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文江，字在君，江苏泰兴人。1887年4月13日(清光绪十三年三月二十日)出生在一个富绅的家庭里。五岁入塾读书。十五岁时，得到泰兴知县龙璋的赏识，拜龙为师，在龙的鼓励下，去日本留学。但他在日本一年多，没进什么正式学校，曾一度参与《江苏》杂志的编辑工作。由于受到同乡，当时在欧洲游学的吴稚晖等人的劝促，于1904年3月，离开日本到英国去留学。他先在英国东部一个名叫司保尔丁的村镇读中学;两年后，考入剑桥大学，但只住半年就因故辍学了。他趁此机会到欧洲大陆游历了一番。1908年，他考入格拉斯哥大学，学动物学和地质学。

1911年4月，丁文江毕业回国。他为了游历和考察内地情形，从越南海防上陆，乘滇越路火车入云南，经黔、湘、鄂等省，7月才回到家乡。这次穿越西南的旅行，为他后来做西南地质考察工作积累了经验。他在家没有待多久，就赶往北京去参加游学毕业生考试，清廷赏给他“格致科进士”。辛亥革命爆发时，他的家乡颇有震动，他“倡编地方保卫团”^[1]以维持地方秩序。

1912年，丁文江在上海南洋公学任教，写了一本作为“民国新教科书”《动物学》，于1914年出版。

1913年2月，他到北京就任北洋政府工商部矿政司地质科长。当时地质工作还不被人们重视，地质科几乎无事可办。北京大学原有地质门，因招不到学生而停办了。丁文江便把北大地质门的图书标本等借过来，为工商部办了个地质研究班，次年，改称地质研究所，由地质学家章鸿钊任所长。丁文江和稍后回国的翁文灏都在该所讲课，丁担任讲授古生物学。1913年至1914年，丁奉派先后到山西和云南作地质调查。他在云南除调查锡、铜等矿产外，还调查了金沙江水道，并注意搜集人类学的材料。1916年，北京大学从地质研究所收回自己的图书标本，续办地质系。这时，丁文江又为农商部(原工商部与农林部合并)创办了个地质调查所，他自任所长。

1918年底，他随梁启超、蒋百里等，以半官方的身份，到欧洲考察战后形势，兼充中国出席巴黎和会代表的会外顾问。1920年初，他经由美国回国。在美国时，他为北京大学聘请了葛利普(A.W.Grabau)作地质系教授。此人来华后，除任北大教授外，长期兼为地质调查所主持古生物的研究工作，一直到他病逝为止，为中国地质学和古生物学的发展贡献了力量。

1922年，丁文江参与发起成立中国地质学会。是年，他与翁文灏合著的《第一次中国矿业纪要》一书出版。不久，因家累太重，丁文江不得已辞去地质调查所所长的职务，就任官商合办的热河北票煤矿公司总经理。但他作为地质调查所的顾问，仍参与该所的工作，他一直是该所创办的《中国古生物志》的主编。

丁文江自欧游归国后，与胡适等英美派知识分子，紧密地联在一起。由于他们都在海外留学多年，都深受资产阶级政治和文化思想的熏染，所以同气相求。1921年5月，胡适、丁文江等集议成立性质秘密的“努力会”。1922年5月，他们在北京办起《努力周报》，以“学者”的身份发表政治言论，大力鼓吹“好人政府”等和平改革的政治主张。丁用“宗淹”的笔名，发表了许多篇政治论文。1923年8月，他在《少数人的责任》这篇很有代表性的文章中说：“我们中国政治的混乱，不是因为国民程度幼稚，不是因为政客官僚腐败，不是因为武人军阀专横，是因为‘少数人’没有责任心，而且没有负责任的能力。”他宣称：“只要有少数里面的少数，优秀里面的优秀，不肯束手待毙，天下事不怕没有办法的。”“中国的前途全看我们‘少数人’的志气。”^[2]这里充分表现了这些英美派知识分子的改革思想以及他们自我夸张的高傲态度和强烈的干预政治的欲望。

1923年2月，丁文江与张君劢掀起了一场颇为轰动的所谓“科学与玄学”的论战。在这场持续半年多的论战中，丁文江以马赫主义的经验论来反对张的直觉主义的唯心论，并斥张为“玄学鬼”。虽未能彻底“克敌制胜”，但在世界性的保守主义回潮的情势下，在中国维护了科学的地位。

1925年，上海发生五卅惨案，在全国人民反帝爱国运动的高潮中，丁文江与梁启超等发表了一个宣言，反对持续罢工、罢课、罢市，主张与帝国主义实行所谓“友谊的磋商，同情的谅解”，受到一部分人的批评。由他主稿的一篇英文文件，专门向英国人介绍“五卅”的经过和中国人的基本要求，在英国社会发生了一定的影响。

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奉系军阀势力伸张到苏、皖和上海，引起江苏大资产阶级的反感。丁文江参与他们“驱奉救苏”的秘密运动。1925年7月，他到上海与刘厚生等细谈奉军入苏后的情形，然后到岳州去见吴佩孚。回到上海后，又应邀到杭州去见孙传芳，商量驱奉问题。10月，孙在杭州组织五省联军，分五路出兵讨奉，一个月就把奉军赶走，从而据有了东南五省的地盘。丁认为孙的军事实力可为他施展政治抱负的凭借，于是决定靠近孙。1926年初，他辞去了北票煤矿公司总经理的职务。2月，为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丁文江是中国委员之一)的事南下。当时，孙传芳为了一面讨好帝国主义，一面笼络江浙资产阶级，设立了淞沪商埠督办公署，自任督办，要搞什么“大上海”的计划，便请很受外国人欣赏的丁文江出来干这件事。是年5月，孙正式委任他为淞沪督办公署的总办。在他任总办的半年多时间内，孙传芳数次封闭上海总工会、学生总会及其他许多进步机关，禁止群众爱国运动，大肆逮捕进步学生，残酷镇压了上海第一次工人起义。丁文江就任总办一个月，国民革命军就从广东开始北伐了。当北伐军席卷长江一带时，丁见势不妙，赶紧于1926年年底辞职，次年避居到大连。丁文江在总办任内所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是收回“会审公廨”。

丁文江作为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的中国委员，与胡适一起，陪同来华的英国委员卫灵顿(V.Willingdon)等先后在上海、南京、杭州等地进行调查，为时两个多月。他出任孙传芳的总办，曾与卫灵顿详细商量过。由于就任总办，他没有参加全部调查活动，也没有赴英参加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的全体会议。但由于他与胡适等长期担任此职，并且还在管理美国庚款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担任过董事和秘书等职务，所以能在文化教育界发挥重大的影响。

丁文江在匿居大连期间，编写了《徐霞客年谱》，整理了《徐霞客游记》，于1928年合在一起出版。是年夏，丁到广西去作地质考察。当时国民党政府铁道部托他踏勘计划中的川广铁路线，广西地方政府也请他帮助探察矿产。11月他到上海，不久，回到北平。1929年，由地质调查所组织力量，再度进行西南地质调查，丁任总指挥，他接受铁道部资助，一面探察矿产，一面继续调查川广铁道的路线，至1930年夏，才结束工作，回到北平。1931年秋，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聘他为地质系研究教授。

“九一八”事变后，丁文江与胡适、蒋廷黻等一起专事研究对日妥协的问题，准备向蒋介石统治集团献策。1932年，丁与胡适邀集蒋廷黻、傅斯年等，决定创办政治刊物《独立评论》。该杂志于1932年5月在北平出版。丁先后发表政论文章二十多篇。他主张“遇有机会”就赶紧“与日本妥协”^[3];他认为中国没有抗日的可能，“对日宣战，完全是等于自杀”^[4]。他歪曲列宁对布列斯特和约问题所采取的保护革命的策略，提出“华北是我们的乌克兰……云贵是我们的堪察加”，“大家准备退到堪察加去!”^[5]他在《独立评论》上曾极力宣扬所谓“新式的独裁”政治。他还发表了一系列反共文章。在《评论共产主义并忠告中国共产党员》这篇文章中，他攻击马克思主义，要求中国共产党放弃暴力革命。

丁文江的拥蒋反共立场和对日妥协的主张，很投合蒋介石的胃口。1933年3月，长城抗战紧急，蒋亲自跑到保定布置退却。3月13日，蒋特邀胡适、丁文江等会见。之后，胡、丁等回北平又与何应钦会见，密商对日妥协问题，5月，便出现了“塘沽协定”。

是年8月，丁文江和葛利普(A.W.Grabau)、德日进(T.De Chardin，法籍学者)去美国参加第十六届国际地质学会。回国时，途经苏联，作了一个多月的参观访问。回国后，曾在《独立评论》上陆续发表了十多篇《苏俄旅行记》。其中除了记述他参观经历和一般印象外，也表明了他对当时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满。

1933年，丁文江与翁文灏、曾世英主编的《中国分省新图》由申报馆出版，次年他们又合编了《中华民国新地图》，也由申报馆出版。

1934年6月，丁文江辞去北大教授的职务，接任中研院总干事。1935年12月初，他受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委托，前往湖南为粤汉铁路调查煤矿，并为准备内迁的北方学校寻觅校址。当时国民党政府曾酝酿请丁文江出任铁道部长，丁尚在犹豫未决时，于12月8日夜在衡阳煤气中毒，并发生脑中枢血管破坏，遂移往长沙救治。1936年1月5日于湘雅医院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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