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重远，吉林省怀德县杨大城子人。生于1899年3月15月(清光绪二十五年二月初四)。父亲杜辉，务农，家境清贫。杜于小学毕业后，经亲友资助，入奉天省立两级师范附属中学。因学业成绩优异，享官费待遇，直至毕业。
 1917年杜重远考取官费留日，抱着“提倡实业以救中国的意愿”负笈东渡，进入东京高等工业学校窑业科。他认为要想振兴实业，可效法日人的“创造和努力精神”，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他常于课后参观、实习，期望“就实地工作获得真切的经验”^[1]。
 1923年春^[2]杜重远毕业归国，决心经营瓷业，以实现实业救国的夙愿。他求亲告友，凑集了六千元，在沈阳北门外买地盖房，掘井筑窑，开始办起了小型砖厂。经过三年奋斗，他创办的肇兴窑业公司成为奉天省第一个新式砖窑。
 杜重远是一位精明干练的实业家，他不满足于已经获得的成功，继续借资、筹款，准备扩大企业。1927年，他借资三十万元，在原有砖瓦厂的基础上又建成瓷器厂。他从大连等地聘请技师和技术工人，共同研究改进技术;从外国购置新式机器，采用新法烧制陶瓷。该厂出产的瓷器色泽优美，花纹新颖，销路遍于东北各地。到1930年，该厂职工已达六百余人，年产各种陶瓷器约六百万件，价值四十万元。在沈阳，它是中国人自己经营的一个规模最大的窑业工厂。
 杜重远热心社会活动，1927年被推选为奉天省总商会的副会长。为了求得当局的保护，他在张作霖的镇威上将军公署里挂一个秘书头衔。1926年为抗议日本要求在东北各县增设领事馆，杜发动和组织了数万人的游行示威和抵制日货运动。日领事冈村企图以高官相诱惑，杜愤怒地拒绝道：“君以官吏为可贵乎?不知人生最低要求即为生命。今敝国受制于贵国，形同猪狗。我这生命，早已置之度外，又要官做什么?”^[3]1929年他与阎宝航等发起组织辽宁省外交协会，附设于总商会内。经常邀集各界人士研究国内外形势，响应关内各地的爱国运动。1930年，他参加上海全国国货展览会的开幕仪式，倡言发展国货，抵制日货。其间，他和军政界、工商界、文教界的头面人物进行了广泛的联系。从此，他逐渐成为各界所熟知的有影响的爱国人士。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强占沈阳。日本关东军视杜重远为反日首领，到处缉拿他。杜不得不忍痛舍弃苦心经营了八年的实业，投进抗日救亡的事业中去。他的实业救国计划遂成泡影。
 1931年9月27日，“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在北平成立，它的宗旨是“抵抗日人侵略，共谋收复失地，保护主权”^[4]。杜重远被推选为常务委员兼政治部副部长。同年11月，黑龙江省主席马占山在嫩江桥率部抗击日本侵略军，得到全国人民的热情支持。各界群众掀起了援马抗日的热潮。杜在上海和其他爱国人士一道，发动民众给马部募捐，从物质上与精神上给予黑龙江省爱国将士以极大的援助和鼓励。从1931年冬至1932年春，杜以记者的身份，在长江流域的湘、鄂、川、赣、沪、宁等省市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工作，发表了六十余次讲演，以激昂慷慨的言辞激励各界同胞，发愤图强，抵御外侮。每到一地，他都把见闻写成通讯，寄给邹韬奋，发表在《生活周刊》上。他诚挚地向邹表示：“望兄紧握着你的秃笔，弟愿喊破了我的喉咙，来向这个冥顽不灵的社会猛攻!”^[5]为了及时反映对重大时事问题的意见，他积极支持邹创办一份日报。1932年春，以邹韬奋为主，有杜重远、李公朴、胡愈之等参加，共同发起筹办《生活日报》，但由于国民党政府设置重重障碍，未能如愿。
 1933年初，日本侵略军进逼热河。杜重远率领救国会政治部的部分人员和学生宣传大队，于2月中旬，赶到热河前线。他们不畏艰险负囊担袋，翻山越岭，深入军队，开展宣传鼓动工作。那时，杜重远对于国民党统治集团还抱有幻想，指望他们领导人民一道抗日，但不久，热河又成为“不抵抗主义”的牺牲品。杜目睹“国土日失，权利日丧”，开始认识到不能把救国的希望寄托于“官僚买办”、“豪富大亨”;真正“救国的志士”是中国广大的劳苦百姓。因此，首先必须使大多数民众“鼓起民族的勇气和决心”^[6]。
 杜重远把振兴中国的民族工业当作抗日救亡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积极参加上海厂商自保图存的活动。1933年至1934年间，在上海主持“中华国货产销合作协会”，又在陕西组织国货公司，以提倡并发展国货工业，作经济上的实际抗日。他原打算在上海办一个大规模的新式瓷厂，正在筹办时，江西省政府邀请他赴江西改革瓷业。1934年9月，他赴江西景德镇考察，目睹在我国享有盛名的瓷器产地，因“技术陈旧，组织不良”而陷入衰败的绝境，十分痛心，遂改变计划，发起筹办江西光大瓷厂。同年12月，江西省政府拟设立江西陶业管理局，聘杜为局长。同时，在该局之下，附设一个“陶业人员养成所”以培养技术人才。杜重远主张教育要适应抗日救国的需要;教育要结合生产劳动，学生边学习，边劳动，既可补充学校的经费和学生的生活费，又可培养学生吃苦耐劳的品德。“陶业人员养成所”就是按照这个原则培养学生。后来，这个所实际上成为培训抗日爱国青年的学校。与此同时，杜又与马相伯、卢作孚等发起组织“中国教育助成会”，主张办流动学校，实行半工半读以普及教育。
 1933年11月，十九路军在福建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生活周刊》为此发表了一篇胡愈之写的《民众自己起来吧!》支持福建人民政府。12月，国民党政府以同情福建人民政府的罪名查禁了《生活周刊》。当时，邹韬奋还在国外，大家都为这份抗日救亡刊物的夭折忧心如焚。杜重远不怕困难，挺身而出，于1934年2月，创办《新生周刊》，继承《生活周刊》的精神，在黑暗中继续战斗。他自任该刊的发行人和总编辑。在发刊词上，他明确宣布：本刊一向站在反帝的立场，“为求民族生存而奋斗!”^[7]他在每期的首页上特意开辟了《老实话》专栏，勇敢地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和国民党政府的卖国行径。他尖锐地指出：“不管政府诸公怎样巧妙的掩饰，我们这国土，是老早就在一块一块地零星出卖着。只是因为零卖还嫌不爽气，所以现在正打算批发出卖呢!”^[8]他指出，中华民族的唯一出路就是要发动一场“自卫的反帝抗日的民族革命战争”^[9]。他相信中国人民“会有一天，冲决樊篱，激成澎湃的怒潮，比五四、五九、五卅更汹涌的怒潮”^[10]。他的文章短小精悍，洋溢着爱国主义的激情，表现了对人民的期望和信赖。
 《新生周刊》深受群众欢迎，每期发行量达到十万份，居全国杂志界第一位^[11]。
 1935年5月4日，《新生周刊》刊载了一篇题为《闲话皇帝》的文章。日本驻沪总领事竟以“侮辱天皇、妨害邦交”为口实，向国民党政府提出所谓严重抗议，无理要求封闭《新生周刊》社，惩办编者和作者。杜重远不畏强暴，挺身出庭。国民党当局仰承日本帝国主义的鼻息，悍然判处杜一年零两个月徒刑，公开宣布抗日非法，救国有罪。杜重远在法庭上，满腔怒火，愤激地喊出了“我不相信这还是中国的法律!”^[12]
 “新生事件”轰动了全国。当“新生案”在法庭审判时，愤怒的群众挤满了旁听席，高喊抗日救亡口号。上海各界群众组织了“新生事件后援会”。杜重远勇气倍增，意志更坚，他在6月30日给《新生周刊》最后一期写的《告别读者诸君》一文中，以“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精神，与读者共勉，号召群众“鼓起斗争的勇气，担当历史的使命”。他满怀信心地指出，“最后胜利不是属于帝国主义者，到底是属于被压迫人民啊!”^[13]
 杜重远被监禁在漕河泾监狱，虽身陷囹圄，仍关心抗日民主运动的发展。国民党当局慑于舆论的压力，不得不为杜单独开辟一处特别牢房。杜趁此把囚室当成进行抗日救亡的活动据点。各界爱国人士，特别是东北军的官兵络绎不绝地到监狱探望。同年10月11日，杜利用东北抗日救亡团体派人来探监的机会，与高崇民等共同研讨了国内政治形势，一致反对蒋介石的“先安内后攘外”的反动政策，拥护中国共产党的“八一宣言”，并联名致函张学良，劝其停止内战，实行国共合作，一致对外。为了加强东北军和中国共产党的联系，杜把经常与他联系的中共地下党员宋介农(即孙达生)以及左派民主人士胡愈之、邹韬奋等介绍给高崇民。10月下旬，杜托高崇民带着他的亲笔信去西安，通过杜斌丞，先访杨虎城，后访张学良，促进了张、杨的联合。“一二九”爱国运动爆发，杜重远异常兴奋，立即写了一篇题为《青年的爱国义愤》的文章，热情讴歌这一伟大的抗日民主运动。他认为“这次学生的运动表面上像激于目前的华北自治，而骨子里确是蕴藏已久的抑郁愤懑啊!”他鼓励青年们结成“民族联合战线”，“鼓起民族的战争”，共同奋斗^[14]!
 1936年春，杜因病转到虹桥疗养院就医。他通过高崇民联络张学良，坚定其抗日反蒋的决心。同年春，张去南京开会结束后，经过周密的布置，与杜在上海郊外秘密约会，对和共产党合作一致抗日取得了完全一致的看法。是年8月，杨虎城因牙病就医于虹桥疗养院，和杜重远经常在一起商讨抗日救国问题。杨和杜的这一段相处，进一步促进了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团结、合作。
 1936年9月8日，杜重远出狱。把在狱中写的文章辑成《狱中杂感》一书，于同年11月出版。
 杜出狱后，不顾身患疾病，于10月赴西安与张学良共商大计，对促进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发动“双十二事变”，逼蒋抗日起了一定的作用。西安事变发生后，杜于12月19日致函黄炎培、杜月笙，主张各派团结、拥蒋抗日，认为“今日之事不宜操之过急，各党各派均宜打破成见，共救危舟”，“倘能规划得法，进行顺利，团结之力反而坚固”，“否则意见分歧，各执其是，群龙无首，大局紊乱”，中国的前途将不堪设想^[15]。 他拥护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并热心地在东北军中进行宣传、解释，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
 1937年“七七”事变，抗日战争爆发。同年10月，“东北救亡总会”^[16] 推定杜重远为该会主席团成员。他活动于上海、武汉、西北各地，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并为国共两党重新合作，造成全国一致抗日的局面十分高兴。他热情宣传八路军抗日所取得的辉煌战果，说：八路军“这种艰苦卓绝的精神，用来抗日。还有什么可怕的呢?”^[17]
 为了坚持持久抗战，需要建设巩固的后方，因此，新疆的地位日益重要。1937年9月底，杜重远受国民政府铁道部的委托，赴新疆商洽沟通西北交通问题。当时，新疆处在盛世才的统治下。盛在取得新疆政权之初，为巩固其统治地位，一度采取联苏、联共政策;对内地去新疆工作的人士取欢迎态度。杜与盛系同乡同学关系，到新疆颇受款待。杜自新疆返回内地后，把沿途写的通讯辑成《盛世才与新新疆》一书，对新疆的形势“作了很扼要而饶有趣味的论述”，引起广大读者的兴趣。同时，由于他对盛世才的军阀本质未能认清，作了一些言过其实的宣传。因此，盛一再邀请他去新工作。从1937年至1938年，杜曾三次去新疆，第三次返回内地后，又写了一本《三度天山》。
 1938年2月23日，国民政府任命杜为监察院监察委员。但他却于5月17日辞却了这一足以使他“高升”的职务。同年6月，被聘为国民参政员;7月，参加于武汉召开的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发表了对参政会的意见，杜指出，国民参政会“是一个各党各派集团的团体，所以应该站在整个国家民族的立场上，摈除私见，各尽所长，加强抗战的力量”，“必须把绝大多数人民的力量集中起来，发挥到对外抗争上去”^[18]。
 1938年1月2日，杜重远抱着“为祖国奠立最后抗战基地”的愿望，欣然同意盛世才的聘请，去新疆工作。为了发展新疆的文化教育事业，他从内地带了三卡车书，其中有张仲实、艾思奇、沈志远等人的译著，还有一些宣传抗日的小册子，他自豪地称之为“文化列车”。杜到新疆后，积极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八路军艰苦卓绝的抗战业绩。他还延请了一批文化人如沈志远、赵丹、石家姐妹(石良、石华)等到新疆讲学或从事文艺宣传活动，对繁荣新疆的文化起了重要作用。同年冬，杜重远在乌鲁木齐就任新疆学院院长，悉心致力于发展边疆地区的教育。面对新疆民族和语言的复杂情况，他特别努力为各少数民族提供与汉族相等的受教育的机会和条件。他动员内地著名学者茅盾等人去该院任教。他经常在《反帝战线》上发表文章，还在学院里创办了一份宣传新思想名叫《兴芒》的刊物。他在暑假里还带领一批文化人和学生到伊犁进行社会考察。不料，杜重远光明正大的活动竟遭到盛世才的猜疑，盛在杜的住宅周围布置特务岗哨，严密监视杜的行动。杜被迫于1940年冬辞去新疆学院院长职务，在家养病。
 1941年，德国法西斯侵略苏联，德苏战争爆发。盛世才慑于德、意、日法西斯表面的强大，迅速向右转，进行反苏、反共，投靠蒋介石;残酷迫害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实行暴虐的法西斯独裁统治。杜重远过于看重旧日情谊，难以看清盛的反动本质，仍多次对盛直言相劝。盛更忌恨在心。1941年冬，盛恶毒地制造了一起所谓“汪精卫系统的阴谋暴动案”，逮捕了杜重远，给杜加上“系受有汪精卫、周佛海、陈公博等主要使命，企图破坏后方工作”^[19]的罪名。由杜介绍到新疆工作的爱国民主人士，亦多被罗织入狱，全案牵连数千人。盛别有用心地命周彬(毛泽民)主审。杜在法庭上慷慨陈词，揭露盛的阴谋。审判结束后，周彬据理说明所谓杜的阴谋暴动案完全是捏造的。不久，周彬等人亦被逮捕。杜在狱中受尽折磨，几度诬服，又几度翻供。盛为了置杜于死地又自相矛盾地给杜扣以“苏联间谍”、“共产党”等罪名。1943年10月中秋节后，杜重远终被盛世才毒死在特别监狱里。
 杜重远殉难的消息于1945年才传入内地。7月24日，在重庆的各党派爱国人士，为邹韬奋和杜重远的逝世举行纪念会。《新华日报》发表了社论，称誉杜重远为“最热忱的爱国主义者和最坚决的民主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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