任了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并为迁川工厂联谊会发起人。是年秋，他进入四川，在华西建立新的化工基地，先后在自流井复建久大盐厂，在犍为县五通桥复建永利碱厂和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于重庆设立永利铁工厂和全华酒精厂;同时还计划在湖南创办永利株洲厂。久大以自流井卤水炼制精盐及硼酸，长年运销湘西;永利在五通桥除碱厂外，尚有炼油厂、翻砂厂、机械厂、陶器厂、动力厂、煤矿、侯氏试验工厂及土木工程处、深井工程处等企业，总计工人一千二百余人，为战时民族工业规模最大的联合企业。此外，范还于1941年3月与金城银行合资一百万元创办中国化学企业公司，分别在重庆和五通桥设厂，制造食盐副产品和颜料;1943年6月以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名义，与孙颖川等创设三一化学制品公司，资本额一百万元，在自贡设厂，从卤水中提炼氯化钾和硼酸。

范旭东在抗战期间连任四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他为其“实业救国”的抱负而艰苦奋斗，但国民政府官僚资本却一再以援助为名，用贷款作诱饵，企图变贷款为官股，打入永利公司进行控制。1938年4月财政部拨款四十万元“帮助”建设株洲厂，不久财政部和经济部给“补助费”三百万元在五通桥建厂，1939年冬，中、中、交、农四行以“复兴化学工业专款”名义贷款二千万元，“协助”建立铔、焦两厂，但国民政府要求把这些“补助费”贷款变为官股，都为范旭东所拒绝。永利公司虽然坚持了企业的独立性，但在官僚资本压迫下负债甚重，加之战时机械设备的添置、更新及原料采购、市场销售等方面存在着种种困难，只能惨淡经营。

战时的范旭东，仍然十分重视科研与技术。他说：在工厂方面开支“必负责俭省，在学术方面，应多用几文”^[3]，视科研技术为工业发展的“生命”。1938年，他派侯德榜等在美国纽约设一小型化验室研究联碱法，一年后迁香港继续实验。1941年11月，他亲自前往美国考察，采购工厂技术设备和深井工程器材，雇一美国人到四川传授技术。随后他将香港的小型化验室迁入四川扩大试验，设一联碱法试验中心，由侯德榜主持，前后经过三年的奋斗终于获得成功，成为驰名国际的侯氏制碱法，进入了世界化工技术先进行列。1944年初，联碱法工业性中间试验投产，深井勘探也发现了天然气和黑卤，辛勤科研结出了硕果。

1944年9月，范旭东赴美国出席国际通商会议，会后与美商洽订了一系列技术设备进口合同，并协议由美国进出口银行贷款一千六百万美元。但是国民政府因官僚资本不能插足而加以刁难，使他极为失望。

范旭东在抗战后期开始认识到国民党政权的腐败无能，他曾对其姨侄章执中说：“中国的未来，看来只有靠中国共产党，才有希望。”^[4]其后，与共产党人龚饮冰(化名龚再僧)结识，在重庆共同开办建业银行。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他有志“担起创造中国化工新生命的责任”，“为祖国争光”^[5]。当他正准备派员分赴天津、南京接管久大、永利企业之际，突然患了急性肝炎，于10月4日病逝于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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