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显光，1887年11月9日(清光绪十三年九月二十四日)生于浙江宁波东南一个小镇上，世代务农。父母信仰基督教，为邻里侧目。董七岁时入私塾读书，十岁时开始务农，农忙时插秧，力不胜任，重返私塾，遂发愤学习。其父因不甘坐守家园，借内地会教友的关系到上海等地承包与教会有关的房屋建筑，并于1899年举家迁沪。

董显光到上海后，入中西书院求学。因家境清苦，次年转入收费较廉的清心中学读书。1905年，上海发生会审公堂美国法官殴打中国审判官事件，清心中学学生罢课，并拒购美国货，董与部分同学愤而离校。董转学到民立中学读了一年。中学毕业之际，其父病逝，不得不挑起全家生活的重担，接受浙江奉化龙津中学堂的邀请，担任英文和数学教员。其时，与董同岁的蒋介石为龙津中学的学生。

1907年，董显光辞去中学教职，返沪和赵荫芗结婚，婚后到商务印书馆工作，协助经理写英文信兼主管承制铜版等。因夫妇都是基督教徒，认识长老会的孟德高莫莱牧师，遂向他进一步学习英文和拉丁文。

在牧师孟德高莫莱的建议下，董显光筹措旅费，于1909年1月赴美国留学，到密苏里州肯萨斯城入巴克学院。他半工半读，做过司炉、印刷工人、园丁以及埋装水管、学校杂务、送牛奶、餐馆打杂和农活等工作。在一次背诵圣经竞赛中，董背诵全部《旧约箴言》，获得第一名。一天，他在报上看见密苏里大学筹办美国第一所新闻学院的报道，虽然已在巴克学院读了二年多，仍申请转学到密苏里专攻新闻。辅修国际史与法律，一年后获得学士学位。1912年，董到纽约新创办的哥伦比亚大学普利策新闻学院继续深造。在学习的同时，在《独立》杂志撰写书评，并在当地报纸兼任记者。一次，西奥多·罗斯福到纽约^[1]，董前往采访，罗斯福向董表示：“不问世界局势有任何变动，美国和中国应该永远做朋友。”^[2]1913年春，董接到母亲病重的电报，等不及夏季取得硕士学位就匆忙取道日本返国。在横滨到上海的海轮上，见到卸任临时大总统职的孙中山，董作了一次访问，还把谈话的内容写成报道，寄给纽约的一家报纸^[3]。

董显光回到上海，一时找不到工作，后经孙中山介绍，在英文日报《中国共和报》担任副编辑。1913年3月，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被刺，《中国共和报》显著报道并揭露袁世凯主使行刺的真相，立即卷进了政治漩涡。董被邀参加在莫利哀路(今香山路)孙中山寓所召开的一连串会议，密商推翻袁世凯政权的运动。孙中山亲自派董显光代表上海几家国民党报纸的记者，到北京采访这场政治搏斗。但反袁的“二次革命”很快失败了。10月，袁世凯利用国会选自己为正式大总统。这时，董受聘为英文《北京日报》主笔。1915年1月日本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董撰文揭露袁日勾结的阴谋。旋因《北京日报》新任社长与董意见不合，董去职。接着，董在全国煤油矿事务总署督办熊希龄处任秘书，后来随熊转入顺直水利委员会工作，并兼任《密勒氏评论报》副编辑^[4]。其间，中国驻美公使顾维钧向熊商请借调董赴美工作，以设法阻止美国借款给日本“开发”东北，董乃在华盛顿逗留十个月，同时兼任《北京日报》驻华盛顿记者。

1925年，董显光用历年积蓄在天津办《庸报》，因人手甚少。自任发行人、主笔、编辑、记者并兼广告经理。次年，当北伐军到达长沙时，董访问了总司令蒋介石。1928年6月4日发生皇姑屯事件，董在报上公开揭露日本当局是炸死张作霖的凶手。

1929年夏，董显光受聘到上海任英文《大陆报》总经理兼总编辑。是年11月，海军上将杜锡珪出国考察各国海军状况，董应邀任考察团秘书长，先后访问了日、美、英、法、意等国家，历时三个月。访问归来，董受到蒋介石的接见，被蒋认出曾是龙津中学的老师。接着，董应蒋的邀请，与《申报》主笔陈景韩在奉化溪口和蒋介石夫妇一起盘桓了半个月。1934年董经蒋介石介绍加入了国民党。

1935年冬，董显光因病辞去《大陆报》的职务。嗣后，他接受蒋介石的客籍顾问端纳(William Henry Donald)的劝促^[5]，接受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上海办事处主持检查外国新闻电讯的任命，在上海成立了检查外电的机构，除了日本记者用自己的电台拍发电讯外，英、俄、法文的电讯都得经过检查。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10月，董显光出任军事委员会第五部副部长，负责国际宣传。不久，宣传业务并入党务系统，董改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随着战局的推移，董的工作重心由上海转移到南京、武汉，1938年底到达重庆。董在两路口巴县中学内设立了国际宣传处，由曾虚白任处长，发行了英文《战时中国》月刊。国际宣传处先后在香港、纽约、新加坡、仰光、加尔各答、伦敦、旧金山、芝加哥、华盛顿、巴黎、蒙特雷以及国内昆明等地设立了办事处。规模最大的纽约办事处还组成了发布新闻的中国新闻社，发行英文《现代中国》半月刊，设立广播电台，并组织中国问题讲演处。

珍珠港事变发生后，董显光曾随同蒋介石夫妇访问印度和缅甸。1942年11月，董又陪同宋美龄赴美就医;次年2月，宋出院后作全美巡回演讲，宣传中国抗战，董亦陪同。开罗会议举行时，董又作为蒋介石的随员之一。

这期间，外国记者云集重庆，多次要求准许访问延安，均遭蒋介石的拒绝。直到1943年10月，董显光奉命解禁，但经官方批准的只有爱泼斯坦(Israel Epstein)、福尔曼(Harrison Forman)、斯坦因(Gunther Stein)和白修德(Theodore Harold White)、爱金生(Brooks Atkinson)两批记者前往。董对进步、正直的记者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斯诺(Edgar Snow)、斯特朗(AnnaLouise Strong)、尼姆·威尔斯(Nym Wales，即海伦·斯诺)等所写关于八路军、新四军抗日斗争的通讯、报道，感到难于处理。

1947年5月，董显光在南京就任行政院政务委员兼新闻局局长，曾虚白和邓友德为副局长。新闻局对外国记者电讯的检查，一再受到了外国舆论的指责。《华盛顿邮报》1947年12月26日社评说：“这种检查，控制了消息的来源，是世界上最严紧的检查。”1948年12月20日，董辞卸了新闻局局长的职务。1949年偕其妻赵荫芗迁居台北，担任了中国广播公司总经理兼台北《中央日报》董事长。

1949年8月，蒋介石密遣董显光去香港，与美国第七舰队司令白吉尔海军上将会晤，要求美国政府作如中共攻台愿予台湾以军事和经济支援的保证。白吉尔则建议台湾方面考虑反攻大陆。此后两年间，董经常作为蒋介石的使者往来欧美及日本，进行频繁的游说活动。1952年5月，台湾当局派董出任驻日本“大使”，1956年5月，又调任驻美国“大使”两年多。1971年1月10日董显光在美国病逝^[6]。

董显光留有英文手稿《一个中国农夫的自述》，后在台湾以《董显光自传》为名译成中文出版。董的其他英文著作还有《蒋介石传》、《中国和世界报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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