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纳(William Henry Donald)，祖籍苏格兰。1875年6月22日出生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东部的利斯莫城。父亲是铁路工人^[1]，对子女管教严格。端纳自幼养成刻苦耐劳的习惯。端纳少年时不慎跌伤手臂，不能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十五岁时在当地一家报馆的印刷厂里当排字工人。业余泛读书报杂志，学识渐增，遂多次在报刊上发表短文。1894年，在美国十五万铁路工人大罢工的影响下，澳洲铁路工人也展开了罢工斗争，端纳的父亲积极参加，使他对罢工工人深表同情。1897年澳洲各省召开联邦代表大会后，展开了广泛的制宪宣传，次年公布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宪法，端纳研读条文，印象颇为深刻，从而形成了他的民主思想和民治观点。

1901年，端纳应约赴悉尼市，在《每日电讯报》社任实习新闻记者，初露才华，深受发行人的器重。不久被越级提升为该报副主编。1902年，受墨尔本《百眼巨人报》社聘为副主笔。他结识该地《纪事报》驻日记者英人威尔逊，受他的影响，对日本统治者称霸世界的侵略野心有深刻的印象。此后，终其一生，对日本政府抱不信任、不合作态度，在新闻报道中不断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

1903年，端纳经威尔逊的介绍，前往香港任《中国邮报》(The China Mail亦译《德臣报》)社副主笔，开始关心中国政局。他到香港不久，曾赴广州访谒清政府两广总督岑春煊，由于他通晓西欧各国政情，博得岑的好感，不久应聘为岑的私人顾问^[2]。1904年他升任《中国邮报》主笔，在他主持下，该报消息灵通，报道翔实，成为当时香港著名大报之一。

1904年日俄战争在我国东北展开，端纳接受《纽约论坛报》社聘为战地记者，前赴东北采访，结识了时任新民府清军马队营官的张作霖。此后孙中山领导的反清革命运动在国内外影响不断扩大，引起端纳的关注并深切同情，常撰文作有利于革命方面的新闻报道。1908年，经友人介绍，特地去香港拜访孙中山，因孙在国外，由胡汉民代为接见，受到热情接待。胡鼓励端纳继续支持中国革命。由于他与革命党人和清政府上层人物都有往来，因此报道消息迅捷，所撰评论有独到之处，在新闻界中卓有声誉，成为当代名记者之一。这时他常驻在上海，与沪上政商各界头面人物王宠惠、伍廷芳、虞洽卿等甚为相知。又结识宋嘉树(耀如)，常至宋家，宋的子女亲昵地称他为“端纳叔叔”。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次月，宣告独立的各省都督代表集议上海，公认武昌都督府为中央军政府，推举伍廷芳、温宗尧为民国外交代表。伍廷芳接受端纳的建议，为了争取各国的同情和支持，发表保护各国在华侨民的生命财产、继续承担前政府所订国际条约义务的文告。是年底，孙中山从海外回国，端纳再度往访，畅谈数小时，不久即被聘为孙的私人顾问、外文秘书。民国成立后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端纳受托起草对外宣言《告友邦书》，经孙审定后，于1912年1月5日发布，成为民国外交方面的第一个文件。3月，袁世凯继孙就任临时大总统，端纳多次与之接触，对其浓厚的封建意识、好弄权术，极为反感。是年9月，孙中山被袁授以“筹划全国铁路全权”，督办全国铁路，在端纳、王宠惠等陪同下，巡视北方铁路设施。端纳为孙陈述各国现代化铁路近况，并沿途对铁路建设提供颇多有益的建议，深得孙的嘉许。此时端纳已就任《纽约论坛报》北京分社社长及上海《远东时报》月刊部编辑，后又兼任伦敦《泰晤士报》社驻北京通讯员，常往来于京沪两地。

1915年初，日本帝国主义向袁世凯秘密提出“二十一条”要求，作为支持袁复辟帝制的交换条件。报界已有所闻，但条款内容，当局和日本政府均守口如瓶。端纳多方采访，终于从袁的政治顾问美国人莫理逊(George Ernest Morrison)处获得原文译本，即在报纸上首先全文刊出，引起国内外震动，全国立即掀起了反对“二十一条”的浪潮。同年8月，端纳在北京结识了蔡锷，12月蔡锷在云南宣告独立，发动讨袁的护国运动，端纳闻讯后率先在报刊上撰文表示支持。袁死后段祺瑞当权，主张对德宣战，北洋军阀各派对此意见分歧，端纳为此而多方奔走劝说，力促北洋政府于1917年8月宣布对德奥宣战。1920年，北洋政府成立经济讨论处，端纳就任该处新闻处长兼代理讨论处处务，负责调查和发布经济情报。由于《远东时报》月刊部发行人逐渐亲日，端纳不愿改变反对日本侵华政策的初衷，毅然辞去编辑职务。

1922年端纳接受奉系军阀张作霖的聘请，任其私人顾问，成为张沟通英、美各国关系的中间人。是年9月，张接受端纳的建议，派人赴粤联络孙中山，共同反对直系军阀。1926年张作霖入关控制北京政权后，采纳端纳的建议，认为不能单靠日本的支持，更不能事事接受日本的“劝告”，应力争取得英、美西方国家的支援，以达借助西方力量抵制日本的目的。是年10月，经端纳的介绍，张在天津接见英国驻华公使兰浦生(Miles Wedderburn Lampson)，讨论与武汉革命政府“南北议和”等问题。与此同时，在端纳的谋划下，张所办的企业开始吸收英美的投资;向英美借款二千万元，修建葫芦岛港，以谋与日本控制的大连港竞争;又在奉海(奉天到海龙)铁路的修筑中，向英美购买钢轨和车辆。张的上述措施，引起了日本的愤慨和抗议。1928年6月，张作霖在皇姑屯被日本关东军炸毙后，其子张学良续聘端纳为其私人顾问，并以师事之。在端纳的影响下，张学良戒除了烟瘾甚重的鸦片吗啡，积极进行骑马、游泳等体育运动，体质大为增强，精神焕发，前后判若两人。

1934年，端纳陪同张学良考察西欧六国后归来，受到蒋介石夫妇的邀请，到杭州游览。在杭期间，由宋美龄亲任翻译，蒋介石单独与端纳就国内外形势长谈达四小时，端纳的见解给蒋介石留下深刻的印象。此后端纳随张学良至武汉、洛阳等地，继续与蒋介石保持书信联系，提出各方面的施政建议，受到蒋的赞许，不久蒋正式聘他为私人顾问，从此他常住南京以备咨询，与蒋氏夫妇关系十分融洽。

1936年12月12日发生西安事变。消息传到上海，宋美龄急召宋子文、端纳等人在孔祥熙寓所商讨对策，决定先派端纳至西安探听实情。端纳也愿以客卿的身份，利用与蒋、张都有着深厚友谊的特殊关系，甘冒危险，在双方无法直接谈判的情况下，穿梭效劳，转达各方意见和提供保证，谋求事变能化险为夷，得到各方都较满意的和平解决。此时亲日派何应钦已下令陆、空军向西安进攻，并准备进行轰炸。宋美龄一面制止空军轰炸西安，一面排除种种阻挠使端纳于13日搭机飞离南京至洛阳，次日得到张学良回电同意后飞抵西安。当夜端纳会晤张学良，张表示为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而发动兵谏，并无伤害蒋介石之意，要端纳向蒋转达此意，随后端纳探视并慰藉了蒋介石。15日，端纳在报端发表有关电文^[3]。午后飞返洛阳，与南京宋氏兄妹多次通电商议。16日下午，端纳应宋美龄要求，告诉蒋事变是“戏中有戏”，再飞西安，并向张学良表示：如能恢复蒋介石自由，保证对张、杨等人“一切皆可不究”。17日，中共代表团周恩来一行，应邀搭乘张学良专机从陕北到达西安。20日上午，宋子文飞抵西安，经多方磋商后，次日中午，与端纳同机飞返南京，将西安磋商结果向宋美龄汇报后，22日中午，端纳与宋美龄、宋子文、蒋鼎文、戴笠等分乘两机飞抵西安。端纳参与宋氏兄妹、张、杨和中共代表团的谈判，达成和平解决事变的协议。12月25日下午4时，张学良护送蒋介石飞离西安东返，端纳和宋氏兄妹等同机回到南京。其后蒋介石嘉奖事变中的有功人员，端纳获得大绶采玉勋章一枚。但张学良却被蒋介石扣押，使端纳深感不安。他一面劝慰张学良切勿因而消沉^[4]，一面多次向蒋氏夫妇要求信守诺言，履行保证，使张学良早日恢复自由，但未见成效。后又转请宋子文、孔祥熙等人代为恳求，也是石沉大海，毫无结果，但他却因此而遭蒋氏夫妇的反感。在此难以继续相处的情况下，1940年夏，端纳被迫辞职，飞离重庆，到达香港。

1941年2月，端纳经过长期准备后，开始他晚年的旅游生涯。先在南太平洋法属社会群岛东部的塔希提岛旅居一段时间，后经新西兰转赴夏威夷。是年冬，当他从夏威夷返回香港时，适值太平洋战争爆发，航路中断，中途改赴菲律宾马尼拉。不久菲被日军攻占，端纳和其他英美籍的西方人被日军作为俘虏关押在集中营，端纳隐瞒了自己的身份，始终未被日军发觉。1944年，他被菲抗日游击队营救出狱。1945年2月盟军收复马尼拉后，蒋介石派人将端纳护送到夏威夷。由于他长期在集中营中受尽折磨，衰病不堪，经美国海军医院诊治后，于10月再次前往塔希提岛疗养。

1946年初，年已古稀的端纳渐感体力不济，转赴檀香山，经诊断已患肺癌，其中一叶且已坏死。他自知在世时日已不多，但他时刻思念着第二故乡中国，表示“我要回到中国去，我要死在中国!”^[5]是年3月18日，在蒋氏夫妇的安排下，端纳从檀香山被接到上海，住进宏恩医院。当记者访问他时，他面对窗外新春和煦的阳光，喃喃地述说自己生平的意愿：“人们不仅要知道真理，而且要寻求真理，更要为真理而奋斗。”^[6]在住院期间，端纳忍着病痛，以惊人的记忆力和速度，将近四十年来在华的经历写成回忆录，但因顾及书中披露了一些内情，会使某些“中国朋友丧失尊严”而迟迟未能付印^[7]。11月9日他病情突然恶化，遽离人间。他没有留下其他遗物，只有一枚孙中山赠给的勋章，被端纳看做是真理的化身，也遂成为他身后最珍贵的纪念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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