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默邨，原名丁聚川，又名勒生、时政、竹倩。1901年生于湖南常德市大高山街。其父略通文墨，以缝纫为生，兼裱字画，家道小康。丁幼时就读省立第二师范附属小学，毕业后未能考入中学。时值五四运动，丁默邨只身来到上海，通过学生会开始参与政治。1921年秋，在上海受施存统赏识，参与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活动。

1922年春，丁默邨持团组织介绍信回长沙，与中共湖南支部取得联系后，被派往常德省立二师组建团组织。他首先邀请蒋希清、严正谊等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此后又筹建常德团组织，丁默邨自任组长。1922年6月，团员发展到三十五人，小组扩大成社会主义青年团“常德地方执行委员会”， 1922年10月13日，丁默邨担任团书记。1923年4月，团“常德地方执行委员会”改选，丁默邨失去书记一职，为此愤愤不平，后出走到上海^[1]。1924年加入国民党。

1924年，丁默邨担任广东国民革命军政治部训练工作，后又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政治部主任秘书、汉口特别市政府处长、参事。1930年，转任特工，表面是明光中学校长，实际上直接领导一个直属情报小组，出版《社会新闻》，攻击共产党人和汪精卫。1934年，受国民党元老陈立夫举荐，担任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本部秘书兼第三处(即邮电检查)处长，陈立夫任局长，丁当时地位与戴笠(二处处长)、徐恩曾(一处处长)并驾齐驱。

1938年8月第三处被撤并，原综合性之调查统计局裁撤，该局第一处改组为日后之中统局，第二处改为日后之军统局。在中统与军统分离过程中，丁默邨未获新工作，仅在“军委会”中挂了个少将参议的空衔，气恼之下，1938年秋，以“治病”为借口赴香港。1938年底由香港逃往上海日占区投奔日伪。1939年1月，丁默邨参加了李士群组织的特务机构。1939年2月，日本大本营特务部长土原肥贤二为扑灭上海抗日力量——“蓝衣社”及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表示要组织一支特工队伍，丁默邨丰富的特工经验被日本人选中，与李士群合作组建“特工总部”。

1939年3月，“特工总部”搬到沪西地区的极司菲尔路(现万航渡路)七十六号。土肥原贤二及大本营陆军部军务课长影佐祯昭^[2]派晴气庆胤^[3]给予指导，由大本营参谋总长下达《援助丁默邨一派特务工作的训令》。“特工总部”逮捕和杀戮重庆方面爱国同志，是压制民众组织的抗日活动的日伪秘密机关，其中住有大量日本宪兵和警察。警卫总队长由李士群的亲信吴士宝担任。日本人每月给丁默邨三十万法币，因此他仍然直接受日本宪兵指挥^[4]。 1939年8月，汪伪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丁默邨被推选为伪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兼特工总部主任，李士群任副主任。丁与汪精卫合流，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抗日志士。七十六号有“魔窟”之称号，丁默邨被国人称为“丁屠夫”。

1939年8月，中统陈立夫派赵冰谷到上海，劝说丁默邨向中央输诚不成功，赵冰谷反被李士群扣留，两个月后被放回重庆。1939年底，国民党中统为了暗杀丁默邨，派出女间谍郑苹如，实施“美人计”^[5]。第一次行动，郑苹如引丁默邨到她家做客，并安排狙击手等候。丁突然改变主意，掉头离去。第二次行动，郑引丁到预先已埋伏好杀手的上海静安寺路戈登路口西伯利亚皮货店。不料被丁默邨看出破绽，乘车逃脱。第三次，郑苹如不甘心失败，驱车到七十六号，被丁的亲信扣押，后被杀害。1939年，上海因租界关系，前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仍然执行国民政府法令，拒绝参加汪伪的“和平运动”，汪伪特工总部杀害了该院刑庭庭长郁华和钱鸿业等国民党法院职员，“杀鸡儆猴”，以示警戒，而与担任副主任的丁默邨脱不了关系^[6]。1940年1月，周佛海和丁默邨谈特务发展问题，认为目前缺乏者不在经济而在人才;局面日益发展，人才更不敷支配。丁默邨向周佛海提议江北各路司令人选^[7]。1月27日，汪精卫、梅思平和周佛海商组“国民政府还都筹备委员会”，丁默邨作为十一个委员之一，担任运输组组长^[8]。

1940年2月，丁默邨和李士群两人围绕人事任命问题矛盾重重，关系极不融洽，最后矛盾爆发在警政部长的任命上。1939年12月30日，汪精卫与日本梅机关签订了《关于中日新关系调整协定书》，其中《秘密谅解事项》第一条规定：在汪伪政权成立后，伪维新政府将予取消，但主要人物的面子和地位，须加以考虑^[9]。汪精卫、周佛海内定由丁默邨担任伪警政部长，李士群任次长。李士群立即找到周佛海，公开反对丁默邨任警政部长，自己要求任该职务。后来周佛海提议，警察和特务分开管理，特务由他直接负责，丁默邨表示同意，可是李士群不同意。其中日本的晴气庆胤和塚本支持李士群，最后汪精卫无奈之下，由周佛海任警政部部长，邓祖禹任常务次长，李士群任政务次长，丁默邨另行安排，至此埋下了周佛海和李士群、丁默邨和李士群的矛盾的隐患。1940年3月，丁默邨任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伪军事委员会委员、伪行政院社会部部长，掌管社会福利工作。1940年12月28日，周佛海将警政部事务移交给李士群。

丁默邨与周佛海是湖南同乡，与中统关系密切，面对李士群与丁默邨的矛盾，周佛海常常找丁默邨谈话，希望社会部与特工总部紧密合作。1940年12月1日，周佛海告诫丁默邨，以气量宽宏……第一须泯除所谓改组派及CC之畛域，第二CC之中尤不宜分门立户等。实际上，周佛海是站在丁默邨一边，对于李士群则很不满。“默邨对余(周佛海)忠实，余非不知，惟因器小多疑，致同志中对渠(丁默邨)不谅解者极多，如听其自然，实对默邨不住。”“晚士群来谈问题甚多，觉其政治上认识不清;就明大义、识大体一点观之，尚觉不够，殊为憾事。”丁默邨和李士群的摩擦，离不开日本特工的支持，其中川本芳太郎支持丁，晴气庆胤支持李，而影佐祯昭苦于应付两人的争执^[10]。1941年李士群当上了汪伪清乡委员会秘书长、“剿共救国特工总部”负责人和伪江苏省省长等要职，周佛海接到军统的除奸令，制定了利用日本人除掉李士群的计划。由周佛海主持，丁默邨从旁协助，华中宪兵司令部特科科长冈村少佐帮忙，1943年9月6日毒杀了李士群。

1940年夏和1941年夏，丁默邨先后在南京成立社会事业协会和农村福利协会，进行社会和农村福利工作，救济贫民和难民的生活，调查民运情形。1941年2月1日，丁默邨出席南京的伪东亚联盟总会创立会，并担任社会福利委员会主任委员。此时上海工潮不断、租界华董改选、上海总商会改选，问题层出，影佐祯昭对丁默邨渐感不满，下令停止川本芳太郎与丁的联系^[11]。1941年8月，丁默邨担任社会运动指导委员会常委，周佛海任委员长。1941年9月，调任伪交通部部长，任职期内，收回了一些铁道、轮船、航空等日方公司，保全邮局，维持通邮通汇，改进公路、革除交通行业的腐败。

1942年夏，赵冰谷再次来上海，与丁默邨联络。丁默邨在1942年1月给重庆政府写了自首书，开始向重庆靠拢。之后，丁默邨受陈立夫指示，离间汪精卫和李士群、汪精卫和日本人的关系。1943年、1944年陆续派赵冰谷来上海，要求丁默邨和周佛海掩护协助，在南京、上海设立电台，以与中统局联络、提供情报之用。

1943年2月，丁默邨改任伪社会福利部部长。任内发表《岁首感言》一文，主张惟有大东亚战争胜利，东亚民族才得解放，夸大日寇战功，鼓吹整军建军，加紧训练青年等通敌行为暴露无遗，成为日后罪证^[12]。1943年5月1日，丁默邨和南京市长周雪昌为救济华北四省灾荒，在南京联欢社召集河南、河北、山东、山西各省代表等商讨并组织华北急救会，决定在苏州、上海、杭州、蚌埠及其他各重要地区设办事处。在运输赈灾用品方面，要求日本各驻华机关给予协助^[13]。5月19日，丁默邨呼吁上海各界尽力筹赈，通过京戏大会串、足球义赛和跑马义赛来筹募款项，并向上海市民提倡“节约”和“救灾”^[14] 。6月，丁默邨对《申报》上“节宴公约”表示赞成，并发表“简单朴实为荣，奢侈虚靡为辱”等谈话^[15]。担任社会福利部长后，丁默邨在新国民运动公务人员及青少年团暑期集训营上，发表了《战时社会政策》，认为战时社会政策重要，设立社会部，由政府和民间分别举办社会福利事业，提出“民间之力，造福民间”、“地方之力，造福地方”^[16]。后在《申报》上发表了《社会福利与社会政策》^[17]。

1944年12月27日，汪精卫死亡，汪伪政府人事大调整。1945年1月，丁默邨担任汪伪国防会议秘书长兼任伪政治保卫部副总监，其中总监由国防最高会议主席陈公博担任，副主席由周佛海担任。

1945年5月底，丁默邨调任伪浙江省省长兼党部主任委员，伪杭州绥靖主任及伪浙江省保安司令等职。他担任“浙江省省长”后，取消了清乡机构，分期分区取消了浙江各区的封锁线，撤除了所有各地封锁用的竹篱笆;统制物资，组织物资运销管理处，把民财供给日军。在杭州市各城门，夏季每日6时即行锁闭，丁默邨改杭州市城门关闭为8时，入西湖游览者展至夜间11时，一定程度上方便了市民。另外，平抑物价，原来杭州米价涨至每石伪币九十万以至百万元，丁默邨到浙江后，设法输运物资，平抑物价至每石伪币四十万元以内，较附近其他地方低^[18]。在浙江省省长任内，每周以伪省党部名义，印制大量宣传品，如“大东亚主义”、“轴心国必胜”等口号，分发各伪市县党部^[19]。

日本投降后，因其战时曾向重庆国民党政府输诚，因此被任命为浙江省军事专员。丁默邨委托军委会东南工作团主任赵冰谷、第三战区联络专员萧伯威携同“反共剿匪”(匪在本文中是指浙江的中共游击队)计划，专程去见顾祝同，投靠国民政府。1945年春，丁默邨在浙东扫荡了茅山中共游击队，6月又进剿浙西地区，肃清吴兴、德清一带的中共游击队，恢复浙江地方的水陆交通，维持浙江沦陷区及沪杭沿线一带之治安。协助中央接收伪军方面，他交出其所属全部兵权——有五个师、五个团和十五个直属大队，合计兵力共约二十五个团，使江浙东南方为国民党军队控制^[20]。1945年夏，丁默邨曾计划勾结日寇特工中岛信一，计划组织突击总队，等国民党军队在浙东一带登陆时，实行游击战，牵制国民党军队。后接受国民党中央指示，前往浙江控制伪军做内应，维持治安，等待国民党军队反攻及美军登陆。

1945年9月30日，丁默邨和周佛海等人由军统戴笠陪同，从上海飞往重庆，被幽禁于嘉陵江畔的“白公馆”，享受着优裕的生活待遇。可惜好景不长，1946年3月，戴笠撞机殒命。9月16日，国民党当局迫于国内舆论的强大压力，不得不开始“审讯汉奸”。先用专机将周佛海、丁默邨等由重庆押解到南京，关在宁海路军统局看守所，后又移至国民党首都高等法院老虎桥监狱。9月21日，首都高等法院检察处开始侦讯。25日，丁默邨递交了万余字的《自白书》，详细叙述了他自首经过，设法为自己开脱罪责，逃避惩罚。可是，在经过四次侦讯和调查，11月11日高等法院检察处对他提起公诉。

1947年2月8日，首都高等法院作出了判决：丁默邨共同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处死刑，剥夺公权终身，全部财产除酌留家属必须生活费外没收^[21]。1947年7月5日，丁默邨在南京老虎桥监狱里执行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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