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康，原名寿金，字授经^[1]，号诵芬主人，江苏武进(今属常州市)人。1867年4月26日(清同治六年三月二十二日)生。其父董介贵为县学生。董康从小过继给曾任广西新宁州吏目的叔叔董莲芳为嗣，因嗣父早故，他从六岁起，仍由生父授课识字，后进江阴南菁书院读书。二十二岁中举人，1898年中进士，授刑部主事。戊戌政变后任刑部提牢厅主事，总办秋审兼陕西司主稿。

1900年，义和团运动起，八国联军侵占北京，董康在城绅推举下，与翰林院侍讲恽毓鼎、刑部主事乔树枬创设“协巡公所”^[2]，维持京城治安。和议结束后，被“钦派”跸路工程、堂子工程监督^[3]。不久，晋升刑部员外郎、郎中。1901年2月参与监斩启秀、徐承煜。

1902年起，董康以候选道资格，先后任法律馆提调兼京师法律学堂教务提调、宪政编查馆科员、大理院刑庭推事、大理院推丞等。期间，曾参考日本律师冈田拟订的《新定法律草案》和薛允升所撰《历朝法律沿革》稿本，编修了一部《宪法大纲》^[4]，于1908年由清廷颁布试行。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他东渡日本留学，专攻法律。

1914年2月董康回国，20日署大理院院长，5月14日充法律编查会副会长，同时兼任中央文官高等惩戒委员会委员长。7月11日，开去兼任，国务院派周树模兼任。8月1日，大理院长改实任。1915年，被袁世凯授为少卿，旋兼法典编纂会副会长。11月，又任全国选举资格审查会会长。1917年11月12日，中央在大理院内设置地方捕获审检厅，董康兼任厅长。次年7月15日，与王宠惠又被调任修订法律馆总裁，曾与徐世昌总统磋商领事裁判权等事宜。

1920年，皖系段祺瑞被直系曹锟、吴佩孚联合奉系张作霖打败，靳云鹏在张作霖推荐下，于8月再任国务总理。11日，董康被靳云鹏任为司法总长。上任后，他为确保司法内部官吏清正廉洁，对湖北夏口地方审判厅厅长邵箴，原在直隶、天津地方检察厅厅长任内，“挪欠公款，屡催未缴”，“藏匿簿册”等枉法行为^[5]，予以免职追究，并申令对在逃的邵箴通缉惩办。1921年5月14日，靳内阁改组，董康仍连任司法总长。7月22日，他鉴于“民事诉讼关系綦重，东省法院，甫经收回，需用尤亟”^[6]，将修订法律馆修正的《民事诉讼法》呈总统同意，提前公布，于9月1日先在东省特别法院区域执行。嗣后，靳内阁倒台，由梁士诒以张作霖为后援，于12月24日出面组阁，因司法总长王宠惠未肯到任，仍由董康署理。并于30日兼司法官惩戒委员会委员长。次年4月22日，辞司法总长，由次长罗文幹代理。

1922年1月26日，财政部发行八厘债券，共9600万元，以偿还内外短期公债。公布后遭长江各督反对，尤其是吴佩孚抨击最力。代总理颜惠庆鉴于各督压力，于2月17日设偿还内外短期公债审查委员会，派董康兼任委员长。接着，董针对“近年财政紊乱”情况，公布对八种不合财政规定弊端进行审查。前任财政总长张弧见势不妙，即于3月7日公布查究方案的当天，逃离北京。经过董康等十余天的紧张查核，结果发现八年公债票内，有重号三百余万;空白债票三百余万，董认为此案皆与前掌财要人有关，一面以查债委员会名义，请地方检察厅预备传票，传审潘复、张弧、张仁普、张训钦、钮传善、陈威等到案^[7]，同时将案交检察厅复审，并于3月22日，将债案公布。历任财政要人李士伟、高凌霨、卢学溥、潘复等，纷纷通电声辩。4月5日，偿还内外短期公债审查委员会开会，对审查中发现的各项债款进行公决，当场通过三十余款，即日由董康将审查情况和通过各案上呈总统。5月13日，审查短债委员会的工作结束，将潘复任内不明用途的款项移交审核用途委员会处理。16日，代理财部的钟世铭，把偿还内外短债八厘债券经过实情全部公布。董康随即于18日提出五条整顿财部的意见：一、财政纷乱宜清理;二、财政人员宜加淘汰;三、借款宜按适中利率;四、国库制度与发行纸币宜统一;五、中交两行宜合并。24日，徐世昌总统命董继钟世铭署财政总长，并于27日兼任盐务署、币制局督办。

董康出任财政总长后，为取信于民，他“首持财政公开，以节减费用为前提”，用“不轻率主张举债”做法^[8]，来博得各方的支持。第一次直奉战争结束后，直系独占优势，迫使总统徐世昌去职。6月11日，直系迎黎元洪复总统位。接着，黎命颜惠庆重新组阁，董康继任财政总长，并兼全国烟酒事务署督办。16日，他召集主管总税务司的英人安格联(Francis Arthur Aglen)、史国伦等在外交部大楼，召开救济财政会议。议决从关盐抵债中，每月合助政府100万元。7月7日，董康又与颜惠庆、顾维钧一起，与使团商量延长庚子赔款付款时间。7月15日，由陆军、内务、财政、农商等部职员组成的八百余人索薪团到国务院索取欠薪，当时阁员正在开会，阁员们见势不妙，相继离去，董康因避走不及被愤怒的索薪者殴伤。董对这种“暴力劫持，施于个人”的行为非常愤慨，除要求惩办为首者曹元森等外，同时三上辞呈，坚请黎元洪总统“另择贤能”^[9]。8月5日，黎令唐绍仪出面组阁，同日董康辞财政总长。

1922年8月12日，阁议决定派董康与周自齐赴欧美考察商务实业。24日，他以调查商务、实业的工商专使身份前赴欧美等国考察。在法国期间，他曾到国家图书馆“敦煌室”研究，并抄录了有关我国唐代的法律史料，收获甚丰。1923年初回国后，接代理大理院长余棨昌职。2月3日，黎元洪委他出任法权讨论委员会副委员长，所遗院长由余棨昌继任。同年秋董移居上海。

1924年春，上海总商会、律师公会、银行公会等团体，以租界居民受制于会审公廨的不良司法现状，推董康、李祖虞、赵锡恩、陈霆锐四人，于5月23日赴京，会谒外交司法两部，主张对会审公廨无条件收回。8月9日，北京政府外交部将所拟收回公廨办法方案，送达美驻华公使舒尔曼(Jacob Gould Schurman)。随后派董康任上海各法团运动收回公廨代表，到上海负责磋商事宜，筹设上海特别法庭等。他空暇研究法律，在《法学季刊》上发表《前清法制概要》等文章。是年，与王宠惠同被东吴大学校长刘伯穆赠予该校法科法律博士学位。以后即在东吴大学授法律课。

1925年，江苏省部分省议员，因对省库积亏三千余万元产生不满，组织监算交代委员会，推董康为执行部长，负责审查韩国钧任内的财政开支。翌年夏，王开疆在法租界蒲柏路发起创办上海法科大学，董与章太炎被推任校长。旋章太炎辞职，王开疆因故他去，董康鉴于“校务重大，独力难支”等因^[10]，邀王正廷、于右任、陈陶遗、褚辅成、钱新之等组织董事会，谋求学校发展，由褚辅成任董事长。

1926年9月，国民革命军北伐进入江西，与孙传芳部发生激战。奉鲁军决定南下援孙，董康坚决反对。他以江浙和平代表的身份，于10月20日前往江西，向孙传芳“陈述人民希望息战”的愿望，并“力劝早日回宁坐镇”^[11]。31日，董康回到上海后，为了联合更多的人来阻止战争，与张一麐草拟和平电文，送达天津请黎元洪、张绍曾，北京王士珍、赵尔巽等数十人署名发表，劝孙等“勿以外力酿内争，勿以内争召外侮，勿以军民为草芥，勿以国土为棋局”^[12]，希望通过召开“国民会议”，各派全权代表，协商解决收束军事时局。

同年11月初，孙传芳在江西战败，秘密潜往天津向张作霖求援。董康为阻止奉鲁军南下，与朱叔源、王绍鏊等发起成立新苏公会，划苏省为“民治区域”^[13]。随后与全浙公会、全赣公会接洽联络，于28日召开三省联合会委员会议，董被推为主席，会上一致通过了反对奉鲁军南下议案，致电张作霖，“严令鲁军撤回原防”^[14]，并通电三省，痛斥“军阀以驻防形式占领地盘”，是“民治前途之最大障碍”，指出这种“武力割据现象”，不根本铲除，“必使民国统一，破坏殆尽”^[15]。12月2日，皖苏浙三省联合会针对上海市民“组织上海特别市，划淞沪为永不驻兵区域”的要求，推董康、袁希濂、沈钧儒等为特别市制大纲起草委员。19日，新苏公会向江苏各银行宣布“孙传芳勾引暴军、蹂躏吾省”罪状，警告各银行不可“再予贷款”，并对江苏财政厅长李耆卿指明“自孙传芳投奉之日始，以后如发现尊处有订结银行借款，及包出各业认税等项，勾结拍卖种种行为”^[16]，皆由李个人负责。23日，孙传芳下令上海戒严司令李宝章、淞沪警察厅长严春阳取缔苏浙皖三省联合会、新苏公会、全浙公会、全赣公会，并有“缉拿委员，格杀不论”^[17]密令，董康避居日本。

董康在日本曾冒名书贾沈玉声，往来京都、东京之间，访求古书，凡遇贮藏旧刊孤本及旧本小说，仔细地记录了其版式内容^[18]，后结合平时日常应酬，著成《书舶庸谭》(又名《东游日记》，1930年5月大东书局石印本)四卷。

1927年5月董回国，继任上海法科大学校长。数月后辞职，由褚辅成继任校长。接着，董康在上海担任律师职务，兼东吴大学法学院院长。1931年罗文幹任司法部长期间，先后聘董康任国民党法官第二、三届训练所教务主任、所长。同年2月22日及9月10日江苏保卫委员会和国民政府法官初试典试委员会成立时，又担任委员。后应日本法学界的邀请，曾前往日本主讲中国古代刑法。由于日本法学界的推崇，董被誉为当时中国法学界的权威。在参加法官训练所第二届人员中，“莫不以出其门墙为荣”^[19]。自1932年7月第三届法官训练班起，开始增设《中国古代刑法研究》，由他主讲。1933年冬，董康重返北平，担任北京大学法科、国学研究所教授。著有《前清法制制度》、《追记前清考试制度》、《民法亲属继承两篇修正案》、《中国法制小史》、《秋审制度》(第一编)等。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的“七七”事变爆发。华北沦陷后，日本特务机关长喜多诚一，在物色靳云鹏、吴佩孚、曹汝霖等北洋要员出来组织华北伪政权未成的情况下，去上海找王克敏北上作傀儡。王克敏即纠集他熟稔的董康参加伪政权。是年12月14日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北平居仁堂成立，董康任常务委员，并于1938年1月1日出任伪临时政府司法委员会委员长。1940年3月29日，伪临时政府并入汪精卫组织的汪伪国民政府，董改任“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6月7日，王克敏辞职，董康随即亦辞任。嗣后，董因病住进东交民巷的德国医院治疗。抗战胜利后，戴笠指挥军统局于10月6日，在原伪政权任经济总署督办的汪时璟家中，以宴请华北高级汉奸的名义，将出席者逮捕。董康因病未能前往，以后他屡持医院证明，一直未收审处理，直至1947年在医院病卒。

董康除从政活动外，对古剧、词及版本目录学颇精。平时，他随处留意搜集古剧书籍。先在北京买得《乐府考略》抄本四函，后在上海盛宣怀藏书处借抄了32册《考略》抄本，再加在日本避祸期间抄得的八十余篇《考略》，参考《扬州画舫录》所载黄文旸《曲海总目》，相互勘正，排比校订，纂录了一部《曲海总目提要》(46卷)。此书被誉为中国所有记载剧本书中最详细的一部。他还著有《课花庵词》、《曲目韵编》、《嘉业堂书目提要稿本》;辑有《千秋绝艳图》、《读曲丛刊》(七种)等。除此，董康刻书甚多，且都为海内孤本。刻有《诵芬室丛刊》(初编、二编共100册)、《石巢传奇》(1919年刻)、《五代史平话》、《吴梅村年谱》、《铁琴铜剑楼书目》(十卷)、《皕宋楼藏书源流考》(光绪丁未刻)、《盛明杂剧》(60种)及毛西河详本《西厢记》等，都为学界所倚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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