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斌丞，原名丕功，以字行，自署秉诚，1888年5月10日(清光绪十四年三月三十日)生于陕西省米脂县一户破落地主家庭。1895年入塾读书。1905年，随姨夫高又尼到绥德中学堂读书。其时高任绥德中学堂监督，杜在这里接受了爱国思想的启迪。
 1907年，杜斌丞考入三原宏道高等学堂。该校是陕西当时唯一的讲授新学的著名学府，教师中有留日学生、国内知名学者和同盟会会员。在校期间，杜斌丞阅读了《民报》、《夏声》等刊物^[1]，爱国民主思想得到进一步启发和提高。他学习刻苦，结交进步同学，与王复初、张奚若等结为挚友，互勉互进。一次日本教官认为他们不遵守校规，要处分他们。杜斌丞和张奚若等据理相争，迫使校方辞退了日本教官。
 1913年夏，杜斌丞考入北京国立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师范大学前身)史地部。他把自己的爱国之情、救国之志全部凝聚在学习上，如饥似渴地阅读古今中外的历史书刊，研究世界各国的教育，探索救国之道。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特别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对他的影响很大。他认为法国的革命，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和教育的发展，中国也需要这样的革命。
 1917年夏，杜斌丞在北京师大毕业，回到陕西，在榆林中学任教务主任兼史地教员，翌年升任校长。榆林中学的前身是五县中学堂，1915年改为陕北23县联合县立榆林中学。当时陕北文化落后，交通不便，23县仅有这所中学。创建伊始，沿袭旧制，加之经费困难，校舍狭小，设备简陋。杜斌丞任校长后，锐意革新。他采用蔡元培在北京大学实行的“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的方针，增设新课程，传播新思想，提倡科学民主，改革传统的旧教育制度，开创陕北教育的一代新风。他十分重视选聘教师，不顾学校内外旧势力的反对，不仅聘请杜斗垣、李鼎铭等学识渊博、颇有名望的人士任教，而且还邀请共产党员魏野畴、李子洲及进步人士王森然、朱横秋来校任教。他教育学生要有“振兴中华，舍我其谁”的自强报国抱负，了解和掌握现代先进知识，培养独立思考能力。他重视体育，提倡劳动，关心学生的身心健康。那时学校没有体育教师，他亲自给学生上体育课。
 杜斌丞除办好榆林中学外，还先后倡议、协助开办了米脂完全小学、米脂三民中学、榆林女子师范、绥德师范、延安中学等。他在陕北从事教育10年，培育了一大批革命青年和爱国志士，如刘志丹、谢子长、霍世杰、曹力如、王子宜、李力果等。因此，周恩来称他是一位“革命的教育家”^[2]。
 1922年冬，杨虎城率陕西靖国军第三路到陕北时，因对纷乱的时局难以理解而异常苦闷，杜斌丞便把魏野畴介绍给他。杨听了魏的许多讲述后，请魏在军中办学，训练军官，教育部队。从此，杨、杜、魏结为挚友，杜成为参与杨幕内的重要决策人物。
 1926年11月底，杨虎城与陕西督办李虎臣带领军民坚守西安孤城八个月取得胜利，接着与国民军联军会师，准备参加北伐战争。杜斌丞作为陕北各界人士的代表，于1927年2月赴西安参加庆祝活动，会晤了国民军联军领导人冯玉祥、于右任和中共陕甘区委负责人魏野畴、李子洲，并将他带去的几十名陕北青年学生送进了中国共产党倡议和支持的中山学院和中山军事学校。6月，杜斌丞离开西安，经洛阳、武汉、南京、上海考察社会，探求救国救民的道路。后来寓居北京，潜心读书，研究国内政局，结交侯外庐、李仪祉等学者。
 1930年11月，杨虎城就任陕西省政府主席，电邀杜斌丞回陕参政。杜到西安后，被杨虎城任命为高级参议和省政府参议，后又被任命为陕西省清乡局副局长。任职期间，杜建议聘请著名水利专家李仪祉任建设厅长，兴修泾惠渠、渭惠渠、洛惠渠等水利工程。他还利用合法地位，多方支持共产党人的革命活动，曾设法营救被国民党逮捕的共产党员刘志丹、刘澜涛、张德生等，后又资助过陕甘红军游击队枪弹、军服等物资。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九一八”事变入侵中国，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继续“剿共”，并要在“剿共”中消灭杂牌军。杜斌丞指出：“一个杨虎城，一支十七路军，斗不过蒋介石，迟早要被吃掉。只有西北大联合，进而促进南北联合，才能对付蒋介石。”^[3]他还提出了“西北大联合”的方针：回汉一家，陕甘一体，打通新疆，结好苏联，抗日救国。杨虎城对杜的建议深表赞同，立即派杜以潼关行营高级参议的身份到甘肃各地考察。杜与各自为政的各派地方势力广泛晤谈;说服了陈珪璋、鲁大昌等部接受改编，后又随十七师孙蔚如部进军甘肃，击溃雷中田部，占领兰州。南京国民政府任命孙蔚如为甘肃省宣慰使，杜斌丞为宣慰使署秘书长掌管政务。在此期间，杜斌丞还从武器和物资上资助共产党员谢子长、杜润滋领导的靖远兵变。1932年4月，蒋介石迫使杨虎城、孙蔚如部退出兰州，使杜斌丞提出的“西北大联合”未能实现。
 蒋介石控制甘肃后，孙蔚如部被派到汉中“剿共”前线，企图使红军和杨虎城部两败俱伤。杜斌丞看破了蒋的阴谋，提出了“联共反蒋抗日”的主张，博得了杨虎城、孙蔚如的赞同。接着，杜斌丞经过多方面努力，沟通了红四方面军和十七路军的联系，取得默契，互不侵犯、迂回避战。将近两年间，红四方面军和杨虎城部基本上未发生冲突，红军并从陕南得到了许多医药和物资，使蒋介石的阴谋没有得逞。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毛泽东派汪锋带着他写给杨虎城、杜斌丞的亲笔信来到西安，争取十七路军和东北军共同抗日。毛泽东在信中写道：“先生为西北领袖人物，投袂而起，挺身而干，是在今日。”^[4]杜斌丞非常激动，向汪锋介绍了杨虎城、十七路军和东北军的情况，并对如何合作提出了中肯的建议。1936年初，杨虎城派杜斌丞与共产党方面联络，表示愿与共产党联系并与红军互不侵犯。杜把杨的意思转达给当时的中共陕西地下党组织。8月，中共中央派张文彬携毛泽东给杜斌丞的信，到西安筹建红军联络站。毛在信中写道：“虎臣先生同意联合战线，但望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时机已熟，正抗日救国切实负责之时，先生一言兴邦，甚望加速推动之力，西北各部亦望大力斡旋。”^[5]杜斌丞乃向杨建议委任张文彬为省政府秘书，顺利建立起了红军联络站。
 1936年12月，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了西安事变，杜斌丞积极参与了这次事变。事变当天，张、杨发布训令，任命杜斌丞为陕西省政府秘书长。当时省政府代理主席王一山尚未到职，事变后繁重的政务都落在杜的肩上。他迅速恢复了省政府的职能，整顿了市容，签发了宣布张、杨八项主张的陕西省政府训令。为了正确宣传共产党的主张，杜斌丞邀请来到西安和平调停事变的中共首席代表周恩来给省属厅、局及各人民团体代表作报告，并要求大家回去广为宣传。
 1937年2月，孙蔚如出任陕西省政府主席，杜斌丞继续任省政府秘书长。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本侵略军向我国大举进攻，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全面抗战局面形成。在此形势下，杜斌丞积极协助孙蔚如主持陕政。他按杨虎城的意思，同中共磋商，选派马豫章、苗紫芹、王正身等共产党员、进步人士，分别到边区或接近边区的10个县当县长。当国共两党代表会谈陕甘宁边区管辖的范围界线时，国民党顽固派妄图多占地盘，处处刁难，杜斌丞利用他的合法地位，提出以洛河为界，将洛川县划归陕甘宁边区。此议虽未实现，但争得了以界子河为界把富县划归边区范围。
 抗日战争初期，大批平、津流亡学生来到西安。杜斌丞对此十分关心，以省政府名义，指派专人热情招待，安排食宿，资助路费，并根据各人志愿分别送往延安参加革命、西南联大学习深造或赴敌后参加抗日救亡活动。
 1938年秋，蒋介石排除异己，解除了杜斌丞的省政府秘书长职务，又派胡宗南登门拜访，并以军事委员会参议的头衔加以拉拢，杜斌丞严词拒绝。国民党省党部两次派人送来国民党员登记表，杜均当场撕毁。他辞官不做，闭门潜心研读林伯渠送给的马列著作。他还把自己身边唯一的女儿杜瑞兰送往延安参加革命，自己则决心在国民党统治区坚持抗日民主活动。
 1941年春，杜斌丞先后到湖南全州、广西桂林，与两广的反蒋爱国人士李济深、朱蕴山、李任仁等联络，并去云南做争取杜聿明的工作。同年秋到重庆，经屈武、王炳南介绍加入了秘密革命团体“中国民主革命同盟”，被选为陕西组负责人。
 杜斌丞于1943年初再去云南，继续做在云南掌握兵权的关麟徵、杜聿明的争取工作。关、杜二人虽对杜斌丞优礼相待，却不肯接受他的忠告。同年冬，杜先后到成都、重庆会晤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主席张澜，建言民主党派要警惕青年党，团结沈钧儒和他领导的救国会。1944年9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致函在西安的杜斌丞，邀请他加入民盟并主持西北盟务。杜即与杨明轩、王菊人等发起成立民盟西北总支筹委会，提出“亲苏、友共、努力实现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
 抗日战争胜利后，杜斌丞从西安来到重庆，出席1945年10月1日民盟在重庆召开的临时全国代表大会，被增选为民盟中央委员、常委兼西北总支部主任委员。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幕，杜斌丞以民盟代表团政治顾问身份参加。在此期间，他多次与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等会晤，赞同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政协闭幕后，许多好友约他到上海等地开展民主运动，杜表示：自己是西北人，离开西北，对革命的作用就小了，西北需要人。他对章伯钧、韩兆鹗说：“你们为其易，我为其难，这是斗争的分工。我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了。”^[6]
 杜斌丞1946年2月回陕后，正式成立民盟西北总支部，兼任主任委员。他以民盟中央常委的名义，在《秦风·工商日报联合版》(民盟西北总支机关报)发表公开谈话，宣布他誓为中国早日实现民主政治、结束一党制斗争到底的决心。他的这番话，引起了广大人民和各阶层人士的强烈反响，也招致了蒋介石、胡宗南的仇恨和恐惧。他们在杜斌丞住宅周围布满了特务，加强了对杜的监视、跟踪。中共负责人和许多好友人士多次劝他去陕北或香港，民盟总部也电邀他到南京。他镇定地说：“既入虎穴，就与虎搏斗到底，何必远走?”他还说：“西安是延安的大门，我走了岂不是便宜了敌人?!陕西当局决不许我走，我在危难时，决不求一身之安全，置诸同志不顾。”^[7]
 随着爱国民主运动的日益高涨，国民党反动派加紧镇压爱国民主进步人士，于1946年四五月间，公然杀害了《秦风·工商日报联合版》法律顾问王任，绑架了西安《民众导报》主编、民盟西北总支部青年委员李敷仁，捣毀了《秦风·工商日报联合版》报社，制造了震惊西北的“西安血案”。面对这种血雨腥风的形势，杜斌丞对朋友说：“今日莫杀头，今日且干一天。”^[8]是年7月，李公朴、闻一多在昆明先后遇害，杜斌丞怒斥敌人：“李公朴、闻一多代表的是真理，强权决不能毁灭真理，我们只怕没有人来发扬真理，并不怕蒋介石毁灭真理。”^[9]他临危不惧，竭力支持西北大学进步师生为争取民主自治、反对“反苏游行”的斗争。他机智地把信和文件装在上学的小孙子的书包里带出传递，继续领导民盟的工作。
 1947年3月19日国民党军队胡宗南部攻占延安后，为配合这一所谓的“重大胜利”，蒋介石密电胡宗南和陕西省戒严总司令祝绍周，以“吸大烟”和“策反起义”等莫须有的罪名，逮捕了杜斌丞。杜身陷囹圄，但不忘革命。他教育争取过来了一名狱卒，和外边取得联系，写信鼓励民盟同志，不要被敌人的反动气焰吓倒，要坚持斗争直到胜利。当他听到人民解放军威逼潼关的消息，高兴得彻夜不眠，写下了七言绝句和五言律诗各一首^[10]，抒怀言志。他于就义前两天，给表弟高建白写信说：“每思三十年来，无日不为民主而奋斗，反遭诬陷，早在意中;个人生死，已置度外。独裁暴力，虽能夺我革命者之生命，绝不能阻挠人类历史之奔向光明，终必为民主潮流所消灭也。唯望人民共起自救，早获解放自由，则死可瞑目矣。”^[11]
 1947年10月7日凌晨，杜斌丞在西安英勇就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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