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贵堂，字荣阶，1891年12月20日(清光绪十七年十一月十八日)生。祖籍山东黄县，先辈闯关东，在辽宁海城丁家堡子落户。祖父丁有柏为大车夫;父亲丁希官以自做自卖豆腐为业，并租佃土地耕种。丁贵堂童年帮助父兄务农，牧牛放猪。由于家中三代文盲，其父下决心送他求学。丁十岁入塾，继在本县三育学堂、两等小学堂就读，敏而好学。他亲身感受到日本、俄国帝国主义对东北的侵略，逐渐形成爱国思想，具有正义感。1910年他在奉天高等学堂毕业后，曾在奉天东关两等小学堂执教，其时周恩来在该校求学^[1]。1912年春，他考入奉天法政学堂;两月后，转考入北京税务专门学校，苦读4年。毕业后于1916年7月被派到安东海关任见习，翌年8月经过考核升为最末级帮办，开始了他整整46年在海关工作的生涯。

1919年秋，丁贵堂调到北京，在总税务司署做打字工作，四年后为汉文科帮办。我国海关自鸦片战争后，关税自主权、海关行政管理权、关税收支权等，均被英、美、法、日等帝国主义国家陆续攫夺，统管全国海关的总税务司及各关税务司、副税务司皆由这些国家派遣的外籍人员担任，我国海关大权完全被垄断了，在海关工作的中国人员，备受外籍人员的歧视和欺凌。丁贵堂到海关工作后，不堪忍受他们蔑视我国主权的跋扈行径，几次与之争吵。丁曾联合总税务司署的中国人员与外国人交涉，据理力争，方获得了房租及煤贴。

1927年春，丁贵堂调上海江海关任汉文秘书。是年4月，蒋介石发动政变后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英美为支持国民党统治，声称将海关行政权逐步交还我国，总税务司署隶属财政部关务署。但是，总税务司仍由英人梅乐和(Frederick William Maze)“代理”，税务司、副税务司等高级职务亦仍由外人充任。这年，江海关中国员工发起组织海关华员联合会，以“提高职权，改良待遇”相号召，开展争取中外关员平等待遇的斗争，丁为该会组织部员。在斗争中，丁主张用和平说理的办法，而不用罢工或其他暴动手段，认为那些手段既为国民政府所不容，若失败，会使洋员更加凶残。在广大员工坚持斗争下，海关当局被迫提升数名华员为“代理副税务司”以资敷衍，丁贵堂升为江海关代理副税务司，仍做汉文秘书工作。

1929年初，国民政府财政部关务署在南京举行海关关制审查会议，丁贵堂和其他爱国人士为挽回海关行政管理权及提高华员地位待遇，在会上据理力争，取得了中国关员和外籍关员原则上的平等待遇和地位，并规定以后海关行政部门停止招收外国人，在一定程度上开始削弱外国人的垄断权势。同年，梅乐和实任总税务司，丁贵堂在总税务司署任汉文科代理税务司，次年初实任汉文科税务司。他对海关一切事务，力争必须由关务署同意后方可执行，避免外员多头干预，以维护海关主权;同时，他对海关的报关单和其他统计报表均加列汉文，打破了单用英文的惯例。

1934年4月，丁贵堂升任总税务司署总务科税务司(相当于秘书长)。这项职务历来由英、美人充任，“九一八”事变前夕始由日籍关员岸本广吉充任。“九一八”事变后中日关系恶化，岸本返国，丁在全国人民抗日怒潮中继任总务科税务司。但是国民党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后，日本政府一再要求岸本复职。是年底，丁贵堂被迫改任不管科税务司。1935年春，丁被派为考察欧美关政特派员，出国7个月。9月返国后，任总税务司署汉文科税务司。

“九一八”、“一二八”事变后，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丁贵堂爱国热情高昂。他对家乡东北的沦亡十分痛心，对十九路军在上海英勇抗战非常敬佩。他曾联合在上海的海关高级华员张勇年等人，通电号召全国海关员工向抗日军队捐献慰劳金。在他们的倡议下，全国海关的中国员工自1933年起，按月捐献薪金的5%，慰劳和援助英勇抗日的十九路军、东北义勇军和冯玉祥、吉鸿昌、宋哲元在华北的抗日部队;阎宝航、高崇民等人主持的东北抗日救国会也得到了资助。丁同情和支持东北进步人士和流亡学生的爱国活动，常予慷慨资助，并热情接待杜重远、阎宝航、高崇民等人住在自己家中。丁贵堂对宋庆龄和斯诺、艾黎等创导的“工合”运动，亦予以赞助和支持。以后他还带动海关员工开展捐献活动。抗日战争爆发后，八路军平型关大捷，丁请阎宝航交1万元给八路军办事处;以后又拨款两万元支援新四军。

1937年11月，上海失陷，租界成为孤岛。丁贵堂筹划将总税务司署内迁重庆，但为日本侵略者所阻。总税务司署曾把华北日本侵略军进出山海关和长城各口的情况密电报告重庆国民政府。日军在发动太平洋战争后进占租界，在天津海关发现此项密电副本，认定是间谍行为，于1942年3月逮捕丁贵堂及副税务司张勇年等人。虽遭严厉审讯，辱骂殴打，丁始终表示系按政府明令办理，拒不承认是间谍行为。一个月后释出。是年底，丁佯称患病告假去东北老家养病，毅然离别妻室子女离沪，在河南商丘穿越日伪封锁线，辗转抵达重庆。

1943年3月，丁贵堂在重庆任总税务司署秘书长。6月，总税务司梅乐和辞职，丁被派为代理总税务司，是为中国关员第一次执掌海关领导权。但为时只2个月，国民政府财政部即派美国人李度(Lester Knox Little)为总税务司，任丁为副总税务司。10月，丁到新疆筹设海关，于翌年2月在迪化(今乌鲁木齐)设立迪化关，丁兼该关税务司;嗣后并在中苏边境塔城、伊宁、霍城、和阗等地设立了关卡。

抗战胜利后，丁贵堂被派为上海财经接收委员，并兼江海关税务司及上海浚浦局局长，负责接收总税务司署、江海关和浚浦局。他洁身自守，与当时众多之国民党“劫收”大员截然不同。1946年冬，李度调丁回总税务司署，而另派英国人白立查(E.A.Pritchard)为江海关税务司，以控制这个东方和中国第一大口岸。丁贵堂力主江海关税务司一职应由中国关员担任，但李度得到宋子文和国民党政府关务署长张福运的支持，独断专行，仍命丁向白立查交卸。白立查不久患肺癌死去，江海关税务司一职始由中国关员充任。

由于国民党统治集团仰仗美英帝国主义的援助，盘踞在海关的帝国主义分子盛气凌人，肆意凌辱和欺压我国员工，上海区海关员工会曾先后五次发动怠工、罢工，丁贵堂始终表示同情，但劝说罢工工人“应当适可而止，不可弄的太大了难以收拾”^[2]。李度曾调来国民党特务、军警企图武力镇压，丁贵堂等从中斡旋、阻止，力免酿成流血事件。

在人民解放战争取得三大战役胜利的形势下，国民党统治集团军政人员纷纷逃往广州、台湾;海关许多人员亦惶惶不安，以丁贵堂之行动定去留。丁在中共地下组织和民主人士的团结、教育下，决心留守江海关，设法保护关产和档案，期望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实现自己收回关权的愿望。1949年春，丁毅然宣布决定留沪，敦促李度电令各关不得撤退，不得运走档案，不得汇走税款。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统治集团从广州、台北几次电令丁将当时远东最大的挖泥船“建设号”开往台湾;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又下令征调海关和浚浦局的数十艘缉私艇和挖泥船。丁贵堂在中共地下组织领导和海关广大员工的支持下，托词“船只要修理”、“人员要补充”、“材料要添置”而予以拖延，尽力保护关产。汤恩伯十分恼怒，曾下令逮捕丁贵堂;由于解放大军兵临城下，汤仓促逃跑，丁得免于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均被取消，海关实现了完全的独立自主，丁贵堂无限兴奋。他积极协助上海市军管会接管总税务司署、江海关和浚浦局。1949年9月，他参加了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担任海关总署副署长、海关管理局局长，主持人民海关的建设，不遗余力。由于丁贵堂熟谙海关事务，毛泽东曾直呼他为“丁海关”。他还当选为第一、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62年11月21日丁贵堂病逝北京。

参考文献

• 对外贸易部海关总署研究室编：《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科学出版社、中华书局出版。
• ［美］威罗贝：《外人在华特权和利益》，三联书店1957年版。
• 丁耀珍、丁耀璞、丁耀瑛、丁耀琳：《纪念父亲丁贵堂》，《光明日报》1982年12月29日。
• 《丁贵堂》，戚再玉编：《上海时人志》，展望出版社194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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