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方，字午桥，号陶斋，姓托忒克氏，满洲正白旗人，生于1861年4月20日(清咸丰十一年三月十一日)。清军入关后，由关外入直隶浭阳(今河北丰润县)定居，自幼过继给伯父桂清为子，出身于门阀贵族^[1]。青少年时从儒师在家中就读。1879年桂清死后，端方以荫生由指选六部员外郎报捐分发行走，被派往工部，在满洲候补员外上行走。1882年中举。
 1889年，端方因筹办光绪帝婚事有功，加四品衔，到工部就职。1891年4月放张家口监督，管理该地税收。1893年补工部郎中，在工部都水师任职。从1896年4月起，兼任菩陀峪万年吉地工程监督监修办事官，负责龙华县定东陵慈禧太后陵墓的修造，又得到慈禧太后的喜爱与重用。1897年11月保加三品衔。
 1898年1月，经翁同龢及刚毅保荐，3月18日引见，以御史用，光绪皇帝第一次召见端方。4月，又经会典馆保奏，请俟升道员后赏加二品衔。4月，补授直隶霸昌道，未任。
 戊戌变法开始后，端方参与维新，8月，督理农工商总局，上书请设农务学堂，参用西法，购买机器，聘美、日农师，整理农务。戊戌政变后，端方几被治罪，托古董商投荣禄门下，且贿李莲英乞助，并得到刚毅的担保，本人又著《劝善歌》，歌颂慈禧的“圣德”。因此，他不仅免戍新疆，而且补授陕西按察使。此后，他避开宫廷的斗争，一意谋求外任。1899年10月，任陕西布政使，护理陕西巡抚。
 义和团运动爆发后，时值陕西“被灾州县至六十余处之多，遍野哀鸿，嗷嗷待哺”^[2]，端方对受灾州县，豁缓钱粮、劝捐散赈，安抚饥民，生产自救。又严禁义和团入陕西，对内“多为文告，反复晓譬，用是士民无惑，境内宴然”。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慈禧、光绪逃至陕西，进驻抚署期间，端方将行宫布置一新，慈禧“颇喜端办差之安妥”^[3]。当时，外交急迫，全权大臣暨东南各疆臣电奏，皆径递陕西抚署转达，端方以一人而兼治外台内省之寄，从此声名鹊起，慈禧亦视若股肱。1901年5月，调升湖北巡抚，赏头品顶戴，兼兵部尚书衔。1902年11月，兼署湖广总督。
 端方到湖北后，积极推行“新政”：将新军由一千人扩充至九千五百人;把兴学作为最急之务，在两湖地区派遣二百七十二名学生，分赴日本及欧美各国学习实业;将两湖书院改为两湖大学堂，扩建师范学堂、五路高等小学、文普通中学、武普通中学、文高等学堂、武高等学堂、防营将弁学堂等。增设了幼稚园，省城内外设初等小学堂五十六所，道府师范学堂、各府师范学堂，南省中学堂、农务学堂、工艺学堂，创立省立图书馆一所。整顿了各级八旗子弟学校。
 1903年1月，湖北留日学生创办《湖北学生界》，端方鉴于该刊宗旨在唤起国民精神，曾寄去三千元，给予支持。但张之洞认为学生擅刊报章，流弊无穷，要求端方迅电饬禁。该刊在张之洞、端方联合压迫下，仅出八期即停办。
 同年6月，“苏报案”发生后，本应由两江总督魏光焘处理，而慈禧却对魏不予信任，授端方处理该案之全权。将处理“苏报案”之一切电文致端方，再由端方电转上海、两江。于是，他又派了一班人马去上海，通过美国参赞福开森(John Calvin Ferguson)与工部局联系。初欲引渡章炳麟、邹容处以极刑，并“株连同党”。后来，由于各方面的反对，不得不改判监禁章炳麟三年、邹容两年的徒刑。1904年5月，端方调任江苏巡抚并署理两江总督，控制了革命势力活跃的长江下游地区。端方在江苏任职半年，即练得新军六营，并规定非能教操者不许充将，非能识字者不许充兵。在省城设立学务处，统管全省教育，在江宁及苏州各设小学四十所，无论旗、汉、回民，不分畛域，均准一律入学。在苏州省城设立两级师范学堂，将苏州中西学堂改为高等学堂，设立实业学堂等。
 1904年11月，黄兴、陈天华联络会党首领马福益，准备在长沙起义，虽然事泄未发，却震惊了清廷。12月13日，调端方任湖南巡抚。次年春，端方抵湖南后，即派员追捕马福益，4月杀马福益于长沙浏阳门外。又派监督至各学堂，对学生思想进行控制。
 1905年四五月间，英商贝纳赐违背在长沙城外开埠的规定，三次将货物运进城内，拒绝交纳厘金，企图把租界扩展到城内。经过一个多月的交涉，端方抵制了英人的无理要求。同时，他提出常德、湘潭自开商埠，以抵制各国增开商埠之要求。同年，因赫德(Robert Hart)自请回国，端方建议清廷收回海关及邮政管理权。
 同年7月，清政府特派载泽、戴鸿慈、端方、李盛铎、尚其亨五大臣，并带随员四十余人，分赴欧美各国考察政治。戴鸿慈、端方经日本赴美、德、俄等国考察，游历了丹麦、瑞典、挪威、奥地利、荷兰、意大利、英国、法国等。端方在五大臣中居于实际上的首领地位，他考察了诸国政治后得出结论说：“大抵美以工商立国，纯任民权”，不适合于中国，认为德国的君主立宪及军事制度对中国“最为相近”，应当“急于师仿、不容刻缓者也”^[4]。在游历考察中他与梁启超秘密联系，嘱其代草奏稿“逾二十余万言”^[5]。端方于1906年7月回国后，根据梁启超代拟的奏稿和他自己的考察所得，参酌删定，向清廷呈递了八份重要奏折，即《请定国是以安大计折》、《请改定官制以为立宪预备折》、《军政重要取法各国以图进步折》、《请设编制局以资筹议折》、《请平满汉畛域密折》，并与载泽合奏《奏请宣布预备立宪密折》。慈禧与光绪三次召见端方“垂问周详”，对端方的陈奏十分重视。端方与戴鸿慈又合辑《列国政要》、《列国政要续辑》二百二十五卷、《欧美政治要义》十八卷。上述奏折及著作奠定了预备立宪及官制改革的基础。
 1906年9月，清廷任命端方为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促其迅速赴任。当时，两江地区自1905年的抵制美货运动，1906年江、浙等地遭灾后群众性的抢米风潮，以及同盟会成立后更加有组织的革命活动等，使该区成为革命的中心。端方看到革命党“煽动之言”、“一唱百和，如饮狂泉”^[6]，“各帮枭匪，游勇居多，大半与营兵相识，一闻剿办，往往得信远避”^[7]。对此，端方采取了安抚与镇压相互为用的反革命两手。当时，江苏、安徽发生大水灾，遍及八府一州，灾民约二百五十万，“饿殍在途，流亡满邑”。端方为了防止革命党“勾结饥民，别酿巨患”，通过向农工商部息借、上海绅士义捐及发动督抚官吏捐款等办法，共筹集并发放赈款三百八十五万两，济灾民七百三十万口。又令农民领荒耕种，任其栽种五谷、桑麻、果树、竹、茶等。这样，有效地阻止了流民的暴动。
 鉴于同盟会成立后，革命党人在日本、上海等地十分活跃，端方密派特务到日本等地监视留学生及革命党人的活动。1906年，同盟会员孙毓筠去南京运动新军，响应萍浏醴起义，被端方派人逮捕。同盟会员杨卓林去扬州谋刺端方，事泄被捕，被杀害于南京城外。又逮捕了由孙中山按年接济经费的会党头目袁有升、江佑泉、龙见田等，并就地“正法”。1907年2月，山东滕县一带会党卞其为、陈振等四五百人被逼至江苏沛县，端方派标统石佳华领兵剿灭。
 1907年7月，徐锡麟枪杀安徽巡抚恩铭，并拟杀端方、铁良等人，但失败被俘。端方急电安徽布政使冯煦，将徐锡麟“剖心致祭”，残酷杀害。接着，端方又电浙江巡抚张曾敭，搜查绍兴大通学校，捕杀秋瑾，通缉陶成章等人。徐锡麟安庆起事后，端方感到长江一带人心不靖，应当早防“隐患”，会商湖广、安徽、湖南、广西、云南等省督抚，联合制定《长江巡缉总章》，把东自江阴西至岳州的长江江面划分为六段，分区分段防守，严密查拿，防止革命党自日本东归，并企图将革命势力消灭在长江以南。
 同年8月，端方吁请慈禧迅速颁布帝国宪法及皇室典范，“扶助”地方议会之实现，以“俯从多数希望立宪之人心，以消弭少数鼓动排满之乱党”^[8]。他再三强调，化除满汉畛域是消弭革命的重要手段，并代安徽旌德县廪贡生李鸿才条陈化除满汉畛域办法八条折。9月，又代江西副贡徐敬熙上奏，要求清廷按日本立宪政体进行调整，改军机处、政务处为内阁，设议院以组织立法机关，收回治外法权，改良刑律，使司法独立，按三权分立办法建设国家政权。1908年元月，端方在省城江宁设立地方自治总局。7月清廷颁布谘议局章程，10月端方在地方自治总局内设谘议局，又令江苏学生回籍讲演自治法理，筹办自治学社。江苏地方自治之筹办，走在各省的前面。
 1908年9月21日，清廷任命荫昌、端方为秋操阅兵大臣。12月，派端方赴沪参加“万国禁烟会”，该会由美国发起，有英、法、德等十二国代表参加，次年2月开会。会后，端方在江苏等地推行戒烟，创设戒烟官局，实行官膏专卖试行章程，规定洋烟进口数量，分年递减，又用加价抽税的办法禁烟。
 端方在两江期间，支持与保护私人资本主义之发展。为商办江西瓷业有限公司、上海日辉织呢厂奏请清廷援照上海织布局成案，完纳海关值百抽五的正税后，运销各处，免纳内地厘金，提倡公司的发展，以免利权外溢。又发展官办企业，设江南矿务总局，开办阜宁煤矿，创办南洋印刷官厂等。1908年12月，端方倡议在江宁举办南洋第一次劝业会，自任会长，官商各二十五万两合资经营，搜集各省农产、工艺、美术、教育诸物品展出，以振兴实业，开通民智。为了筹办这次博览会，端方派人与各省及本省各属广为联系，演说中外实业竞争之理由，各地商民咸知感奋^[9]。又订立《南洋第一次劝业会事务所简章》、《南洋劝业会事务所代订各省出品协会章程草案》等规章制度。先由本省设立物产会，外埠设立出品协会，进行物产展览奖评，并选出最佳商品至南洋劝业会展出。此后，苏属各埠及外省天津、汉口、广州等地都举行了物产会。南洋第一次劝业会设在南京城以钟鼓楼为中心方圆十里的新辟市场之内，于1910年6月5日开幕，参观者日五千人，有公议厅、事务所、美术馆、教育馆、武备馆、医药馆、工艺馆、机械馆、通运馆、水产馆、华侨出品馆、东方参考馆、西方参考馆，有二十多丈高的电梯。各馆又有详细之分类，如工业又分为冶金、采矿、化学、染织、制造等，十多个省市参加展出，各省建筑别馆十五座，参加赛会产品达六十万件以上，资金不下三百万。交易兴隆，热闹非常。展出约半年，11月闭幕。
 端方出国考察带回一台电影放映机，为我国电影机入口之始。他在两江期间，创办许多学校。1906年筹办南洋大学堂，在江宁设立卫生学堂，1907年创暨南学堂，专门收录华侨子弟归国学习，以坚爱国“内向之心”。在江宁驻防所设立开通学堂一所、清文学堂一所、高等小学堂八所、习艺局一所。派马相伯、严复在上海创办复旦公学，以培养赴欧留学生为宗旨。1907年7月，派宋庆龄等十五人赴美留学。8月，在江苏省城创设南洋方言学堂，学习法、德语言。在江宁成立法政学堂。1908年春，在上海设贫儿院、南洋高等商业学堂各一所。创建南京图书馆，在江南实业学堂附设农业试验场。主张汉字简化。1909年改江阴南菁书院为文科高等学堂，推行不缠足政策等。
 自1908年11月光绪、慈禧先后死去，年仅二十五岁的摄政王载沣执政后，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更为复杂激烈。1909年3月，清政府三载考绩，认为端方是“规模宏远，应变有方”，“共济时艰，劳绩最著者”。6月25日，御史胡思敬奏劾端方“罔利行私”、“侵吞赈款”、“公行贿赂”等十罪二十二款。6月28日，端方调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8月接任。
 当时，革命形势日益高涨，各省谘议局成立后，江苏谘议局长张謇发表了《请速开国会速设责任内阁以图补救书》，要求缩短预备立宪期限，宣统三年召开国会，立即成立责任内阁。端方在抵天津之前，就上奏载沣，说明“今日天下一至艰至危之局也，内忧外患相逼而来，存亡之机，间不容发”，建议延揽硕德通才为“禁中顾问官”，派“在位大臣齿德兼隆者”为领袖，要求载沣与禁中顾问官“从容坐论，虚心延访”，以谋治国之道^[10]。端方所建议的以“在位大臣齿德兼隆者”为领袖，显然指的是他这位“应变有方”的老一辈通才。同时，端方站在立宪派一边，亦奏请速开国会。并说“监国摄政王受先帝之付托”，不能“孤立于庙堂之上”，有攻击载沣之意^[11]。因此，载沣对端方的建议，不仅拖延不纳，反而忌恨在心。
 1909年元月，清廷指定端方负责光绪皇帝的安葬，5月1日将光绪“梓宫奉移西陵暂安”。11月，清廷又令端方负责慈禧“梓宫奉移山陵”的一切事宜。13日，将慈禧梓宫送抵菩陀峪东陵隆恩殿。端方既负责慈禧梓宫奉移之一切事宜，当然有权布置沿途照相等区区小事，但就在此小事上，一发不可收拾。11月20日发布上谕，说端方在慈禧奉安时，“沿途派人照相，初三日举行迁移奠礼焚化冠服时，该督乘舆横冲神路而过，又于风水墙内，借行树为电杆”，“实属恣意任性，不知大礼”，将端方革职。
 端方笃嗜金石书画，青年时代“遂访琉璃厂肆精于碑版者，得李从云，购宋明拓本及碑碣，相与朝夕讨论”^[12]。海内孤本精拓，宋明以来名迹，闻风纵萃，悉归储藏。他被革职后，在北京西山筑“归来庵”隐居，整理撰写《匋斋古玉图》二册、《匋斋藏名画集》一册、《匋斋藏瘗鹤铭两种合册》(墨拓孤本)，《匋斋藏石记》四十四卷，《匋斋吉金录》八卷、续录二卷。
 1911年5月，端方以候补侍郎督办川汉粤汉铁路大臣，受命平息保路风潮。7月3日，端方带着胞弟端锦等仆从离京南下，7月8日抵武昌。端方到湖北后，“惟日与鄂绅酬酢，以期联络一气”，又向汉口商界“劝导”，以期“消弭风潮于无形”^[13]。当时，鄂路股款仅百余万，铁路股东要求退还路款，端方拟定退股章程。不久，湘省代表至鄂，端方答应自必和平解决。当时，四川人民亦要求退还股款。6月1日，端方会同盛宣怀致电四川护理总督王人文，欲举现存、已用之款，一律填给股票，遭到四川人民的坚决反对，促使四川保路运动进一步发展。成都每街均设保路协会，以保路废约为宗旨，推蒲殿俊、罗伦为正副会长，全省各地纷纷响应，参加者达数十万。端方、盛宣怀收买川路公司宜昌分公司总理李稷勋，强迫接管川汉路宜万段，使川汉路权丧失，路款无归，民众更加怒不可遏。8月24日，成都开保路大会，议定全省罢市、罢课、停纳捐税，并举代表刘声元等去北京请愿。8月30日，川督赵尔丰等奏请铁路暂归商办，俟资政院开会议决，清廷不许。端方连续急电内阁和盛宣怀，请代奏参劾赵尔丰，说赵“庸懦无能，实达极点”，建议清廷再行简派重臣赴川查办。9月2日，清廷根据端方的参奏，严令赵尔丰“倘或养痈贻患，致滋事端，定治该督以应得之罪”。同时，清廷派端方率兵入川查办。赵尔丰为形势所迫，放弃铁路“暂归商办”的主张，9月7日逮捕了川省谘议局议长蒲殿俊等十一人，群众齐集督署门前，为川绅请命。赵尔丰竟令军队开枪，残酷杀害请愿群众三十余人，造成骇人听闻的“成都血案”。此后，四川保路运动发展为武装斗争，数万团民包围了成都。端方自知川局水火之势已成，难以查办，不肯前往，而清廷和盛宣怀等人认为只有端方前往才能挽回大局。端方在得到朝廷准其带兵入川、有权随时调遣川省水陆新旧各军的保证后，才于9月7日表示：时局艰难至此，惟有奉命即行，吉凶祸福，度外置之。不得不硬着头皮准备赴川。
 9月11日，端方从武昌带精兵一营，乘“楚豫”轮溯江而上，15日行抵宜昌上岸时，有人抛掷炸弹，炸死随从护兵七名，又闻成都被围，全川糜乱，使端方心寒胆战，逗留不进，自称才不足以驭众，吁请清廷另简大员入川。清廷一面严令端方兼程前往，又令瑞澂加派劲旅一标随端方入川。在各方面压力下，端方不得不继续前进，10月6日过巫山，17日抵夔府，11月3日抵重庆，18日抵资州(今资中)。不久，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资州，端方所带新军中的革命党人于11月27日(农历十月初七日)下午7时，杀端方及其弟端锦于资州天上宫。端方在被杀之前说，他的祖先原系汉人，姓陶。端方之首级由革命新军带至武昌，后由黎元洪交给端方长子陶遗。端方之身部始埋资州狮子洞，后来迁葬于河南辉县温泉。
 端方之奏折函电甚多，已刊者有《端忠敏公奏稿》十六卷，并散见于《辛亥革命》资料丛刊等处。未刊者藏国家图书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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