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祺瑞，字芝泉，安徽合肥人，生于1865年3月6日(清同治四年二月初九)，他是北洋军阀皖系的首领。

段祺瑞的祖父段佩，以办团练镇压捻军起家，官至淮军统领;父早丧，自幼随祖父读书。1885年他考入天津武备学堂炮兵科，1889年毕业，由李鸿章派赴德国学军事，在克虏伯炮厂实习。1890年回国，先后任北洋军械局委员、威海随营武备学堂教习。1896年初，被袁世凯调到天津小站新建陆军，担任炮队统带兼随营学堂监督。1899年，随袁军赴山东，镇压义和团。1901年，由袁保奏“以知府仍留原省补用，并加三品衔”，“兼充武卫右军各学堂总办”^[1]。

1901年底，袁由山东巡抚升任直隶总督，他又随袁到保定。次年6月担任北洋军政司参谋处总办，负责编练北洋常备军，不久升为补用道员。他带兵到广宗县，镇压景廷宾起义。因镇压起义农民“有功”，被赏戴花翎，加“勇”号。1903年12月，清廷成立练兵处，袁为会办大臣。由于袁的保荐，他当上了练兵处军令司正使，并加副都统衔，成为袁扩编北洋军的重要帮手。后来，人们把他与冯国璋、王士珍合称北洋三杰，又被人称为袁的龙、虎、狗。1904年，他兼署常备军第三镇翼长，次年2月调任第四镇统制，又担任河间秋操北军总统。1906年初，调署第三镇统制，兼督理北洋武备各学堂。3月，补授福建汀州镇总兵，仍留北洋，充保定军官学堂总办。此后他又任陆军各学堂督理、会考陆军留学毕业生主试大臣等官差。因此，北洋军官多半成了他的门生、故吏。袁世凯被罢官后，他于1909年12月被调充第六镇统制，次年12月调任江北提督，加侍郎衔，驻江苏清江浦。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清廷起用袁世凯，同时召段入京，任以第二军军统，令往湖北镇压革命。段先到彰德见袁，请示机宜，然后入京请训，转赴湖北前线。袁于11月到北京组阁后，派他署湖广总督，并任第一军军统兼领湖北前线各军，驻孝感。12月，南北议和会议在上海召开，他以军事实力支持袁窃夺民国总统，对革命党人不断施加压力。和会上南方代表坚持以清帝退位作为让袁做总统的交换条件，这正是袁世凯所梦寐以求的;但当时清室皇族对“让位”问题迟疑不决，少壮亲贵尤坚决反对。于是段受袁指使，于1912年初率北洋将领四十六人两次致电清廷，“请立定共和政体”，否则即“率全军将士入京，与王公剖请利害”^[2]。迫使清帝于2月12日宣布退位。3月10日袁窃据民国总统，任命段为陆军总长。

1913年，他一度代理国务总理，调兵遣将，镇压孙中山发动的“二次革命”。此后又署理湖北都督，兼领河南都督，调集河南、湖北、安徽等省的军队数万人，血腥镇压白朗军，竭力为袁的独裁统一效劳。但是，由于他总揽军权，为袁所忌。1914年5月，袁创设海陆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把陆军部的权力收归自己直接掌握。因此段大为不满，遂把部务交给其心腹徐树铮(陆军次长)，不再到部办事，而袁在当时，也有心把他打入“冷宫”。次年5月，他又称病辞职，实际是在袁的帝制活动中，他有自己的想法，从而采取消极态度。1916年3月22日，袁在全国人民反对复辟和护国军兴起的形势下，被迫取消了“洪宪”帝制，才又不得不把段请出来，帮助他收拾这一破碎局面。段接受袁的请求，于23日出任参谋总长，4月又代徐世昌为国务卿兼陆军总长。他一面与护国军打交道;一面迫使袁交出实权，恢复国务院，组织责任内阁。

袁世凯于6月6日病死后，黎元洪继任总统，段祺瑞以国务总理掌握着北京政府大权。徐树铮为国务院秘书长。当时，日本寺内政府成立，提出所谓经济“援华”政策，妄图变中国为其独占殖民地;它看准了段政府正是一个可以“援助”的对象^[3]，而段也决心依靠日本的“援助”，树党营私。12月24日，他亲自与寺内派来的代表西原龟三密谈，商讨所谓“中日亲善”问题^[4]。

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逐渐分化为直、皖两系。段是皖系的首领。这时，他大权在手，又俨然以北洋派正统首领自居，对非北洋派出身的总统黎元洪根本不放在眼里。所以黎、段上台不久，他们之间就各以不同的国际势力为背景，争夺权力，演成了“(总统)府、(国务)院之争”。后经徐世昌调解，他们的矛盾一度和缓，但到1917年春，“参战”问题又成了双方的主要争执。段希望通过“参战”取得日本更多的实力支持，坚决主张对德宣战^[5];而依靠国会支持的黎元洪以美国为奥援，表示反对。4月，段召集附己督军来北京，组成“督军团”，向黎和国会施加压力。当国会讨论“参战”案时，他唆使军警和雇用流氓，打着“公民团”旗号包围国会，殴辱议员，希图强迫国会通过“参战”案。结果遭到国会和大部分阁员的抵制，造成僵局。

段祺瑞不甘罢休，暗中指使徐树铮策动“督军团”到徐州，去鼓动复辟派张勋，用武力驱逐黎元洪并解散国会。5月23日，黎下令免去段的总理职务，他愤然离京至天津，发表通电，不承认黎元洪的免职令，煽动“督军团”倒黎。安徽省长倪嗣冲首先“独立”，奉、鲁、闽、豫、浙、直隶各省军阀相继响应，以武力威胁黎元洪。张勋遂以调解黎、段冲突为名，带兵进京，乘机演了一出清帝复辟丑剧。段祺瑞见自己倒黎的目的已达到，即借助全国人民反对复辟的声威，在日本的支持下组成“讨逆军”，自任总司令，7月3日在天津附近的马厂誓师，宣布讨伐张勋。打垮了张勋后，他于14日入京，重掌政权。黎元洪被迫去职，段迎直系首领冯国璋(原为副总统)为总统，自为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并于8月14日对德宣战。

段祺瑞竭力主张“参战”的目的，是为了向日本借债。从1916年底起，他派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个亲日官僚，放手出卖中国主权，向日本大量借款，其中仅西原龟三经办的八笔借款就有一亿四千五百万日元^[6]。这些卖国借款表面上是用作“经济开发”或“参加欧战”;实则几乎都用于打内战、组织“安福俱乐部”和编练所谓“参战军”，扩充皖系实力。

段祺瑞打败张勋以后，以“再造共和”的功臣自命，蛮横地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而采纳研究系梁启超的“改造国会”建议，召集临时参议院，企图另组新国会，以排斥旧国会中反对他的国民党议员。孙中山即以维护《临时约法》为号召，于1917年7月间率海军军舰两艘南下。联合滇、桂等省实力派于9月10日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和北洋军阀政府对抗。段抄袭袁世凯的老谱，立即决定对南方用兵，1917年8月初，派其党羽傅良佐为湖南督军，代替了与护法政府有联系的湘督谭延闿。谭指使零陵镇守使刘建藩于9月18日护法“独立”，以示反抗。段即任命王汝贤、范国璋为北军湘南军正副司令，率军南下作战，10月6日开始，相继攻占衡山、宝庆。段兴高采烈，指望由湖南进攻两广，由四川进攻云贵，想在三五个月内平定西南，大做其“武力统一”的美梦。

皖系军阀的行动，引起直系的不满。在英美的怂恿下，冯国璋对向南方用兵的决策，采取了表面敷衍，实际掣肘的办法。王、范受冯使指，突然于10月14日从前方来电请求停战议和，并自动退守岳阳。傅良佐得讯于惊惶中弃长沙而逃。同时，入川的皖系北洋军吴光新部也溃败。段对于这些情况的发生十分气愤，但又无可奈何，被迫于11月16日辞国务总理和陆军总长职务。这时日本政府见段内阁倒台，即派人见冯，表示对中国内阁变动的“关怀”，同时仍认段“为政局中心，遇事力尽友谊援助”^[7]。段于辞职后，鼓动“督军团”主战，向冯施加压力。冯在内外逼迫下，只得于12月18日又任命段为“参战督办”。1918年2月，徐树铮又到奉天，引张作霖带兵入关助段。在“督军团”的要挟下，冯除被迫下令对南方继续作战外，又于3月23日请段复任国务总理。4月，段亲往武汉等地，催促北洋军对南方发动攻势，并暗中拉拢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进行分化。但不料善于辨认风向的前方主将吴佩孚于占领衡阳后，和参加“护法”的南方军阀秘密妥协，从8月初接连发出“罢战主和”的通电，反而痛斥段政府的亲日卖国政策，使段的“武力统一”计划全成泡影。

吴佩孚以一个师长的地位，敢于出头反对段祺瑞，是由于这时国内外出现了不利于段的条件，而这些条件又正是段祺瑞一系列倒行逆施所促成的。与对南方用兵的同时，段与日本加紧了勾结。他依靠日本的顾问和装备，编练自己的嫡系队伍“参战军”三个师四个混成旅，作为镇压人民、消灭异己的基本武力。他又派靳云鹏和徐树铮，于同年5月间同日本秘密签订“中日军事协定”^[8]。根据这项协定，日本可以在中国境内驻兵，并可指挥中国军队。另外段又唆使徐树铮、王揖唐等，利用卖国借款，收买政客，组织“安福俱乐部”，操纵选举，制造皖系把持的新国会(“安福国会”)。8月20日“安福国会”正式开张，9月4日，把老官僚徐世昌推为总统，供其利用。段的亲日卖国政策，在国际上引起英美的嫉视;在国内遭到全国人民的唾骂和反对。“中日军事协定”消息一经传出，留日学生与国内学生纷纷成立救亡团体，采取行动;各界人士以及西南各省当权人物，也都纷纷通电责问。全国上下的反段气氛，把本已存在的直皖矛盾，进一步推向尖锐化。这时，冯国璋虽已任满下台，但直系势力仍在。曹锟、吴佩孚继冯而成为直系领袖。段为缓和直、皖矛盾，于10月辞去国务总理，专任参战督办。但是，他只是退居幕后，实际上仍然操纵着北京政府。

1919年，我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失败，引起了五四爱国运动爆发。段控制的亲日卖国政府，成了众矢之的。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受到北京学生的惩罚。段公然袒护曹、章、陆，主张镇压学生运动，并主张在巴黎和约上签字^[9]，充分暴露出他的反动本质。这时欧战已经结束，他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把“参战军”改称边防军，用徐树铮为边防军总司令;把“参战督办”改称边防督办，在“国防”的幌子下，继续使用卖国借款，扩充皖系实力，仍然准备内战。

欧战结束后，英美帝国主义有了更多的力量干涉中国的政局。在英美的支持下，曹锟、吴佩孚利用全国人民反对卖国政府的情绪，积极部署反段。1920年5月，吴佩孚由湖南前线带兵北撤，并联合奉系张作霖，提出解散“安福俱乐部”，罢免徐树铮等条件，向皖系挑战。徐世昌于7月2日被曹、吴所迫，下令免徐树铮边防军总司令职。段对此大发雷霆，立刻以边防军为主组成“定国军”，自为总司令，派徐树铮为参谋总长，段芝贵为第一路总司令，曲同丰为第二路总司令，胁迫徐世昌于7月9日又下令免曹、吴职。于是，直皖战争于14日打响，两军激战于涿州、高碑店和杨村。奉军从东线助直攻皖，不过四天，战局即急转直下，皖军一败涂地。曲同丰被俘，徐树铮、段芝贵都丧师逃走。段只得通电辞边防督办。“安福俱乐部”也被解散。除浙江督军卢永祥外，皖系军阀全部垮台。从此，直、奉两系军阀控制了北京政府。

段失败后，于第二年移居天津日租界，窥测动向，等待时机。随着直、奉矛盾的发生，他暗中勾结张作霖，并联络坚持反对直系军阀的孙中山，图谋再起。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冯玉祥的国民军回师北京，推翻了直系统治。冯邀请孙中山北上，商讨组织政府，段和张作霖也虚伪地附和。这时，孙中山已改组了国民党，结成了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统一战线。孙北上时，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和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段祺瑞反对孙中山的主张。他一面和张、冯在天津会晤，密谋成立政府;一面与盘踞在江苏、湖北等省的直系残存势力拉关系，以增加自己的政治资本。他还企图依靠日本的支持，重新集结皖系势力。末后，在冯、张妥协和直系残存势力的拥戴下，他被推为“中华民国临时执政”，11月24日在京就职，组成了临时政府。“临时执政”名义上“总揽军民政务，统率海陆军”^[10]，实际上，是奉系军阀和国民军两大势力暂时妥协的产物，因此，段只能周旋于两大势力之间以维持自己的地位。

段祺瑞一上台就宣布“外崇国信”^[11]，表示尊重帝国主义在华的既得利益，以换取帝国主义的“承认”，和孙中山提出的废除不平等条约截然相反。他又独断地公布了《善后会议条例》^[12]，和孙中山主张的“国民会议”性质完全不同。次年2月，他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悍然召开了以军阀、官僚为主要成分的“善后会议”，遭到全国人民的抨击与抵制。孙中山怀着对段此举的极大愤慨病逝于北京。

段祺瑞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极为仇视，诬为“赤化之祸”，鼓吹用孔孟的“道德仁义”，来对抗共产主义思想^[13]。

1925年冬，国民军已靠拢到革命方面来，并趁郭松龄举兵反对张作霖的时机，占领了天津。奉系和直鲁联军张宗昌、李景林以及于武汉再起的吴佩孚，在日、英帝国主义的撮合下，连成一气，于1926年初向国民军展开进攻。日本等八国为阻止国民军在天津布防，帮助奉鲁军阀，炮轰大沽口，又发出蛮横通牒。北京各界人民为反对帝国主义的暴行，于3月18日在天安门集会抗议，会后结队赴执政府请愿，段祺瑞竟唆使卫队开枪射击，死伤至百多人，造成“三一八”惨案，成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14]。事后他反诬爱国群众是“暴徒”，通缉群众领袖，激起人民的极大义愤。

1926年4月，国民军放弃天津，退守北京。段及其党羽又图谋作奉军内应。但他的阴谋被国民军鹿钟麟所觉察，鹿遂派兵包围执政府。段仓皇逃入东交民巷。到国民军退出北京后，他又回执政府，通电复职，并向逼近北京的张作霖、吴佩孚乞怜告哀。但吴佩孚宿怨未消，随即命令京畿驻军监视他，并逮捕其党羽。他又企图联奉拒吴，奉张也没理他。于是，他自知已到穷途末路，难于再有所施展，延至20日，狼狈下台，逃往天津，从此做租界寓公，自号正道居士。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侵略势力深入华北。1933年2月，南京国民政府“迎段南下”，他即移居上海。1935年被任为“国民政府委员”，未就职。1936年11月2日因胃溃疡症转剧，在沪病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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